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高考中的佼佼者，在他人艳羡的目光中徜徉于名校近4年的“精英学子”，今日却在考研的战场上大规模地溃败给了来自地方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后者“平凡”的学术出身和很高的考研分数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人才评判观。
依据传统的人才评判标准，本科生、硕士、博士分别构成了优秀人才的3个层次，并由低到高呈金字塔形排布。在这种结构中，能被选拔进入更高层次“深造”的人自然应是同阶层中最优秀的。但一直受社会“仰视”的名校毕业生，作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在考研中却如此败北，这让我们不禁陡生疑窦：究竟是什么在作怪，让“优秀”和“平凡”身份互换？
当迟到的春意终于肯踏足4月，一场背覆了传统人才评判观的变化也悄然袭来。
在2005年全国研究生招考工作即将结束之时，南京某名牌高校一位应届毕业生向记者透露：他所在的院系实力在全国位列三甲，可在今年的考研中，他们院200多位应届本科毕业生，只有40余人取得了研究生考试的复试资格，占该院研究生招考复试总人数的1/3。其他2/3的名额，则都被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院校毕业生占据。“为什么我们考研考不过地方院校的学生？”他为此满怀疑惑。
这一疑问折射出的是近年来研究生考试带来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高考中胜出而进入名校学习的优秀人才，为何会在4年后，在考研的战场上大规模地溃败？当越来越多的地方院校毕业生通过一场考试以“优秀学生”的身份重新占据人才高地时，我们传统的“好坏”学生的观念又一次被颠覆了。
4年，竟让优秀与平凡互换身份？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一至理名言再次验证在4年后的考研战场上，曾在高考中被认为是”丑小鸭”的地方院校生凭借考研“一鸣惊人“，他们的风采让许多名校本科毕业生黯然失色。
南京大学2002级本科毕业生彭同学近期参加了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在聚会中，他惊讶地发现，几位高中时成绩平平、甚至远逊于己的同学，在委身于地方院校4年后，居然都顺利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有的还被导师推荐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此时，“原本从名牌大学本科毕业的骄傲感一下子全没了，学历的自卑感和疑惑继而涌上心头”，他说，“当他们告诉我那些地方院校的学生考研成功的很多时，我感到无法理解。因为我们那届本科班上有十多位成绩优异的同学考研，却只有2人成功。怎么地方院校的学生反而能考的这样好？”他不明白，在名牌大学里，他们拥有更高的起点，沐浴在全国领先的学术氛围里，甚至比地方院校生掌握了更优秀的学习资源。在旨在“选优”的考研中，他们怎么会输？
其实，他的疑惑已是全国的普遍现象。自硕士研究生扩招后，一股来自地方院校的考研之风就袭遍全国各大名牌高校。一些地方院校如山东曲阜师大、河南大学、烟台师范学院等，近年来培养的本科毕业生考研过线率高达40％以上，个别院系甚至更高，也因而有了“考研基地”的美誉。这股来自“考研基地”的风潮同样也吹到了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南京。近年来，在南京的两大著名院校，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在录取的研究生中地方院校的学生已成为主力军，相比之下，本校毕业生考研成功的人数却不多。
在记者获悉的一份有关2005年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名单可以看出，参加复试的204人中，来自东南大学等一流名校的约有50余人，仅占总人数的1/4，而来自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江西省南昌大学等地方院校的占据了3/4的名额。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名研究生也向记者透露：该系每年招生80—90余人，除本校保送生10人外，来自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名校毕业生加在一起也就10余人，其余都是来自一些地方学校的学生。名校生的录取比例不到总人数的1/4。其中，来自曲阜师范大学、烟台师范学院的每年大约都有6—7个。他估计，南大其他院系的情况也差不多。
4年，果真让“优秀”与“平凡”互换了身份。若以我们传统的视角来看，普通生打败了优秀生。
是什么颠覆了传统的人才评判观？
去年，《中国青年报》对这一现象曾做了系列报道，将这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归结于一些地方院校在本科教学中采取了针对考研的应试教育。但细究下去，却又并非这样简单。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如认为，某些地方院校在办学时采取了一些专门针对考研的举措，的确使其学生在应试这一关上占优势，这是造成名校毕业生考不过地方院校毕业生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仅仅将原因归结于此则有失偏颇。其背后，还隐藏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如现有高等教育制度与社会容纳就业能力脱节。
始于上个世纪末的高校扩招，使得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数量连年递增，每年的本科毕业生人数也随之大规模增长。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有338万大学生面临毕业，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71％，而此时，全国每年的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只有65％。这就意味着每年有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难的问题。以南京为例，截至去年9月底，南京市共有13528名大中专毕业生未就业，占失业总人数的20％。当面临就业难和失业现实时，考研成为了大学生逃避就业的首选。
在现有高等校院的招生规模与社会可容纳就业能力不协调的背后，是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激化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希望在城市就业。但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名牌高校的本科毕业生，由于其学校和学生的声誉，在就业市场上不乏竞争力，例如南京大学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他们中很多人不需要通过考研来回避就业压力。而地方院校的毕业生在社会的学历认同度和社会评价上则处于劣势，加之地方院校普遍地处偏远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学生的就业环境相对恶劣，地方院校毕业生迫于出路，纷纷寄希望于考研以寻求更好的发展。这就造成了首先在参加考研的人数上，地方院校学生就已大幅超过了名校毕业生。据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04年南京大学毕业生考研率为25％，而同一数据在某些地方院校则连年保持在90％以上。
对此现象，陈如所长分析认为，一方面，严峻的就业形势迫使许多自我感觉出路困难的学生希望通过考研推后就业时间，避免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很多地方院校的大学毕业生求知欲较强，对本科阶段获得的教育资源不满，希望通过考研提升自身素质，改变发展路径。这就使得地方院校学生在考研的规模和考研的必胜信念上高人一筹。加之，高考时进入这些院校的基本上都是农村或边远地区的生活较贫困的学生，能吃苦，肯用功，他们对待学习的刻苦精神，非一般名校学生可比。而这些地方院校在考研中“成功率”的“滚雪球”效应，以及学校业已形成的“考研”的文化传统，无疑都为地方院校学生在考研战场上的胜出加大了砝码。
此外，也有不少名校教授认为，现有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生入学考试由于招考规模的扩大，考试制度也出现了僵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向高考制度靠拢。这就为一些“死读书、读死书”的学生在考试中胜出提供了便利，也实际上也助长了“应试学习”的价值观。
在现有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面前，传统的人才评判观念的颠覆多少有些“悲剧”的色彩。
高校硕士培养出现“质量危机”?
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目前全国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开始出现“质量危机”。
一些名校硕士生导师开始埋怨：“不喜欢那些只会死读书的地方院校学生”，“很多外地师专、师院考来的学生有明显不足，某些学生本科期间只学与考研相关的课程，其他几乎一概不管。”而同时，社会对这些研究生的反映也是，整体素质在下降。
与沐浴在全国甚至全球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氛围中的名校毕业生相比，在本科阶段只注重埋头苦读“考研书”的某些地方院校毕业生，在读研期间普遍会遇到所谓的“发展瓶颈”。
一位从曲阜师范大学考入南京某名牌高校的03级硕士研究生袁同学对此深有感悟。她说：考进名校后就觉得不适应。研一的课程专业性很强，但这方面的知识我以前却从没涉及过。所以对导师布置的课题任务，感到很吃力，前一阶段的论文开题也较不顺利。而同在一名导师下的几位名校毕业的同学就让我羡慕，他们知识面广，头脑灵活，专业基础扎实，经常受到导师的称赞。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本科阶段学习的“不同”造成的，我们只顾着读考研方面的书，却忽略了对一些必需的发展要素的培养，如创新能力、策划能力和知识面等，这恐怕就是我们与名校生的差距。而这一点，我许多本科阶段的同学都已经感觉到了。
只为考研而准备的“学习”，虽然能让一些地方院校学生顺利跨过考研的门槛，却也在他们在继续深造的征途上设置了诸多障碍，有些人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跨越了，可更多的人在障碍面前停滞不前了。当越来越多这样“先天不足”的学生汇聚到硕士研究生的高层次人才队伍中，该层次人才的整体素质下降似乎也就在所难免。
对此，陈如从自己辅导硕士生的教学经验中认为：新时期的研究生应具备的三种主要能力，即创新能力、与人协调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很多从“考研基地”升入名校读研的学生，由于在本科阶段学习的价值取向发生错位，过于集中于一些应试知识，忽视对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因此导致这三项能力都普遍欠缺，特别是思想僵化、动手能力和策划组织能力不足等较为突出，使得他们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倍感吃力。此外，扩招后我国高等院校的师资力量明显不足，一些教授甚至要带十几、二十个研究生，无法确保对每个学生进行专心细致的帮助教导，致使许多基础薄弱的地方院校生难以提高，进而导致了整个硕士研究生群体的质量危机。
与之而来的另一个结果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整体下滑不仅使部分研究生在市场竞争机制中面临被淘汰的结局，也会降低社会对硕士研究生整体的社会评价，进而使研究生的就业环境恶化。这不仅会使社会高级人才的培养陷入怪圈，使我国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发展质量下滑，还容易引发由高级知识分子失业后带来的社会失序、社会失衡等诸多社会不和谐现象，这些将给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隐患。
那么，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呢？有专家建议，首先要对初试内容进行改革，避免僵化的、模式化的内容，增强灵活性和创造性，着重于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另外，各类高校特别是一些已拥有了相当程度复试自主权的名校，应充分利用这种灵活的选择人才的方式，在考试上增加灵活性和创造性，同时扩大复试的规模，增加淘汰率。
东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江德兴教授提出，高等教育考试机制和人才选拔机制的改革可以结合我国现有的教育发展状况，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为服务对象。如可以对研究生培养的年限进行改革，进一步拉开硕士与博士的差距。把硕士研究生作为本科后教育培养，着重于补充专业知识，实现大众化教育。在我国，一些名校已开始对本校的研究生培养年限进行重新修订，如清华大学已经把硕士的学年降低为2年，南京大学也在酝酿此项改革。因为在国外，硕士阶段一般只有2年，有的只有1年，是一个过渡阶段，是为下一阶段培养研究生（博士）人才打基础的。培养规格的下降有利于缓解扩招带来的师资力量与学生数量的矛盾，也有利于将有限的师资集中到培养博士阶段的研究人才。
陈如则建议，在改革高等教育体制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一步加强和谐社会的构建能力，改善大学生就业体系，缓减就业压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还“考研”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