Text  1  考考译文

    有许多事情使人们认为艺术家离奇古怪。但是最怪异的事情可能是，艺术家的惟一工作是探索情感，而且喜欢关注那些负面情感。

    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的。诸如绘画和音乐这样的早期艺术形式最适合于表达喜悦之心。但是从大约19世纪后，随着我们从英国诗人渥兹华斯的水仙花到法国诗人波多雷的邪恶之花，更多的艺术家开始把幸福视为毫无意义的、虚伪的，甚至是令人厌倦的。

    你可能会辩解说，艺术对幸福更为怀疑，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目睹了如此众多的苦难。但是这并不是说，好像以前就没有无休止的战乱、灾难及对无辜者的屠杀。事实上，艺术对幸福怀疑的原因可能恰恰相反：在今天的世界上混账的幸福实在太多了。

    虽然这样，那什么是几乎能够完全致力于描绘幸福的一种现代表达方式呢? 广告业。反幸福艺术(=宣扬不幸的艺术)的兴起几乎完全是随着大众媒体的出现而接踵而至的；随之，出现了商业广告文化，其中幸福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且还是一种思想意识。

    早期的人们到处都能感悟苦难。他们一直工作到筋疲力尽，生活几无保障，年纪轻轻就呜呼哀哉。在西方，在大众宣传工具和阅读书写之前，最有力的大众传媒是教堂。它可以使那些做礼拜的人想到，他们的心灵处于危险之中，有朝一日他们可能会成为坏人的盘中之餐。考虑到这一切，人们也确实不需要让艺术也变成令人不快的东西了。

    如今，普通西方人的周围不是宗教信息，而是商业信息以及永远快乐的信息。吃快餐的人、新闻主持人、邮递员，所有的人都在不停地微笑着。我们的杂志为容光焕发的名人和住在漂亮房子里的幸福家庭做特写。因为这些信息有日程安排 －以便诱惑我们打开钱包，它们使幸福的概念变得似乎不太可靠。广告为治疗关节炎的药物Celebrex发出命令：“庆祝！”。可后来我们发现，这种药可能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

    但是我们所忘记的东西，即我们的经济指望我们忘记的东西，是幸福不仅仅是没有痛苦的快乐。那些能够带来巨大快乐的东西也有可能带来巨大的潜在的损失和失望。今天，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幸福的承诺，我们需要艺术来告诉我们死亡的象征，就像过去一度宗教所做的那样，即记住，人是会死的，一切都会结束；记住，幸福不是否认死亡，而是与死亡共存。这个信息比丁香香烟还苦，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它又是一股新鲜空气。

Text  2  考考译文

    美国人不再期望公众人物无论在讲演或在书写中熟练地、天才地掌握英语语言。他们自己也没有这样的雄心。既有自由派又有保守派观点的语言学家兼善辩家John McWhorter在他的近著《Doing Our Own Thing. The Degradation of Language and Music and Why We Should, Like, Care》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反传统文化的胜利是造成规范英语衰落的原因。

    谴责放任的六十年代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是这还不是再次批判教育的衰退。McWhorter先生的学术专业是语言历史和变迁。他认为，诸如“whom”一词的逐渐消失是自然的，与古英语格结尾的消失一样并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可是，膜拜真实性和个性化，即所谓“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已经招致了规范语言、作品、诗歌和音乐的衰亡。尽管六十年代以前有一定文化的人写信时也寻求高雅的笔调，但是从那时以来甚至最受好评的作品也一直捕捉报纸上的口头英语。同样，在诗歌中，高度个性化的、极具表演力的风格成了可以称作真正生动活泼的惟一形式。在口头和书面英语中，谈话语体战胜了讲演语体，自发性战胜了工艺性。

    来自高低文化层次的大量令人高兴的例子说明，McWhorter先生书中所证明的趋势是不会错的。但是，拿他这本书的副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喜欢，照料”来看，这一趋势并不清楚。作为语言学家，他承认，人类语言的形形式式的种类，包括像黑人英语这样的非标准语言，都可以有很强的表达力 － 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或方言不能传递复杂的思想。与很多人不一样的是，他并不认为，因为我们讲话不规范所以我们思维混乱。

    俄罗斯人深深热爱自己的语言并且在他们的头脑里背诵了大量诗歌，而意大利政治家们往往对语言精雕细刻，这就使许多讲英语的人似乎觉得老气横秋。McWhorter先生承认，规范语言并不是绝对必要的，他并没有提出激进的教育改革 － 他只是对语言中美好有余、实用不足的东西的丢失而感到伤感。我们现在用“纸盘子而不是瓷盘子”来盛我们的英语大餐。或许，这样做不好看，但很可能这是必然的。

Text  3  考考译文

   一条好消息成了全国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近年来，几种癌症的死亡人数已经大大降低了。但是这条新闻对于许多癌症患者及其家庭来说仍是忧喜参半。每年，美国仍有50多万人死于癌症。事实上，诊断为癌症的所有病人中一半以上将在今后几年内死于这种疾病。虽然确实现在的存活时间比过去长，但是这些病人的生活质量往往大大下降了。癌症 － 以及用来与癌症作斗争的许多治疗 － 会引起疼痛、恶心、疲劳和焦虑，所有这些反应通常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或者根本没有治疗。

   在国家专心集中精力治疗癌症时，我们却无意间忽视了对姑息治疗的需要；这种治疗注重缓解疾病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症状。有效的症状控制和支持性治疗对于癌症病人和他们家人的日常生活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然而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作为联邦政府在癌症研究和培训方面的领导者，在姑息治疗的研究和培训方面所花的钱只占它1999年预算的1%弱。

   国家需要严肃认真地考虑如何减轻病人不必要的痛苦。国家癌症研究所也可以在它所承认的癌症中心中树立一些“优秀中心”。为了获得这样的命名，癌症中心将向它们服务的各种病人提供有创新的、高质量的姑息治疗，培训医药、获理、心理咨询、社会工作和其它学科方面的专业人员并进行研究。

   姑息治疗和晚期病人收容治疗的保险覆盖范围迫使人们在积极治疗和晚期病人收容治疗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是问题产生的部分原因。这种“二选一”的做法不允许把两种必需的治疗合二而一。医疗保险的晚期病人收容治疗的保险金专门是为晚期病人设立的，只有预期病人只能存活六个月或不到六个月才允许登记收容。这种保险金把既寻求姑息治疗又寻求可能延长寿命治疗的病人排除在外。

   这就使得晚期病人收容登记对许多病人来说起到明显限止的作用。晚期病人收容所，虽然在实施姑息治疗方面可能拥有技术水平最高的开业医生和最丰富的治疗经验，但是不能向真正受益但又在寻求积极治疗的病人提供它们的各种服务。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痛苦的折磨是可以避免的。为了给予癌症患者从被确诊到死亡之前尽可能优质的长期生活的希望以及最好的癌症治疗，我们的公共机构需要提出新的政策，重视并推进姑息治疗。

Text  4  考考译文

    美国人今天并不十分重视理性才智(与感情和本能相对)。我们的英雄是运动员、表演家和企业家，而不是学者。甚至我们的学校是我们送孩子去接受实用教育的地方  -- 而不是为了知识而去探索知识的地方。在我们学校中不难找到普遍存在的反主知主义的迹象。

    “学校一直是处在更重视实用性而不是理性知识的社会中，”教育作家Diane Ravitch说。“学校可以成为一个起平衡弥补作用的力量。” Ravitch的近著 <落后了：学校改革失败的100年>，探索了我们学校中反主知主义的根源，结论是，现在的学校根本就不是对美国人厌恶知识追求的起平衡弥补作用的力量。

    但是学校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一种平衡力。鼓励孩子摒弃理性思维的生活，使孩子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利用和控制。如果没有批判思维的能力，没有维护自己思想和理解别人思想的能力，孩子们就无法充分参与我们的民主生活。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作家Earl Shorris说，“我们将变成一个二流国家。我们将成为一个缺乏文明的社会。”

    “理性才智作为权力或特权的一种形式而受到憎恶，”历史学家Richard Hofstadter教授在其 <美国生活中的反主知主义> 一书中写道。该书在论述美国政治、宗教和教育中的反主知主义根源方面荣获了美国普利策奖金。从我们的历史开端起，Hofstadter说，我们的民主的和平民主义的要求一直驱使我们摒弃任何带有精英主义的思想。实用性、常识和天智一直被认为是比从书本上学到的任何知识更高尚的品质。

    Ralph Waldo Emerson和其他先验论哲学家认为，上学和严格的书本学习人为地限制了孩子：“从10岁到15岁，我们被关在中学里和大学的背诵教室里，最终等我们出来时，知识满腹，但什么事也不懂。“马克 吐温的 <Huckleberry Finn> 一书就是美国反主知主义的一个事例。该书的主人公逃避接受文明的熏陶 – 上学和学习读书 – 因此他能保持他天生的美德。

    按照Hofstadter的看法，理性才智与天智截然不同。天智是一种我们不愿意崇尚的品质。理性才智是思维中长于批判的、有创造性的和善于思考的一面。天智是要去理解、支配、重组和调整，而理性才智是考察、沉思、质疑、理论化、批判和想像。

    学校仍然是理性才智受到怀疑的地方。Hofstadter说，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是掌握在这样一些人的手里，他们“高兴地、好斗地

    宣称他们对理性才智的敌视，宣称渴望认同理性才智前景最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