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有许多变数，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在贸易摩擦中被强化。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全球化趋势使中国经济必须面对国际经济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需要为从中国经济自身保持健康、平稳、快速的增长的目标出发，制定战略决策和政策方针。2007年，在进一步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主题曲中，中国可望在改变贸易顺差和国内经济不平衡发展方面迎来突破性的发展机遇。这其中，制度性变革尤其重要。

实践证明，依靠投资推动的增长带来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甚至国际摩擦，不解决这些问题，经济不可能平衡发展。而且这样纯粹靠消耗资源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投资增长基本在10％至15％之间，但是经济增长很多年份都在两位数字以上，有时候，经济增长甚至高过投资增长。这样“低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形势，制度性的改革功不可没。

如果我们能够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原因，改革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的失衡经济结构，改革导致消费增长平缓的收入分配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完全可能创造改革初期的奇迹，达到更高层次的“低投入高增长”经济增长模式。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首先要优化资源配置机制，使投资更合理和更有效率地配置到推动技术进步的领域，配置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行业。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盲目投资，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技术进步，是突破“高投资-通缩-危机”的恶性循环的有效举措。美国的例子可以参考。该国的储蓄率最低的年份只有0.7%，仍然能够支持大大超过储蓄水平的投资水平。因为其金融市场高效率地配置资源能力，吸引了全球资本流入，支持了经济的发展。

其次，更突破性的战略思考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的矛盾，不妨尝试将政府储蓄的投资部分转向公共事业支出，从而降低“储蓄－投资”差，改善国内外经济失衡的现状。一般来说，政府储蓄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政府财政收入扣除消费性财政支出后的剩余。

如果政府储蓄投入国内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会降低国内居民的“风险储蓄”和“审慎储蓄”，加大当期最终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和外需推动，向内需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最后实现国内外经济均衡。

理论上来说，如果企业和居民行为都按照经济规律正常循环，“储蓄－投资”差逐渐缩小，最后会达到外贸平衡，进而达到“国内储蓄＝投资”的经济“充分就业”整体平衡。如果贸易顺差不断减少，达到理想的贸易均衡状态，相应的外汇积累速度会明显放缓。在降低“储蓄－投资”差和贸易顺差的同时，消费会相应增长，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伴随结构调整的中长期过程，但却是解决经济失衡的根本途径。

我们匡算了一下，在今年大约10.4%的经济增长、1.8％的通胀率以及3.7％的人民币升值幅度的情况下，中国人均GDP可达到近2000美元。如果能够保持这种增长态势，6、7年后中国人均GDP将达到5000美元，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得到成倍快速增长。但是，这里的假设是可持续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在制度进步上做文章，保持“低投入”下的“高增长”，那么不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中国经济都具备灵活调节的能力，保持“又好又快”地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