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的是，MBA在中国远比在我们的东邻那里得到了更多的欢迎，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中国的哈佛和沃顿。好像一夜之间，MBA就在中国找到了生存并发育的土壤。
MBA在中国被顶礼膜拜着。
我们如此钟情MBA，最大的原因或许是希望能提升我们的商业管理智慧，实现从贫穷到富裕的飞跃。可我们应该放宽视野的限界，追寻推动商业管理提升的合力，否则我们将走向一条死胡同。
商学院？
许多商学院可以堪称智慧、经验与企业家精神的汇聚之地，它们是知识传播、管理理论与经验共享的最佳场所。在商学院的课堂里，众多知名的企业被搬了进来，商学院想从成功的案例找到商业的共有模式，并将其传播出去，以期播下收获更多成功企业的种子和希望。
具有美国“总经理摇篮”、“美国商科西点军校”之称的哈佛商学院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培养出许多商业巨子和企业家，传播着独特的案例教学法，让商业实践与理论研究紧密相连，这无疑是里程碑式的功绩。
在商学院存在而不断壮大的一个多世纪中，商业思想如星星之火得到了燎原之势，而商业活动也呈现了无比的繁荣。尽管我们无法将两者划上直接的等号，但商学院的功劳无法抹杀。即使在不那么现代的中国市场和企业中，商学院也极大的推动了商业管理的前进步伐。当我们在质疑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时，商学院已经开始了它们的培养之旅。
但合格而成功的经理人中的多数，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商学院培训。比尔·盖茨没有，迈克尔·戴尔没有，即使是被公认为大师的杰克·韦尔奇也没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领导企业走向辉煌。
经理人？
对于管理来说，理论就是实践。严格意义上讲，管理学不是科学，它不能与实践相割裂。在管理沿革的历史通道中，经理人的实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无论经理人的知识背景为何，其坚守的管理准则是什么，从默默无闻到名声显赫的经理人，他们的管理实践创造出丰富而精彩的素材，在他们机警智慧的商业活动中，管理理论汲取鲜活的养分。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实践者和理论者之间的界限，对于众多伟大的经理人来说，他们既是管理思想的践行者，也是缔造者。
令我们担忧的是，很多经理人缺乏学习管理理论的热情，他们宁愿在黑暗中碰壁，也不愿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在他们看来，自己领导和管理的企业是那么的独特，以至于理论不具有普适性。
毫无疑问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可并不代表我们的经理人不需要了解新的趋势，不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如果经理人不那么自满，积极而主动学习管理理论的话，也许会少很多商业失败和管理不善的悲剧。糟糕的管理实践导致企业破产和关闭，这不是前进的方向，正需要我们努力去避免。
经理人不缺乏智识、精力、视野或求知欲——这是我们的信念，也是商业管理得以推进的源泉。
管理大师？
“管理思想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手里。”这句话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真理性。从泰勒（F. W. Taylor）到西蒙（H. A. Simon），再到《第五项修炼》的彼德·圣吉（P. M. Senge），管理大师们引领着商业管理的变迁。
20世纪的商业管理领域，变成了管理大师思想交锋的战场，也成了他们肆意挥霍才华和笔墨的注脚，当我们仰视管理大师时，我们分不清商业活动的主角，应该是辛勤工作的芸芸众生，是斗志盎然的企业家，还是气定神闲的大师们？
当我们花几千元购买一张管理大师讲座的门票时，大师及其理论惨遭冷落却在商业界流行着。众多的职业经理人，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关注彼得·德鲁克、迈克尔·波特以及列维特等管理大师的著作。
管理模式不可能一成不变，管理理论也很难放之四海而皆准，照搬成功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并不能保证企业成功，而这正是许多管理大师所致力的领域。商业畅销书籍，无论是《追求卓越》还是《基业常青》，流行书籍和管理思想一道兜售着“成功可以模仿”的理念。缺乏以真实而具体的情况为基础，管理大师的理论往往象一个个美丽的童话，演绎着虚幻的精彩。
从来没有人能摆脱理论去实践，无论他意识到与否。但我们不能太看重理论的神奇力量，就像我们不应该崇拜MBA一样。
未来中国商业管理能力的提升，也许可以归功于勤奋并实践着的经理人、敏锐而富有洞察力的管理大师以及热情而充满理想的管理思想传播者，但绝不能仅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