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25日刊登冯雪梅先生的文章，用“史无前例和蔚为壮观”来形容今年的“考研热”：117．2万人报名，比去年增加22．7万人，增幅为24．1％，其中，应届本科毕业生60．5万人，占报名总数的51．6％，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报名人数首次突破百万……而据我所知，这几年国人热衷“升本、考研、考博”的浪潮远远不是这几个数字所能说明得了的，校园内外，各种各样的学位进修、学历培训，在“终身学习”时髦的口号和旗帜下，势头正猛，通常是本学业的文凭还未曾到手，高一级学历的报名就已经开始。专而本，本而硕，硕而搏，学历追求，形似逐浪，节节而高。目前，中国社会在文凭学历方面出现的持续升温，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
是国人突然迸发了对知识的狂热追求了吗？是这一代人特别的比其他时代的人更爱读书了吗？是知识经济时代刺激了国人的求知欲望了吗？
先看看不久前来自《中国新闻出版报》和《信息时报》的读书调查：
“5年来中国国民的读书率持续走低，去年中国只有51.7%的识字国民读书，这一比例比五年前下降了8.7%。人们读杂志的比例更比五年前下降了一半之多，只有不足1000万人喜欢读小说、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作品，一些青少年甚至不知道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是什么，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及作者能说出一二的不足10%……”
另有调查显示，2003年，我国年人均购书只有43.67元，与此相关，虽然我国国民有家庭藏书的比例已经达到60%以上，其中识字城镇居民中有藏书的家庭高达80%，但专家们分析指出，我国家庭藏书的数量并不多，国民家庭藏书100本以上的只有10%。而根据韩国1995年的《国民读书形态调查》，韩国1995年有藏书的家庭比例高达96.9%，家庭藏书数量在500本之内的家庭占到93.3%……
如果说普通国民读书与升本、考研、考博没有直接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在校大学生的生存状况。一位大学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和许多同学一样感到极其失望，原来现实中的大学生活竟是如此的无聊，如此的郁闷，如此的令人失望。与我高中时对大学美好生活的憧憬相差十万八千里。空余时间太多，大家都觉得过的十分不充实，所以很多人学会了抽烟，喝酒，空闲时间多了，人无事可做时，内心就会感到极度空虚，自然会想到找个男朋友或女朋友，于是就开始了寻觅……关键是大家都很空虚，很寂寞……”
空余时间太多，寂寞，无聊，找异性填补空虚……那么读书呢？读书自然是“业余爱好”的了。临考前有教师们的笔记传阅，60分过关万岁，这种情况大学生们彼此心照不宣，学业考试如何过关已经至成为大学校园的一种“潜规则”，而即使这样的大学生，一边不喜欢读书，不会读书，一边仍然在瞄着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抓紧时间啃那几块敲门砖，跟上我们的潮流，去追求社会所需要的“学历”。
这就是我们当代教育的怪现状。这也是我们当代社会的怪现状。
面对考研升温现象，冯雪梅先生曾一连串发问：有高学历是否就意味着好工作？上了研究生是否一定能“物有所值”？对学生而言，付出3年的时间和精力，是否有所收获与回报？对社会而言，是否真正培养了所需之才？
前三个问题，学子们无法回答，也无须回答，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即使想了也白想。还是作者自己回答得好：不读研吧，没出路；读研吧，后悔——这就是学生们两难困境。而后一个问题，得问问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问我们社会的用人环境。冯先生说：彻底改变现状，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当然寄希望于教育改革自身……我认为，这话只讲对了一半——因为教育的改革决不仅仅靠自身就可以实现。
升本、考研、考博的背后，是应试教育的潜流在涌动；而应试教育的背后，是人的价值取向在写着判决书；人的价值取向的背后，是中国社会用人环境和人事制度在操纵。单单改革教育自身，行吗？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出台以来，中国的人事制度就一直牵制着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几十年。在这个大背景下，各行各业的用人机制也效仿“三化”，攀上了时代列车，用人门槛越来越高（前不久，某区一所普通高中招聘教师，开口闭口就是“研究生”），罔顾自身的实际，罔顾中国社会在人才资源上的结构特点和人才市场上的实际需要，上下一起，共同营造了一个巨大的、影响深远的人事“场”和价值“场”，导引着全部国人的价值取向：当今社会，只有考大学、挣文凭、搏学历，才能适应时代，把握命运。学子们，家长们，教师们，亲朋们，全社会的人，只认准一种价值观可以掌握命运，只认准一条通道可以通往罗马，那就是升学！那就是考试！于是乎，应试教育应运而生，且轰轰烈烈，且愈演愈烈。
在这种环境下，才会有中国教育和人才资源结构上的畸形呈现：小学低年级就开始上晚修，中小学节假日大量补课，家教家辅成风，重点中学学位千金难买，考中学比考大学还难，普通高中人满为患，职业高中备受冷落，专科生一边读校一边自考，本科生不想着修好自己的学业却热衷考研；人才市场上硕士博士找不到工作，本科生打出“零工资”要求谋饭碗，高分低能儿比比皆是，技术型人才空前奇缺，人人都想考公务员，技术劳动岗位少人问津，宁愿做低级“白领”也不愿做高级“蓝领”；假文凭泛滥，培训机构泛滥，出国镀金泛滥；天下论文一大抄，天下论文一大卖；“北航”也会有丑闻，民间几多悲惨事；“枪手”出击，英语“泄题”，集体作弊，高官落马……总之，凡天底下所有离奇古怪、莫可名状之事，在应试教育的今天应有尽有。
这些，仅仅改革教育自身，行吗？
其实教育自身一直也在改，可其收效也甚微：改学制、改课标、改招生、改收费、改试题、改考试制度、改职高普高比率、改社会办学体制、改教育教学理念、改教育教学方法、改办学硬件设备、改教师聘任制度、改义务教育、改高校体制……凡此种种，有的虽然有投石微澜，但最终不能有大作为，如取消小学、初中的升学考试；有的却成了煮不熟的“夹生饭”，如当今的高中新课标改革，举步维艰。原因就是没有触及到社会的大动脉，没有改变当前中国人事制度这个大环境。如果不改变中国的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不扭转国人的价值取向，就走不出“应试人生”的泥沼，最终就不能避免国家在人才培养上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差，甚至因此而可能影响到的国民的人格缺陷和社会竞争力的弱化。
冯先生说：除了考研，（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改革我们的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以适应中国国情，转变我们的价值观以淡化应试教育，健全我们的人才市场以满足我们各项建设的真正需要。
写于2005年2月2日星期三
是国人突然迸发了对知识的狂热追求了吗？是这一代人特别的比其他时代的人更爱读书了吗？是知识经济时代刺激了国人的求知欲望了吗？
先看看不久前来自《中国新闻出版报》和《信息时报》的读书调查：
“5年来中国国民的读书率持续走低，去年中国只有51.7%的识字国民读书，这一比例比五年前下降了8.7%。人们读杂志的比例更比五年前下降了一半之多，只有不足1000万人喜欢读小说、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作品，一些青少年甚至不知道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是什么，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及作者能说出一二的不足10%……”
另有调查显示，2003年，我国年人均购书只有43.67元，与此相关，虽然我国国民有家庭藏书的比例已经达到60%以上，其中识字城镇居民中有藏书的家庭高达80%，但专家们分析指出，我国家庭藏书的数量并不多，国民家庭藏书100本以上的只有10%。而根据韩国1995年的《国民读书形态调查》，韩国1995年有藏书的家庭比例高达96.9%，家庭藏书数量在500本之内的家庭占到93.3%……
如果说普通国民读书与升本、考研、考博没有直接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在校大学生的生存状况。一位大学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和许多同学一样感到极其失望，原来现实中的大学生活竟是如此的无聊，如此的郁闷，如此的令人失望。与我高中时对大学美好生活的憧憬相差十万八千里。空余时间太多，大家都觉得过的十分不充实，所以很多人学会了抽烟，喝酒，空闲时间多了，人无事可做时，内心就会感到极度空虚，自然会想到找个男朋友或女朋友，于是就开始了寻觅……关键是大家都很空虚，很寂寞……”
空余时间太多，寂寞，无聊，找异性填补空虚……那么读书呢？读书自然是“业余爱好”的了。临考前有教师们的笔记传阅，60分过关万岁，这种情况大学生们彼此心照不宣，学业考试如何过关已经至成为大学校园的一种“潜规则”，而即使这样的大学生，一边不喜欢读书，不会读书，一边仍然在瞄着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抓紧时间啃那几块敲门砖，跟上我们的潮流，去追求社会所需要的“学历”。
这就是我们当代教育的怪现状。这也是我们当代社会的怪现状。
面对考研升温现象，冯雪梅先生曾一连串发问：有高学历是否就意味着好工作？上了研究生是否一定能“物有所值”？对学生而言，付出3年的时间和精力，是否有所收获与回报？对社会而言，是否真正培养了所需之才？
前三个问题，学子们无法回答，也无须回答，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即使想了也白想。还是作者自己回答得好：不读研吧，没出路；读研吧，后悔——这就是学生们两难困境。而后一个问题，得问问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问我们社会的用人环境。冯先生说：彻底改变现状，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当然寄希望于教育改革自身……我认为，这话只讲对了一半——因为教育的改革决不仅仅靠自身就可以实现。
升本、考研、考博的背后，是应试教育的潜流在涌动；而应试教育的背后，是人的价值取向在写着判决书；人的价值取向的背后，是中国社会用人环境和人事制度在操纵。单单改革教育自身，行吗？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出台以来，中国的人事制度就一直牵制着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几十年。在这个大背景下，各行各业的用人机制也效仿“三化”，攀上了时代列车，用人门槛越来越高（前不久，某区一所普通高中招聘教师，开口闭口就是“研究生”），罔顾自身的实际，罔顾中国社会在人才资源上的结构特点和人才市场上的实际需要，上下一起，共同营造了一个巨大的、影响深远的人事“场”和价值“场”，导引着全部国人的价值取向：当今社会，只有考大学、挣文凭、搏学历，才能适应时代，把握命运。学子们，家长们，教师们，亲朋们，全社会的人，只认准一种价值观可以掌握命运，只认准一条通道可以通往罗马，那就是升学！那就是考试！于是乎，应试教育应运而生，且轰轰烈烈，且愈演愈烈。
在这种环境下，才会有中国教育和人才资源结构上的畸形呈现：小学低年级就开始上晚修，中小学节假日大量补课，家教家辅成风，重点中学学位千金难买，考中学比考大学还难，普通高中人满为患，职业高中备受冷落，专科生一边读校一边自考，本科生不想着修好自己的学业却热衷考研；人才市场上硕士博士找不到工作，本科生打出“零工资”要求谋饭碗，高分低能儿比比皆是，技术型人才空前奇缺，人人都想考公务员，技术劳动岗位少人问津，宁愿做低级“白领”也不愿做高级“蓝领”；假文凭泛滥，培训机构泛滥，出国镀金泛滥；天下论文一大抄，天下论文一大卖；“北航”也会有丑闻，民间几多悲惨事；“枪手”出击，英语“泄题”，集体作弊，高官落马……总之，凡天底下所有离奇古怪、莫可名状之事，在应试教育的今天应有尽有。
这些，仅仅改革教育自身，行吗？
其实教育自身一直也在改，可其收效也甚微：改学制、改课标、改招生、改收费、改试题、改考试制度、改职高普高比率、改社会办学体制、改教育教学理念、改教育教学方法、改办学硬件设备、改教师聘任制度、改义务教育、改高校体制……凡此种种，有的虽然有投石微澜，但最终不能有大作为，如取消小学、初中的升学考试；有的却成了煮不熟的“夹生饭”，如当今的高中新课标改革，举步维艰。原因就是没有触及到社会的大动脉，没有改变当前中国人事制度这个大环境。如果不改变中国的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不扭转国人的价值取向，就走不出“应试人生”的泥沼，最终就不能避免国家在人才培养上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差，甚至因此而可能影响到的国民的人格缺陷和社会竞争力的弱化。
冯先生说：除了考研，（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改革我们的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以适应中国国情，转变我们的价值观以淡化应试教育，健全我们的人才市场以满足我们各项建设的真正需要。
写于2005年2月2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