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具体而言，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非对称信息(委托代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和不完全竞争等市场特征的研究，揭示了市场本身缺乏效率的可能；他对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特定市场的分析，则直接构成其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1.市场效率与政府作用。在与格罗斯曼、纽伯里、格林沃尔德等人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斯蒂格利茨等人对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80年代发表的论文)，揭示了非对称信息和信息成本等的存在如何导致了帕累托效率的缺乏。例如，斯蒂格利茨在与纽伯里合作的《理性预期下的技术选择和市场均衡最优性》(1982)一文中指出，“在一个存在竞争市场的世界中，保险市场分配分配风险、产品市场分配产品；但在缺乏保险市场的情况下，仅存的产品市场不得不承担起这两种功能。……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下，市场配置才能在非常弱的意义上，实现我们的有约束帕累托最优概念中所隐含的最优性”。
对市场的这种判断，必然导致斯蒂格利茨对政府作用采取新凯恩斯主义的态度，强调适度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斯蒂格利茨在《政府的经济角色》(1986)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斯蒂格利茨认为，信息不完全问题既遍及私人部门又遍及公共部门，因此，我们在承认政府干预经济、克服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足之处和公共失灵现象。斯蒂格利茨将“公共失灵”归结为五个方面：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来源，同样普遍存在于公共部门；与政府强制力紧密相关所再分配，不仅会导致不公正。而且会产生寻租活动；当前政府带给未来政府的有效合同的局限性，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费；公共部门中产权让渡的其它缺陷，将限制有效的激励结构的构建；公共部门缺乏竞争，会削弱人们的积极性。
2.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对于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曾在《对可供替代的宏观经济理论的考察》(1988)一文中作出了扼要的总结：“新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过多种方式，修改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假设。不同的修改，可依据它们所关注的市场进行分类。对于劳动力市场，有三种理论方法，分别集中于隐性合同、搜寻和效率工资。其它方法集中于产品市场，试图依据菜单(调整)成本或不完全竞争解释价格刚性。还有一些理论针对资本市场，它们强调信贷配给和资本配给的作用。”
根据前文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当风险规避型厂商面临市场冲击时，通常会作出削减产量的决定；同时，劳动力市场上的隐性合同、效率工资和委托代理问题，会导致工资的刚性，从而降低厂商调整价格的能力。这样，必然会导致经济周期和失业现象。此外，斯蒂格利茨还在与格林沃尔德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将前述信贷配给和资本配给等金融市场特征，转化为宏观经济现象，分析了金融市场的这些特征对产出水平和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对产出水平的影响，不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利率和资本的边际效率、而是通过自有资本约束和资本配给来实现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的宏观经济学是具有高度的“微观”特征的经济学。他首先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等市场特征来分析特定的微观市场，然后根据这些微观市场特征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这种紧紧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理论，同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及政策工具有很大的差别：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总收入、总消费等宏观概念在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完全没有位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学派的货币总量和货币稳定性也是如此――这些宏观变量(如总的金融状况)仅仅在影响微观厂商决策的意义上才发挥作用。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那里，宏观经济政策变成了微观经济管理政策，传统的货币财政政策等总量调控转变为对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的特定市场的政策影响。
这种微观的、个人主义的态度和研究方法，使得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更多地接近于萨缪尔森的美国传统，而同凯恩斯的英国传统具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凯恩斯也用个体的动机来描述宏观经济行为，但各种宏观变量是被表述为整体的总量(如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而不是直接地从微观模型中严密地推导出来。例如凯恩斯对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分析，并不需要明确的、关于工资刚性和信贷配给的微观经济学。但在斯蒂格利茨那里，任何宏观经济变量均直接源于微观市场的行为，二者之间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此外，从研究方法来看，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明确而又正式的微观基础，使之与古典经济学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尽管新凯恩斯主义关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的假定、工资刚性和信贷配给等的非瓦尔拉特征以及政府干预主义的政策主张等，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但它采用的微观方法和个人主义的态度，却非常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
1.市场效率与政府作用。在与格罗斯曼、纽伯里、格林沃尔德等人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斯蒂格利茨等人对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80年代发表的论文)，揭示了非对称信息和信息成本等的存在如何导致了帕累托效率的缺乏。例如，斯蒂格利茨在与纽伯里合作的《理性预期下的技术选择和市场均衡最优性》(1982)一文中指出，“在一个存在竞争市场的世界中，保险市场分配分配风险、产品市场分配产品；但在缺乏保险市场的情况下，仅存的产品市场不得不承担起这两种功能。……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下，市场配置才能在非常弱的意义上，实现我们的有约束帕累托最优概念中所隐含的最优性”。
对市场的这种判断，必然导致斯蒂格利茨对政府作用采取新凯恩斯主义的态度，强调适度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斯蒂格利茨在《政府的经济角色》(1986)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斯蒂格利茨认为，信息不完全问题既遍及私人部门又遍及公共部门，因此，我们在承认政府干预经济、克服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足之处和公共失灵现象。斯蒂格利茨将“公共失灵”归结为五个方面：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来源，同样普遍存在于公共部门；与政府强制力紧密相关所再分配，不仅会导致不公正。而且会产生寻租活动；当前政府带给未来政府的有效合同的局限性，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费；公共部门中产权让渡的其它缺陷，将限制有效的激励结构的构建；公共部门缺乏竞争，会削弱人们的积极性。
2.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对于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曾在《对可供替代的宏观经济理论的考察》(1988)一文中作出了扼要的总结：“新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过多种方式，修改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假设。不同的修改，可依据它们所关注的市场进行分类。对于劳动力市场，有三种理论方法，分别集中于隐性合同、搜寻和效率工资。其它方法集中于产品市场，试图依据菜单(调整)成本或不完全竞争解释价格刚性。还有一些理论针对资本市场，它们强调信贷配给和资本配给的作用。”
根据前文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当风险规避型厂商面临市场冲击时，通常会作出削减产量的决定；同时，劳动力市场上的隐性合同、效率工资和委托代理问题，会导致工资的刚性，从而降低厂商调整价格的能力。这样，必然会导致经济周期和失业现象。此外，斯蒂格利茨还在与格林沃尔德合作的一系列论文中，将前述信贷配给和资本配给等金融市场特征，转化为宏观经济现象，分析了金融市场的这些特征对产出水平和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对产出水平的影响，不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利率和资本的边际效率、而是通过自有资本约束和资本配给来实现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的宏观经济学是具有高度的“微观”特征的经济学。他首先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等市场特征来分析特定的微观市场，然后根据这些微观市场特征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这种紧紧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理论，同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及政策工具有很大的差别：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总收入、总消费等宏观概念在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完全没有位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学派的货币总量和货币稳定性也是如此――这些宏观变量(如总的金融状况)仅仅在影响微观厂商决策的意义上才发挥作用。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那里，宏观经济政策变成了微观经济管理政策，传统的货币财政政策等总量调控转变为对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的特定市场的政策影响。
这种微观的、个人主义的态度和研究方法，使得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更多地接近于萨缪尔森的美国传统，而同凯恩斯的英国传统具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凯恩斯也用个体的动机来描述宏观经济行为，但各种宏观变量是被表述为整体的总量(如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而不是直接地从微观模型中严密地推导出来。例如凯恩斯对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分析，并不需要明确的、关于工资刚性和信贷配给的微观经济学。但在斯蒂格利茨那里，任何宏观经济变量均直接源于微观市场的行为，二者之间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此外，从研究方法来看，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明确而又正式的微观基础，使之与古典经济学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尽管新凯恩斯主义关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的假定、工资刚性和信贷配给等的非瓦尔拉特征以及政府干预主义的政策主张等，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但它采用的微观方法和个人主义的态度，却非常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