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经验：
复试结束，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来写经验贴了，一个月前曾发布过，但因种种原因删除了，于是，算是再炒一次冷饭。

     记得我复习的时候特别在意考上的人的本科出身及能力水平，特别希望看到那些“逆袭”贴，然后仿佛自己就可以复制那些人的经验，进而走上人生巅峰。但是后来发现，重要的不是那些人如何成功，而是他们规避了哪些失败的可能。而作为文科生，重要的不是那些人如何取得高分，而是高分的答案的逻辑是怎么样的，于是这篇文章就是试图解答这两个问题。

      首先交个底吧，我初试395，政治60，英语69，作文139，专业课127.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可能不是最好的解答者，但是我还是想谈一下我曾经走过的弯路。
      1.做笔记=抄书。这个问题是我直到9月份才发现的，9月的时候我试图回忆我读过哪些专业书，那些专业书讲了哪些观点，回忆起来磕磕绊绊，于是开始重新规划，不再做抄书式的笔记，而是努力用自己的话去总结，并且把例子记下来。论述题=论点+论据+论证。譬如关于丁玲左转（参考贺桂梅老师的《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
 
论点：a. 丁玲左转是以遭遇并穷尽个人主义话语困境为思想前提。
论据：她早期小说并不表现知识精英启蒙的困境，而主要是莎菲式个人主义者自我分裂的痛苦。
理论：洲之内彻，新文学的文学概念之所以暧昧原因在于一方面想从封建制度求得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又企图否定个人主义。——要求超越个人主义。
过渡到如何转折
论点：b.丁玲在新文化运动中幻灭。
论据：梦柯的三段人生：去学校求学——恋爱——去娱乐行业，一步步变成商品；莎菲沉浸在自我毁灭的感伤主义。
结论：她们没有在现代都市中找到比传统更合适的生存空间，面对的是新的无路可走的窘迫和绝望。她们逃出了封建奴役，然而走向了另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奴役。莎菲的痛苦更是沉浸其中的主人公和作为叙事者的丁玲的痛苦，最后一吻后踢开凌吉士是识破自己欲望的虚假。
论点：c.丁玲对这一困境的克服即写作
论据：丁玲自述“因为寂寞, 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 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 很想做些事, 却找不到机会, 于是便提起了笔, 要代替自 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她的日记体转向——她在《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一）》中否定了日记体，认为传达些感伤主义外没有用处——若泉放弃文学走向革命
 
未摘全，但纠错以后的笔记格式就是这样。
 
       2.论述题别出心裁=自己瞎写。这个问题是我把模拟下来的答案给老师看以后，老师指出的问题，他说论述题最关键的不是看你是怎么想的，是考察你看了哪些书，哪些论文，这才是考察的重点。于是，我10月份开始就开始做文献综述一样的工作，罗列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事，重要变化，开始看小结这些论文，并形成大概1500左右的文章，
        譬如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代表，卢新华《伤痕》为命名的一批对文革和四人帮批判及揭露的小说。这一批判和揭露随后进一步发展为对文革这一历史的反思，如《剪辑错了的故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伤痕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打破了社会主义不能写悲剧这一禁忌，突破了暴露与歌颂的范式，并且开始确立了启蒙者的地位。
《伤痕》讲述的是一个青年因为母亲被诬为反革命而与母亲决裂，并且因为母亲的成分受影响，最后母亲昭雪然而也没来得及赶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悲剧性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在《伤痕》中，王晓华的决绝是基于革命理想压倒亲情之上的，可是这种压倒一直处于矛盾中，《伤痕》中冲突的张力一直在感情与革命间展开，王晓华在列车上的想象，在河边与小苏的交谈中，在读母亲的信，直到最后母亲的死去，悲剧冲突达到高潮，然而这意味着亲情压倒革命了吗？没有，激愤被转移到四人帮的身上而党是纯洁的，党的恩情是该铭记的，于是激愤转化为为革命事业前进的动力。因此《伤痕》在书写社会主义悲剧的同时也并未“越轨”，在刘复生看来，“伤痕文学”表达的是知青与红卫兵一代人的幻灭，这是最深刻的精神创伤，当他们开始进行反省的同时并非单纯的否定，而是以革命理想为基础对具体文革的否定，并把矛头和怒火指向为非作歹的“小人”。在这个层面上看，《伤痕》中卢新华个人的伤痕也是党和国家的伤痕。
而《班主任》则不仅是书写悲剧的问题，它还涉及“暴露”与“歌颂”及启蒙的问题。《班主任》最初发表时何西来一直努力将它和《野百合花》间划出界限，强调它暴露的是反动派，因此是革命文学，在这个背景下，伤痕的合法性源于对敌人的暴露，源于在政治界限内批判与暴露。这一界限在1978年被打破，陈荒煤认为创作应该从生活出发，从现实生活实际出发，该歌颂什么就歌颂什么，该暴露的就应该暴露，伤痕文学的合法性进一步得到确立，而题材也开始广阔起来，刘心武之后又写了《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作品，引起轰动。
相比于暴露与歌颂，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班主任》中的张老师隐含着一种启蒙者的姿态，张老师同谢慧敏的主要冲突在于《牛氓》、《青春之歌》是不是黄书，对宋宝琦的痛心引申到对四人帮的痛恨，因为他们用最革命的口号来掩盖最愚民的政策，于是张老师呐喊着“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鲁迅式的口号。张老师也在这里化身成了一个希望能够启蒙谢慧敏这些被四人帮毒害了的孩子的倾向，希望能够引导谢慧敏用毛的思想，用真正的马列的思想，也就是科学的思想来引导孩子们看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迷信报纸。因此思想在这里不再是阶级代表的化身，而是科学的化身，知识与科学的地位开始得以确立。在《班主任》中得到肯定的都是出阿什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知识与科学的力量，如果说五四时期是人的发现，那么在新时期则是知识分子的崛起，被文革打倒的知识分子重新确立自身精英的地位，在《班主任》中张老师一直在评判着他的学生，并且含有启蒙他学生的激情，如果将其读作一个预言，那么就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在新时期得以回归，做大众的老师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道德激情的实现方式。当然，这一启蒙者的姿态最后被日常生活所消解，《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四的“人”的命名显得孤独而又可笑。于是90年代有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精神大讨论，这是后话了。
总的来说，伤痕文学的诞生与推进与政治息息相关，悲剧的显现，对启蒙者姿态的确立都是在平反背景下的，而当79年历史发生转折后，伤痕文学便不再被支持，反思和改革文学开始抬头。


    3.政治选择题不研究真题，做熟1000题及八套卷及四套卷不等于会做真题，肖秀荣的大题固然压得准，但是你会发现他的选择题和真题的风格还是有不小的差距，所以我是属于侥幸政治上岸者，但是还是想说，真题的选择题真的真的真的很重要，大题可以不看，因为肖秀荣压得是真的准，但是选择题务必踏踏实实地做真题，不要忽视真题，切记。

    4.英语作文不练。我阅读+排序错了3个，完形填空这次很简单，估计扣两分差不多了，可想而知我作文写的是多么平庸，如果想拿高分的同学，务必练作文，关键是这样到考场心态就会好很多，不必像我写作文的时候手都在抖...对了，如果想问怎么练阅读的，两个字真题，务必吃透真题，不必字字翻译，但是请把不会的单词记在小本本上，我的红宝书背过两遍，所谓背过=不会的单词都勾出来，第一遍会很痛苦，但是第二遍会工作压力小很多。迷茫的同学们可以先开始背单词。

    5.不接受自己的懒惰+患得患失+犹豫不决+恐惧然后去找打鸡血的经验贴来鞭策自己。不是说鞭策不好，但是那些写经验贴的人肯定都会有这样的情绪，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每个写帖子的人就是在看帖的你，所以遇到这种负面情绪怎么办呢？像我一开始是玩手机，后来越玩罪恶感越深，所以既可以娱乐又可以减轻罪恶感的方法是什么呢？当然是看小说啦，同学们，现当代研究的小说一开始为什么不入流呢？因为它是市民们消遣用的啊，所以消遣才是它的本性。像我最后两个月就开始选择读小说，茅盾什么的读起来没意思，可以考虑80年代的小说，相对好读一点。又，想玩手机前，写100个数字，当你写到20的时候估计你就不想玩手机了
 
   6.不凑偶数了
 
最后附上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先锋文学指的是80年代中后期，余华、马原、苏童等作家以独特的写作手法进行文体实验的一个写作潮流。李劼在《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中指出“从八五年开始的先锋小说是一种历史标记。这种标记的文学性与其说是在文化寻根或者现代意识，不如说在于文学形式的本体性演化。也就是说，怎么写在一批年轻的先锋作家那里已经不是一种朦胧不清的摸索，而是一种十分明确的自觉追求”，也就是说在李劼看来，先锋文学的特点不在于写作内容，而在于文体形式的演变。即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变化。
李雪曾对余华的写作原点有一个分析，在她看来，余华的写作的弱点在于不擅长写实，而余华与卡夫卡的相遇拯救了他，因为卡夫卡的叙述方式是自由的，不用绞尽脑汁的编故事，将日常经验审美化。因此《十八岁出门远行》便是这样的一个实践，余华在报纸上读到一个苹果被哄抢的报道，进而这个报道构成了他的故事材料。当然，一个好的作家的作品必须得有意义，哪怕是被追溯的意义。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追认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意义，在他看来这部作品不是表达一种日常性的理念，而是一种超越被日常围困的经验的真实。这种超越用一个不断打破“我”的认知的形式来表达，司机对四次哄抢的无动于衷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着“我”，直到我意识到了这个世界的陌生，终止了对世界的熟悉化而结束。因此整个叙述完成的不仅仅是评论家们认为的成长小说，而是通过主人公对荒诞世界的发现而让读者也产生一种荒谬感，而这种荒谬感本身或许就带着文革经验的阴影。
在旷新年和许子东看来，整个80年代的文学叙事前提就是文革，此言不虚。蔡老在《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中对《归去来》和《冈底斯的诱惑》的解读中提到两者对存在发出质疑，《归去来》用马眼镜和黄治先的双重不在场来构成对存在的质问，而《冈底斯的诱惑》则讲述的是一个个没有结果的故事，这些故事只在叙事中存在而从未被叙述人真正确认。这些意义都在“不在”中被质疑，终极的真理也在“不在”中被瓦解，世界显得可疑甚至荒诞起来。在蔡老看来，元语言的被颠覆成为“意义”消解的重要背景，没有共同的意义符码后每个人便开始自说自话起来，《褐色鸟群》中的仿梦情境，“我”的想法、认识是自成一体的，在我看来“水边”是极其优美的地方，而在棋看来不过是一个锯木厂边的臭水沟。叙述者也并不说明对“水边”的哪个认识是正确的，到了小说最后连棋是否存在都变得可疑。或许对正确的追求在这篇小说中就是滑稽，这篇小说中别无其他只有意识。
这种文学形式的背后就是对真实的质询，余华在《虚伪的真实》中强调对常识的脱离，只有脱离了常识才能对世界有新的发现，认为19世纪的文学将想象送上了医院的病床，20世纪文学则重获想象的自由。他将19世纪与20世纪对立起来，背后就是将现实主义与先锋小说对立，而这种对立背后导致的便带来一种抛弃特定历史场所的危险。汪晖对余华提出的“没有时间的地点”和“丰厚的历史”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丰厚的历史”从来都是具体的，布尔加科夫及其生活其中的俄罗斯传统从来不会忽略地点也不会忽略空间，也就是说先锋文学的危险之处在于容易抛弃地点和时间负载的民族性而进入纯文学构建的自成一体的世界，而这世界在汪晖看来容易成为没有空间的漂浮，忽视了历史场景中的爱与恨，温柔和背叛。因此地点和时间的缺席在这个意义上是先锋文学的盲点所在。当然，这不代表先锋文学没有关切，先锋文学的关切在于个体的树立。先锋文学用纯虚构的文学空间使得语言主体在文学的场域中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因此张旭东评价其为“高度自主的叙事逻辑”而这一逻辑“将一代人经验的历史生成有效地记录在案”，这一纪录或许就是80年代生成的纯文学想象和市场主义及消费主义生成的个人主义的主体想象。
但是先锋文学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它的主体姿态是背叛了既有的观念，进入了叙事形式的游戏，这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革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可是当其完成革命后，它没有建立一套新的逻辑，如何在新的市场经济浪潮中保持这一主体不被异化似乎不在先锋文学的考虑中。贺桂梅认为先锋文学是对现实主义的超越和否定，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大师遗产的接续，完成了文学共同体的想象实践，而这种想象实践是在纯文学构造的文学自律体制中完成的，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先锋文学完成了文学与社会实践关联纽带的彻底剪断。而这一剪短或许就是文学逐渐衰微的原因。
 
 
另，上大的复试注重广度和深度，在这里就不详谈了，之前有前辈写过帖子了，就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