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实用主义取向。实用主义是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共同哲学基础，两者的制度理论中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即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对制度进行有目的的介入，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改变社会制度。凡勃仑将制度定义为一种流行的思维习惯，而习惯是滞后的，技术则是前向的。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为人的介入提供了逻辑前提。从而，尽管凡勃仑并投有直接表明对制度进行理性设计的观点，但由其二分法方法论为人类对制度的理性干预提供了逻辑基础。后制度经济学的实用主义色彩应该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为浓厚一些。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我们将在后面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区别中更多地述及这一问题。
(5)集体主义方法论。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者并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们将经济系统看作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
(6)超越“效率”观点，关注人类价值。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理论都关注超越市场价格的价值概念，对所谓全人类更高利益的社会规定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价值是一种由个人或制度作出的判断。价值在这里回答的是规范研究中“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应用所选定的规范或标准来确定某类行为或客观状态是否是理想的。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才是有利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不是效率标准，而是“社会价值”理论：制度的调整要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他们还认为真正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满足人类高质量的生活”，即经济价值只是各种社会价值的一种，还应考虑除此以外的社会价值，加尔布雷思称为“文化的价值”。价值判断标准是制度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本质差别，双方在这一争论中是不能指望能有什么妥协的。
后制度经济学并不只是对早期制度学派思想的重复，而是有自己的特色与发展。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均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这是他们存在一些理论共同性的思想根源。差异在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较早期的实用主义；而后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同时，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都深受进化论、历史学派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可见到深刻的演进观、整体主义的特征。但是对前者，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德国、英国新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心理因素决定论。而后者已经明显地采用演进观、整体主义、集体主义、人类学等方法论，对经济行为和制度进行结构的、历史的和社会文化的分析，甚至包括阶级分析。
(2)后制度经济学具有更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取向。后制度经济学主要继承了康芒斯的思想传统。强调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更明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以及切实广泛的政策主张都是后制度经济学的特点。后制度经济学家的著作多与公共目标、公共政策相关，如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丹尼尔•布罗姆利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等。前者强调要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后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单纯以“效率”为制度批判标准的非效率性，指出所谓的“效率”只是在特定制度结构下的循环论证，制度应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人类目标。他们的政策主张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脉搏”，可以说，这些政策主张是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精华部分之一。
(3)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关系。新古典理论建立在偏好、制度等参数给定的基础上，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和以均衡分析为主要模式。早期制度经济学对这种理论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建立了一套各方面都与新古典主义迥异的制度分析体系，与新古典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制度经济学虽然同样对新古典的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示了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强调通过政府政策、制度变革来调节经济、实现社会目标，但后制度经济学并未完全否定新古典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后制度经济学仍运用了新古典的部分分析工具来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公共政策理论，客观上形成了对新古典市场理论的补充，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衔接。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理论渊源。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灵感和基础概念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早期研究所有权与法律的经济学。例如康芒斯提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利，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利相联系的；并指出“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可以看出，康芒斯的观点在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基本得以保留。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派无论承认与否，其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体系存在某种理论联系是可以肯定的。但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及经济现实的认识以及分析方法存在本质差别，属于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
（一）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法：二分法与交易成本法
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经济与制度，认为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早期制度经济学就是从制度与技术、仪式与工具的二分法来看待、解释经济的发展的。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工具，人类的建设性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的特征是静态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凡勃仑将制度视为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矛盾。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
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制度是保守的。社会发展过程敢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当制度结构中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则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凡勃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既得利益者不断强化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规范，操纵制度对技术变化的反应，这是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
(5)集体主义方法论。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者并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们将经济系统看作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
(6)超越“效率”观点，关注人类价值。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理论都关注超越市场价格的价值概念，对所谓全人类更高利益的社会规定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价值是一种由个人或制度作出的判断。价值在这里回答的是规范研究中“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应用所选定的规范或标准来确定某类行为或客观状态是否是理想的。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才是有利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不是效率标准，而是“社会价值”理论：制度的调整要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他们还认为真正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满足人类高质量的生活”，即经济价值只是各种社会价值的一种，还应考虑除此以外的社会价值，加尔布雷思称为“文化的价值”。价值判断标准是制度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本质差别，双方在这一争论中是不能指望能有什么妥协的。
后制度经济学并不只是对早期制度学派思想的重复，而是有自己的特色与发展。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均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这是他们存在一些理论共同性的思想根源。差异在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较早期的实用主义；而后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同时，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都深受进化论、历史学派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可见到深刻的演进观、整体主义的特征。但是对前者，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德国、英国新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心理因素决定论。而后者已经明显地采用演进观、整体主义、集体主义、人类学等方法论，对经济行为和制度进行结构的、历史的和社会文化的分析，甚至包括阶级分析。
(2)后制度经济学具有更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取向。后制度经济学主要继承了康芒斯的思想传统。强调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更明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以及切实广泛的政策主张都是后制度经济学的特点。后制度经济学家的著作多与公共目标、公共政策相关，如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丹尼尔•布罗姆利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等。前者强调要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后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单纯以“效率”为制度批判标准的非效率性，指出所谓的“效率”只是在特定制度结构下的循环论证，制度应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人类目标。他们的政策主张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脉搏”，可以说，这些政策主张是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精华部分之一。
(3)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关系。新古典理论建立在偏好、制度等参数给定的基础上，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和以均衡分析为主要模式。早期制度经济学对这种理论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建立了一套各方面都与新古典主义迥异的制度分析体系，与新古典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制度经济学虽然同样对新古典的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示了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强调通过政府政策、制度变革来调节经济、实现社会目标，但后制度经济学并未完全否定新古典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后制度经济学仍运用了新古典的部分分析工具来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公共政策理论，客观上形成了对新古典市场理论的补充，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衔接。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理论渊源。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灵感和基础概念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早期研究所有权与法律的经济学。例如康芒斯提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利，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利相联系的；并指出“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可以看出，康芒斯的观点在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基本得以保留。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派无论承认与否，其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体系存在某种理论联系是可以肯定的。但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及经济现实的认识以及分析方法存在本质差别，属于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
（一）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法：二分法与交易成本法
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经济与制度，认为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早期制度经济学就是从制度与技术、仪式与工具的二分法来看待、解释经济的发展的。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工具，人类的建设性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的特征是静态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凡勃仑将制度视为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矛盾。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
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制度是保守的。社会发展过程敢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当制度结构中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则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凡勃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既得利益者不断强化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规范，操纵制度对技术变化的反应，这是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