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1955年底，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各地各部门纷纷要求提前完成原定计划指标，甚至提出“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违反科学精神的冒进情绪和行为。为了组织好1956年的生产建设，制定切实可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刘少奇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和反对冒进，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等许多有关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中共八大的有关决议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些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的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1957年1月，陈云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及物资供求、财政收支、银行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观点。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保证了1957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是，这个正确方针没有能够坚持下去，1958年的“大跃进”是更为严重的冒进，给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在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二、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1．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需要解决多方面的问题，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正确处理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阐述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我们不能照搬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模式，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情况出发，通过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促进重工业的发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毛泽东把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视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核心问题。
2．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还应该处理好其他一些关系，包括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此作了精辟论述，指出要更多地重视和利用沿海工业的已有基础，通过发展经济带动国防建设，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适当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
3．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还要协调好建设的速度、规模以及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中共八大提出我国经济建设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4．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高度重视农业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中的特殊地位。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已经有了农业是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集中阐释了他关于重视发展农业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他从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的原料的主要来源、农业是轻工业和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产品是主要出口物资、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等六个方面的论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的思想，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三、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历史性的胜利。但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于急促和粗糙，也遗留下不少问题，主要是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计划过高等。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进行这方面的调整和改革。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在谈到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并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方针。除毛泽东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这方面也有思考。尽管在1956年至1978年期间，我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但也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政策思想，进行了改革的尝试，为1978年以后开始的改革事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概括来说，这种尝试主要包括: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但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单一计划经济模式；毛泽东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可以再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思想；刘少奇提出可以搞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等思想；周恩来提出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等思想；邓小平提出要承认农村有多种多样的生产关系形式等思想。60年代初，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对农村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表示赞成。
(二)在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早在1955年底就提出扩大一点地方的经营管理权，给地方一些自主性；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再次强调这一点。认为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把地方卡得过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可以学习。中共八大后，陈云主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完成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等三个文件。基本方针是：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心内容和总的精神是：适当调整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以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在企业管理方面，60年代毛泽东特别强调了鞍钢经验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1961年9月中央颁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强调要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充分发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生产技术民主、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形成和完善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和运行机制，为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新中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写入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为以后历次宪法所肯定和完善。
（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和特点主要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它负责，接受它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形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民主共和政体，也有别于前苏联实行的苏维埃制度。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事务的领导，便于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是执政党，其执政地位是通过对国家机关的的领导来实现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充分讨论，可以把党对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及方针政策，用法律、决议等形式肯定下来。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既可以保证人民代表大会集中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民主作出决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又使各个国家机关合理分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种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体制可以从根本上提高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效率。
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一）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的制定和通过，表明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从此，中国革命的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并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主要形式。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有两个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统一战线（1949－1956年）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统一战线（1957－）。
第一阶段，我国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统一战线是由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组成。这个统一战线是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服务的。
第二阶段，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统一战线的构成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统一战线已不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农民、小资产阶级已成为集体劳动者，统一战线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联盟。这个统一战线是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服务的。
（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
1．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是我们的方针，也是我们的愿望，一切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实行长期共存的方针；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2．毛泽东指出，这个方针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需要。我国的各民主党派与欧美国家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在历史上是同中共长期合作的爱国的进步的政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它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也就成为这部分劳动者的政治联盟；实行这一方针，有利于发扬民主，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统一战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法宝，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
三、实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首次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文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1952年2月政务院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个纲要的主要内容载人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中国共产党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一元多体的发展，使各民族之间很早就建立了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和交融，并且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第二，从国内民族分布的特点看，是一种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则不足7％。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区的情况极少，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是在一个或几个大小不一的聚居地与汉族交错杂处。这种民族分布的复杂状况，决定了中国只有实行较灵活的民族区域自治，才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治。
第三，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革命又是从农村向城市发展，在长期的农村斗争中，许多少数民族直接汇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与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应当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共同胜利。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在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同时，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
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相结合的制度。它的实行，既有利于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充分发挥各民族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
（二）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新中国建立后，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并有力地促进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明文规定的。要使中国的文化建设保持正确的方向，保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且繁荣和发展，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五、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
（一） “双百”方针
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双百”方针进行了全面阐释，指出：这个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具体涵义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地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总之，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二）关于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
毛泽东根据中国《宪法》的原则，提出了在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和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种团结。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毛泽东主张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成果，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关于“洋为中用”，毛泽东认为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盲目排外，一是生吞活剥。前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祟，后者有崇洋迷外的味道
关于“古为今用”，毛泽东强调要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封建糟粕，吸取民主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六、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旧中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落后的国度。而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所以毛泽东等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在1963年1月29日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3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要任务。经过5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制度。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教育为工农开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等方针。鉴于当年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短时期内很难兴办大量正规学校以满足民众受教育的需求，刘少奇在1958年提出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他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辅而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一种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和一种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他指出，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办学校，国家不多花钱，比较充分地满足青年人的升学要求。同时，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
发展教育事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各种人才，培养并不断壮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建设更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争取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1956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单列一节阐述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批评了许多人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的倾向。同时，毛泽东希望知识分子继续前进，继续改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逐步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毛泽东在提出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教育事业，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主张。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
一、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以巩固国防的战略思想。规划和实施了全军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与此同时，高度重视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毛泽东讲过，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为此，原子能、导弹与航空研究机构相继建立。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其它国防尖端技术方面也取得显著进展。“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防工业和国防技术成就的重要体现。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加强经济建设是加强国防建设的基础。
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中国的台湾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对峙，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正式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即争取用“政治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当时，主要是考虑到两个“非常有利”的“背景因素”：一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逐步缓和——世界“和平力量”在增长；中国国内工作重心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二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都反对美国的“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的政策。1955年5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政策”“公开化”。此后这一方针得到不断重申。
自1956年至196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台湾海峡两岸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阐释。其基本点是：1、“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2、“第三次国共合作”。3、“政治谈判”。4、“三民主义可以照旧”、“一切可以照旧”。
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反对霸权主义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阐述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处理，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提出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依据这一方针，同苏联和欧亚人民民主国家、同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反对霸权主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1957年初，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世界格局，指出：除社会主义的力量外，还存在三种力量，即：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五十年代末开始，中苏矛盾和冲突逐渐激化。1966年3月，中苏两党关系中断。此时，苏联利用美国霸权地位的中落，加紧对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领导人在政治上不断加强反华的同时，还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派军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挑起边界的武装冲突，苏联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另一个严重因素。中国党和政府不仅在涉及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也在整个国际事务中，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同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同一大批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大洋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苏联霸权主义的出现，引起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划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同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联合第二世界的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了更稳定的现实基础上，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第四节 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
一、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两个务必”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新考验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共产党执政后能否和怎样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问题。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了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拥有几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乡村、每一个企事业单位，分布到各个民族；多数党员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文化组织、人民团体中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许许多多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新的考验。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带来的客观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地位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这些新情况，及时制定正确的政策，经受住新的考验。
（二）“两个务必”思想
加强执政党建设，必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消极腐败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开展过整风、整党及“三反”等运动，保持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从1938年起，在人民军队历次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中，都有政治工作是“生命线”的原则规定。它对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意义也是如此。毛泽东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他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一句话，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得以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中顺利进行。
三、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是人民的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根本点。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最进步、最团结、最有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先进阶级，它必须团结并领导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和社会力量，去争取本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彻底解放，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在阶级本质上必然是大公无私的。而无产阶级在阶级本质上的大公无私表现在其自身运动上就是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2．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党同志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地为革命的胜利而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勤奋工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努力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1955年底，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各地各部门纷纷要求提前完成原定计划指标，甚至提出“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违反科学精神的冒进情绪和行为。为了组织好1956年的生产建设，制定切实可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周恩来、刘少奇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和反对冒进，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等许多有关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中共八大的有关决议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些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的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1957年1月，陈云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及物资供求、财政收支、银行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观点。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保证了1957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是，这个正确方针没有能够坚持下去，1958年的“大跃进”是更为严重的冒进，给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在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二、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1．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需要解决多方面的问题，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正确处理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阐述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我们不能照搬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模式，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情况出发，通过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促进重工业的发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毛泽东把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视为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核心问题。
2．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还应该处理好其他一些关系，包括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此作了精辟论述，指出要更多地重视和利用沿海工业的已有基础，通过发展经济带动国防建设，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适当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
3．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还要协调好建设的速度、规模以及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中共八大提出我国经济建设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4．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高度重视农业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中的特殊地位。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已经有了农业是重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集中阐释了他关于重视发展农业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他从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的原料的主要来源、农业是轻工业和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产品是主要出口物资、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等六个方面的论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的思想，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三、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历史性的胜利。但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于急促和粗糙，也遗留下不少问题，主要是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计划过高等。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进行这方面的调整和改革。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在谈到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并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方针。除毛泽东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这方面也有思考。尽管在1956年至1978年期间，我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但也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政策思想，进行了改革的尝试，为1978年以后开始的改革事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概括来说，这种尝试主要包括: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但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单一计划经济模式；毛泽东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可以再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思想；刘少奇提出可以搞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等思想；周恩来提出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等思想；邓小平提出要承认农村有多种多样的生产关系形式等思想。60年代初，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对农村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表示赞成。
(二)在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早在1955年底就提出扩大一点地方的经营管理权，给地方一些自主性；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再次强调这一点。认为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把地方卡得过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可以学习。中共八大后，陈云主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完成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等三个文件。基本方针是：分级管理，逐步下放，重视综合平衡，处理好下放后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各个环节的协调关系，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心内容和总的精神是：适当调整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以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在企业管理方面，60年代毛泽东特别强调了鞍钢经验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1961年9月中央颁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强调要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充分发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生产技术民主、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形成和完善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和运行机制，为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新中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写入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为以后历次宪法所肯定和完善。
（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和特点主要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它负责，接受它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形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民主共和政体，也有别于前苏联实行的苏维埃制度。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事务的领导，便于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是执政党，其执政地位是通过对国家机关的的领导来实现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充分讨论，可以把党对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及方针政策，用法律、决议等形式肯定下来。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既可以保证人民代表大会集中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民主作出决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又使各个国家机关合理分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种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体制可以从根本上提高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效率。
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一）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的制定和通过，表明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从此，中国革命的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并在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主要形式。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有两个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统一战线（1949－1956年）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统一战线（1957－）。
第一阶段，我国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统一战线是由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组成。这个统一战线是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服务的。
第二阶段，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统一战线的构成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统一战线已不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农民、小资产阶级已成为集体劳动者，统一战线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联盟。这个统一战线是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服务的。
（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
1．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是我们的方针，也是我们的愿望，一切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实行长期共存的方针；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2．毛泽东指出，这个方针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需要。我国的各民主党派与欧美国家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在历史上是同中共长期合作的爱国的进步的政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它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也就成为这部分劳动者的政治联盟；实行这一方针，有利于发扬民主，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统一战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法宝，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
三、实现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首次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文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1952年2月政务院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个纲要的主要内容载人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中国共产党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一元多体的发展，使各民族之间很早就建立了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和交融，并且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第二，从国内民族分布的特点看，是一种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则不足7％。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区的情况极少，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是在一个或几个大小不一的聚居地与汉族交错杂处。这种民族分布的复杂状况，决定了中国只有实行较灵活的民族区域自治，才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自治。
第三，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革命又是从农村向城市发展，在长期的农村斗争中，许多少数民族直接汇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与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应当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共同胜利。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在充分行使自治权的同时，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
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相结合的制度。它的实行，既有利于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充分发挥各民族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成果。
（二）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新中国建立后，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并有力地促进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明文规定的。要使中国的文化建设保持正确的方向，保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且繁荣和发展，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五、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
（一） “双百”方针
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双百”方针进行了全面阐释，指出：这个方针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具体涵义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地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总之，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二）关于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
毛泽东根据中国《宪法》的原则，提出了在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和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种团结。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毛泽东主张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成果，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关于“洋为中用”，毛泽东认为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盲目排外，一是生吞活剥。前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作祟，后者有崇洋迷外的味道
关于“古为今用”，毛泽东强调要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封建糟粕，吸取民主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六、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旧中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落后的国度。而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所以毛泽东等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在1963年1月29日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3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要任务。经过5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制度。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教育为工农开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等方针。鉴于当年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短时期内很难兴办大量正规学校以满足民众受教育的需求，刘少奇在1958年提出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他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辅而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一种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和一种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他指出，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办学校，国家不多花钱，比较充分地满足青年人的升学要求。同时，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
发展教育事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各种人才，培养并不断壮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建设更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争取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1956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单列一节阐述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批评了许多人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知识分子，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的倾向。同时，毛泽东希望知识分子继续前进，继续改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逐步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毛泽东在提出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教育事业，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主张。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
一、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以巩固国防的战略思想。规划和实施了全军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与此同时，高度重视国防技术与国防工业。毛泽东讲过，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为此，原子能、导弹与航空研究机构相继建立。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其它国防尖端技术方面也取得显著进展。“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防工业和国防技术成就的重要体现。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加强经济建设是加强国防建设的基础。
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中国的台湾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对峙，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正式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即争取用“政治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当时，主要是考虑到两个“非常有利”的“背景因素”：一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逐步缓和——世界“和平力量”在增长；中国国内工作重心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二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都反对美国的“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的政策。1955年5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政策”“公开化”。此后这一方针得到不断重申。
自1956年至196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台湾海峡两岸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阐释。其基本点是：1、“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2、“第三次国共合作”。3、“政治谈判”。4、“三民主义可以照旧”、“一切可以照旧”。
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反对霸权主义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阐述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处理，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提出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依据这一方针，同苏联和欧亚人民民主国家、同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反对霸权主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1957年初，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世界格局，指出：除社会主义的力量外，还存在三种力量，即：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五十年代末开始，中苏矛盾和冲突逐渐激化。1966年3月，中苏两党关系中断。此时，苏联利用美国霸权地位的中落，加紧对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领导人在政治上不断加强反华的同时，还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派军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挑起边界的武装冲突，苏联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另一个严重因素。中国党和政府不仅在涉及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也在整个国际事务中，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同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同一大批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大洋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苏联霸权主义的出现，引起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划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同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联合第二世界的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了更稳定的现实基础上，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第四节 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
一、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两个务必”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新考验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共产党执政后能否和怎样保持自身先进性的问题。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了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拥有几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乡村、每一个企事业单位，分布到各个民族；多数党员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文化组织、人民团体中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许许多多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新的考验。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带来的客观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地位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这些新情况，及时制定正确的政策，经受住新的考验。
（二）“两个务必”思想
加强执政党建设，必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和攻击。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消极腐败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开展过整风、整党及“三反”等运动，保持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作风，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从1938年起，在人民军队历次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中，都有政治工作是“生命线”的原则规定。它对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意义也是如此。毛泽东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他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一句话，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得以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中顺利进行。
三、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是人民的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根本点。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最进步、最团结、最有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先进阶级，它必须团结并领导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和社会力量，去争取本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彻底解放，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在阶级本质上必然是大公无私的。而无产阶级在阶级本质上的大公无私表现在其自身运动上就是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2．八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党同志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地为革命的胜利而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勤奋工作，为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