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秦代都城、行宫与直道

 

第二章——秦始皇陵

 

第三章——秦代官吏与平民墓葬

 

第四章——秦各项统一措施

 

第五章——汉代都城

 

第六章——秦汉地方城邑与长城

 

第七章——汉代帝陵与王侯大墓

 

第八章——汉代官吏与平民墓

 

第九章——秦汉时期农业

 

第十章——秦汉时期工商业

 

第十一章——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和铭刻

 

第十二章——秦汉时期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第十三章——秦汉时期的中外交流及同周边地区的联系

 

 

 

 

 

 

 

 

 

 

 

 

 

 

 

 

 

 

秦咸阳城遗址位于今陕西咸阳市东约15km的窑店一带，南临渭河水，北依咸阳塬。秦孝公十三年，秦国正式迁都咸阳，秦惠文王时期，对咸阳城宫室进行了扩建，后直至秦统一全国前，秦咸阳城从渭河北岸向渭河以南发展，最终形成了秦都咸阳的渭北咸阳城与“渭南”宫室苑囿的格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对秦都咸阳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扩建。

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工作已开展40多年，已发现战国时代中晚期秦代大量宫殿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居址和墓地，以咸阳塬上今聂家沟至姬家沟之间的遗址最为密集，宫殿建筑遗址群周围大显墙垣遗存，推断这里应为秦咸阳宫殿遗址，以宫殿建筑遗址群为中心，在其西部发现有制陶、冶铸等官府手工业遗址，东部可能为“兰池”及“兰池宫”遗址所在地，西南部大量手工业作坊遗址，秦咸阳城遗址西部发现发掘了大批秦墓，西北部和远郊东南部分布有帝陵区。

宫城城址内发现有西北区、中区和东北区共7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属战国中晚期至秦代，位于亲都咸阳遗址中部地势较高的咸阳塬上。秦咸阳宫发掘的一、二、三号三处大型建筑遗址中，出土遗物主要包括砖、瓦、瓦当、丝绸等。

“渭南”有秦国的南宫（甘泉宫）、章台、诸庙、阿房宫、上林苑等建筑，其建设始于战国晚。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发现说明，秦咸阳城的宫殿区安排在都城的高亢之地，宫城宫殿区居东西居中位置，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区邻近渭水；秦都咸阳置南宫、北宫是就其方位而言，南、北宫建筑功能不同，秦北宫当为秦咸阳城之王宫或皇宫，亦秦咸阳宫，为都城之宫城，大朝正殿所在，一直作为秦咸阳城的政治中枢，渭南甘泉宫即为南宫，秦王政上台后，甘泉宫取代了作为外交活动场所的章台，并安排太后居住，使之成为太后之宫，因此甘泉宫与咸阳宫才有南、北宫之称，异于西汉长安城的两宫制，秦代都城“两宫制”是初期中央集权封建帝国都城的布局特点之一。秦咸阳城中，秦统治者一改过去宗庙与宫殿“平起平坐”的局面，大朝正殿居于宫室区的中心地位，宗庙居次要地位，且离开了宫城或宫殿区，被安排在渭南地区，充分反映了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的国家政治特点。

 

辽宁绥中行宫遗址——宫城平面呈曲尺形，东南部建筑密集，北部和西部较为稀疏。

河北秦皇岛秦行宫遗址——金山嘴秦代建筑群遗址、山海关区石河口遗址。

渤海湾西岸秦代建筑遗址与秦汉碣石宫——姜女石建筑群、石河口建筑群、金山嘴建筑群。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始皇25年令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兴建，南起云阳，北至九原，全长“千八百里”，是连接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区唯一的一条交通纽带，也是支援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军事防务的运输线，与长城共同构成秦朝北疆的防御体系。据近年来陕西、内蒙两省的考古调查结果，秦直道除部分地段有小的弯曲处，其他地段基本上是南北直线走向。在秦直道途经路线，目前已发现许多秦汉城址，其中包括南部起点林光宫遗址、北部终点九原郡址以及位于中部的成梁古城等，沿线还出土了大量遗物。考古调查表明，秦直道的施工很好地利用了地形特点，因形就势，不同地段使用不同修筑方面，南段大多利用子午岭的山脊稍加平整而成。秦直道及沿线古城遗迹，对于研究秦汉北方地区的历史，特别是交通通信史和民族关系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中国第一个皇帝的陵墓，位于陕西西安市东35km，坐落在西安市临潼区宴寨乡，陵墓南倚骊山、北临渭水，陵区范围东西与南北各约7.5km，占地约56平方公里，其规模堪称中国古代帝陵之冠。陵区包括陵园、陵墓、陵寝建筑、陵邑、陪葬坑、陪葬墓、殉葬墓、修陵人墓及与始皇陵相关的防洪堤遗址、阻水与排水遗址、鱼池建筑遗址、石料加工工场遗址等。

 

 

陵园由内城和外城组成，陵园中包括帝陵封土、地宫、陵园内外城垣与门阙、陵寝建筑和阻水与排水设施，以及陵园之内的陪葬墓、陪葬坑等。

封土为地面上核心建筑，位于陵园内城南部中央，夯筑，覆斗形，封土中部有两级缓坡状台阶，形成三级阶梯状封土；地宫位于封土堆顶台及周围地下；陵园以墙垣围筑，不再以隍壕围之，由内外两重城垣组成，内外城东、西、南门相对，陵园内外城东、西、南门又分别与帝陵地宫东、西、南墓道相对。封土位于陵园内城南部中西居中位置，开启以后帝陵在陵园中央位置先河。陵园内外城西门以北地区为陵寝建筑，陪葬坑主要包括陵园内、内外城之间、陵园外三个部分。

 

 

 

 

 

 

 

目前发现于关中、关东及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内蒙、甘肃等广大地区，秦代疆域内秦人到达和生活的地点都有可能发现秦墓。

按随葬品分：随葬青铜器墓，或共出仿铜陶器、日用陶器或其他小件等；随葬仿铜陶礼器墓，或共出日用陶器等；随葬实用铜器或漆器墓；随葬日用陶器或仿日用陶器墓；随葬少量小件饰品或无随葬品墓。

按棺椁分：双棺一椁、一棺一椁、单棺或瓦棺、无葬具。

按墓葬形制分：竖穴土（岩）坑和铜器墓两种，竖穴墓可分带墓道和无墓道，洞室墓可分斜坡和竖穴墓道。

按墓主身份分：贫民墓、中小地主墓、贵族墓。

 

墓葬形制大体上有四种，即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岩）坑墓、竖穴土坑墓、竖穴墓道洞室墓和砖室墓；葬具有一棺一椁、单棺、瓮棺和无棺之分；葬式是屈肢与直肢葬并存，直肢葬逐渐取代屈肢葬；随葬器物组合，可以分成铜器、仿铜陶礼器和实用陶器三种组合，典型秦器比较盛行。

 

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洞室墓和空心砖墓三种，葬具以一椁和单棺为主，稍大的墓用一椁重棺，少数墓无棺，三门峡、天马——曲村和侯马乔村发现的围沟墓较引人注目，疑与秦人旧地陵墓使用的隍壕传统有关。葬式中仰身直肢葬占大多数，随葬品中日用陶器釜、甑、罐、缶等的使用表明了秦俗的特点，但仿铜陶礼器鼎、盒、壶的组合仍占主流，应为秦人出关后受当地葬俗影响，稍大的墓，多随葬铜器。

 

墓葬形制与战国楚墓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棺椁制度无大的改观，保留了旧有的分厢制度，陶瓮、釜等日用陶器随葬风格及铜蒜头壶、铜鍪存在表明了秦墓性质，但陶鼎、敦、壶和鼎、盒、壶等的使用又表明了南方“楚俗”与北方“礼俗”的混合。秦对江汉地区统一，伴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动和融合。

 

保持四种风格：巴蜀传统、秦人葬俗、中原礼制和楚文化因素，巴蜀文化特征表现在器物上，主要为铜、陶器，秦人葬俗的例证为蒜头扁壶，中原礼制因素指的是棺椁制度和鼎、盒、壶的仿铜陶礼器随葬，楚文化影响在于青膏泥使用、棺椁分厢制度以及漆器的交流方面。

 

 

秦人墓——指属于“秦族”或秦国人在关中及其他地区死亡后所埋葬的遗迹，它既存在于秦统一以前，也存在于秦统一以后，大约在西汉中晚期秦人文化完全汉化后，秦人墓基本不复存在。

秦墓——指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墓葬，它既包含了秦人初创国家以后的墓，也包括秦人建国以前的墓，好包括受秦文化影响而采用秦人埋葬习俗的墓，其存续时间，大体与秦人墓相当。

秦代墓——专指公元前221前始皇统一六国至公元前206年子婴出降或刘邦建立汉王朝之间的墓，它既包含这一时期的秦代墓，也包括旧有六国灭之后在秦统一时期埋葬的墓。

 

半两钱、典型秦器（陶圈足茧形壶和铜长颈蒜头壶）、秦镜等，仅凭以上因素断代模糊系数大，甚至出现偏差。

（1）从动态的角度看，秦代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秦代秦人墓葬吸收了楚文化（漆器）、周文化（仿铜陶礼器）、巴蜀文化（铜鍪）等诸多因素；

（2）从“事死如生”的观念看，秦代墓葬以秦始皇陵为首，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及神化世界的极尽追求；

（3）从出土铁器看，当时生产力极速提高，铁器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

（4）从丧葬文化统一性到民族趋同性看，秦朝建立，政治一统，带动了秦疆域内文化的震荡和传播，秦墓葬文化一度从观众流向西方，最终经各民族认同、融合与发展，在汉中期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墓葬制度。

 

 

 

 

刻石文字——秦统一全国后，始皇巡行各地时所立的刻石文字，内容是称颂始皇的丰功圣德，刻石文辞为韵文，每句四字，前部分为始皇颂辞，后附秦二世诏书，但原物几乎都已损坏，只有《琅琊刻石》尚存残块，传世的有《峄山刻石》完整的摹刻本及《泰山刻石》残拓的摹刻本，刻石字体为小篆，相传是丞相李斯所写，是研究小篆的最好材料。

诏版文字——秦诏版是秦统一度量衡所颁发的皇帝诏书，有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两种。始皇诏版共40字，二世诏版在始皇诏版之外，又加刻了一条诏书，共60字，在秦国和其他六国故地均发现大量诏版的铜、铁权，从所出诏版看，内容、字数一致，但各诏版行数不一，字体也有差别。

铜虎符文字——虎符为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动军队所用的凭证，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目前出现了3件秦虎符：新郪虎符、杜虎符、阳陵虎符，仅阳陵虎符属于秦代，虎符身上文字错金，字体与刻石及诏版文字相近。

玺印与封泥文字——战国时期玺印使用已较普遍，印文多于金文相似，文字地方特点也较明显，秦统一后，对玺印的名称、质地、文字，印面构图及玺印制度进行了统一；印章打印在文书信札或其他物品之外的封泥上即留下封泥文字，一般简称为“封泥文字”。

铜器铭文——分青铜器具和青铜兵器两类，其中，兵器铭文发现较多，兵器刻铭都是用坚硬而锋利的金属刻划的，刻划潦草，线条纤细，文字大小参差，笔画直而生硬，缺少圆滑之感，有时还有缺笔和笔画错压现象，属秦篆之列。

简牍文字——目前秦简出土地共8处，以云梦睡虎地和湖南龙山里耶两处最为重要，简文一般以毛笔竖行墨书，字体为秦隶。

其他器物上的文字——陶文、漆器文字、刑徒墓瓦志文。

 

秦国度量衡，度以引、丈、尺、寸为单位，量以斛、斗、升、合、龠为单位，衡以石、钧、斤、两、铢为单位（秦尺、秦量、秦权）。

 

统一货币（秦半两钱）

 

始皇采纳李斯意见，废封建为郡县，划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整个秦代究竟设有多少郡，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

 

统一文字方面，秦篆与隶书并行，使用领域有所区别，篆书一般用于皇帝诏书、虎符、刻石。钱币、印章及兵器刻铭等，隶书则多见于简牍等；从出土度量衡器及诏书看，秦代对统一度量衡是非常重视和严格的；从出土半两钱分析，秦代对钱币的成色、大小和重量要求并不如度量衡严格，其新铸半两法定标准尚不清楚；关于秦代郡县数量，目前仍为一疑问；从出土秦简资料可看出始皇焚书坑儒之端倪。

 

 

 

 

 

 

 

 

 

 

 

 

 

 

 

 

 

 

 

 

 

 

 

 

 

 

 

 

 

 

位于西安市西北部，平面近方形，城周夯筑城墙，城墙四角设角楼，长安城共12座城门，每面3座城门，城内道路规整，有8座城门各有一条大街通入城内，给排水设施完善。未央宫位于汉长安城西南部地势最高处，长乐宫居未央宫之东，北宫位于未央宫北部，与桂宫相邻，武库位于汉长安城中南部的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主要市场西市、东市均位于城内西北部，手工业遗址集中在西市一带，只要为陶俑烧造、陶窑、冶铸、铸币等，礼制性建筑主要居于城南郊，包括“王莽九庙”、社稷、辟雍等。

 

（1）汉长安城形制反映的崇方思想。汉长安城及其皇宫未央宫平面近方形，南郊礼制性建筑也多方形，这对后代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2）城门设置与结构。四面各置3座城门，城共12座城门，一门三道；

（3）未央宫在都城布局上的重要地位。居城内地势最高处，宫城南、西面毗邻高大城墙，东、北两面围以武库、后妃诸宫和达官贵邸，与市里百姓形成空间隔离带，这种布局既体现了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地位，又保障了皇宫的安全；

（4）“面朝后市”格局和“前朝后寝”制度；

（5）后宫建筑特色。地下建筑；

（6）汉长安城宫城与“亚宫城”。以未央宫为皇宫，长乐宫为太后之宫，北宫、桂宫和明光宫为后妃之宫，长乐宫、北宫、桂宫、明光宫均可视为“亚宫城”，反映了中国古代帝国时代初期政治历史削弱“血缘政治”力量，加强“地缘政治”势力的特点。

 

东汉洛阳城，曾为其后的曹魏、西晋、北魏沿用，故常称之为“汉魏洛阳城”。东汉洛阳城为一座四周建有高大城墙和深广护城河的封闭型城市，全城略呈不规则的南北长方形，宫殿区相对集中，南宫、北宫南北对峙，手工业遗址主要分布于城外，重要礼制建筑居城北，灵台、明堂、辟雍则居城南，太学也在城南。东汉洛阳城平面复原图如下：

 

 

秦统一六国后，废封建为郡县，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除秦都咸阳外，东周各国的都城及其中小城邑变为秦的郡县城，成为各级行政管理中心，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城市体系；汉承秦制，但汉代实行郡国并行的制度，既有直接受中央政府控制的郡县，又有分封的诸侯王国，至东汉末，基本形成州、郡、县三级管理的体制。

秦汉地方城邑指秦汉时期郡国城、县道城、帝王陵邑、列侯封邑及属国都尉城等。

 

郡国城址列举——临淄齐国故城、夏县禹王城、邯郸大北城、曲阜鲁国故城汉城、章丘东平陵故城、高密城阴城；

县邑城址举例——洛阳汉河南县城、襄汾赵康古城、临潼栎阳故城、咸阳长陵邑、房山窦店古城、且盱眙东阳故城、临潼新丰故城、商承扶苏城。

黄河中下游地区秦汉城址发现数量多，且有鲜明的地域特点：（1）以沿用战国旧城为主，秦汉新建城邑发现较少；（2）在城址规模、总数及单位面积内城址的数量方面，黄河中下游地区都大于其他地区；（3）长方形及方形城邑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类型：（4）两城并存的形制虽存在，但数量不多，且仅存于较大城址，其中以大、小城相套者居多，个别为东西毗邻或南北相接形制，这种城址多数为东周列国都城；（5）一般城址每面设一座城门，但沿用的战国都城，由于面积大、城门较多，有的一面多达三座城门，总数均不超过12座；（6）城市布局与城门的设置、城内道路的走向有直接关系，一般对应的城门之间应有道路相连，道路将城内划分为官署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及市场区等不同的功能区；（7）目前发现的汉代城址，绝大多数建于西汉，明确建于东汉的很少。

 

郡国城址举例——寿县寿春故城、荆州郢城、云梦楚王城等；

县邑城址举列——宜城楚皇城、蕲春罗州古城、龙山里耶古城、赤壁土城；

城邑特点：（1）一部分中小城邑直接利用了战国旧城或对旧城改建；（2）城址规模一般不大；（3）城址总数及单位面积城址数量，明显小于黄河中下游地区；（4）在发现的城址中，长方形城址占绝大多数，但同中原地区相比，不规则形偏多，应与南方山地地形有很大关系；（5）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既不是政治中心区，经济发达程度也无法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

 

郡国城址举列——磴口包尔陶勒盖古城、包头麻池古城、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宁城外罗城古城、宝坻秦城；

县邑与属国城址——磴口补隆淖古城、托克托哈拉板申西古城与东古城、呼和浩特美岱二十家子古城、呼和浩特塔布陀罗海古城、卓资三道营古城、神木大保当护城。

城邑特点：（1）军事防御功能突出；（2）城址规模小；（3）盛行大、小城的布局，平面形制有回字形、品字形、吕字形、曲尺形、目字形等，其中以回字形数量最多；（4）城邑建筑时代比较明确，秦汉时期所建城址比例大于中原地区；（5）城邑数量多、人口少。

 

主要指中国西北、东北、西南及东南沿海地区，一类为汉人所建城邑，另一类为少数民族所建城邑。

城邑特点：（1）边远地区城址面积一般较小；（2）两类城邑建筑方法及形制不同，汉人所建城邑一般为夯土城，平面以方形和长方形布局为主，城内以街道区分官署区、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不同的功能区，少数民族城邑多随形就势，城墙不追求方正，平面多不规则；（3）边远地区城邑不少具有边城性质；（4）青海地区古城出现较晚；（5）边远地区的城址，即使是少数民族所建也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

 

秦汉长城主要修筑于始皇和汉武帝时期，始皇一统六国后，令蒙恬维修原秦、赵、燕三国长城，并在局部地区段进行新建，将三国长城连接起来；汉长城修建包括两项工程，一是重修秦长城，继续使用，同时对燕长城东段进行修缮；二是子啊长城外增设复线——“外城”，并建边城、障城、烽台。

秦长城按构筑特点大致可分西、北、东三段，西段由甘肃临洮经榆中，沿黄河直达阴山之下，到包头以西的九原，北段由包头以西的九原，北依阴山，顺大青山西麓而东行，跨黄旗海北岸，到内蒙兴和县境内，东段自内蒙化德县往东经河北康保县南、内蒙太仆寺旗、多伦县南，河北丰宁、围场县北、内蒙赤峰市北，至辽宁阜新市北，各段构筑方法依地形、地势而定。

障、坞、燧、关是西北地区汉代烽燧的主要配套设施，与城墙等组成综合防御体系。

 

 

 

 

西汉帝陵分两大陵区，即咸阳塬陵区和长安东南陵区，其中以咸阳塬陵区为主，两大陵区均位于都城长安附近。

西汉帝陵和后陵封土平面形制早期为长方形，大约自文帝以后，帝陵和后陵封土平面均为近方形，即“覆斗形”，帝陵与后陵封土形状基本相同，但帝陵封土高度一般大于后陵。西汉帝陵继承了商晚以来王陵地宫四条墓道、平面为“亚”字形墓的传统形制，陵园设置继承了始皇陵筑墙为界的做法，陵园平面长方形，四面各有一门，陵园各门与陵墓四条墓道相对，陵园之中有帝陵、后陵陵园和礼制建筑、陪葬坑等，礼制建筑主要包括寝殿和便殿组成的寝园及陵庙、食宫等建筑，西汉帝陵一般都有陪葬墓，且数量多、规模大，皇帝为陪葬者在帝陵区另辟茔地，墓上筑高大封土，冢旁或建有礼制建筑，异于先秦王陵的殉葬或陪葬者。自高祖长陵至宣帝杜陵，帝陵均置陵邑，一是为了供奉陵园，二是迁徙关东大族、达官巨富，削弱地方势力，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三是突出当政皇帝权威。

 

“南六北五”分布，汉魏洛阳城西北陵区五座，东南陵区六座，墓葬形制方面，单一墓道，南向，封土圆形，基本为帝、后陵合葬，有较多陪葬墓，但基本不见陪葬坑等外藏系统，与西汉帝陵相比，东汉陵寝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调查和深入研究。

 

规模仅次于帝陵的大型墓，数量较多，分布地域较广，以修建方法和构筑材质上区分，可以分为竖穴木椁墓、竖穴黄肠题凑墓、竖穴石室墓和横穴崖洞墓四种，王墓一般分布在王都附近的土原或山上，墓室深挖于地下或开凿于山中，坟丘高积于墓上或山顶，王墓大多还在墓外安排数量不等的陪葬坑，坟丘外围绕垣墙形成墓园，墓园内设置礼制建筑，王墓周围还多分布陪葬墓，西汉王墓一般采用王、后异穴合葬形式，规模上王墓一般大于后墓，地面建制包括坟丘、墓园、礼制建筑和陪葬墓等内容。西汉王墓采用木椁墓室沿用传统的墓葬形制，石室墓是在崖洞墓影响下出现的竖穴墓系统的一种新形式，黄肠题凑墓和崖洞墓室新出现的两种形制，车马殉葬和玉衣殓服也是西汉王侯墓的两大特征。

已发掘的西汉列侯墓中除一座砖室墓外，均为一条带墓道的竖穴土石坑木椁墓，西汉列侯墓多分布在侯国都城附近地势较高的地方，有的分布在西汉帝陵附近，为帝陵陪葬，西汉列侯墓一般采用夫妇异穴合葬形式。地面建制包括坟丘、墓园、墓侧建筑、石雕像等内容，墓葬形制上主要采用传统的竖穴木椁墓，西汉中期出现砖砌墓室，西汉列侯墓正藏外也设置外藏椁、随葬品较丰富，西方列侯墓以出土大量漆木器为一大特色，玉衣殓服在西汉列侯墓中没有普遍使用。

 

由一条或两条斜坡墓道连接土石墓坑组成，其构造是在墓坑底部用加工规整的木枋叠置围成长框形墙体，然后在墙体内外构筑环绕墙体的木椁，再于墙体内的木椁里建造前室和棺房，棺房内陈套棺，棺房与木椁间往往形成回廊，这种用大量木材营造复杂结构墓室的形制称为黄肠题凑葬制，黄肠题凑同时还包括“梓宫”、“便房”和“枞木外藏椁”等葬具。

 

东汉王墓都是一条墓道的竖穴土坑砖石墓，墓室大多用砖和石材构筑而成，也有只用砖或石材砌筑墓室的，东汉王墓并穴合葬与同穴合葬并存，地面建制上，发现有坟丘，墓园遗迹和庙类建筑则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东汉诸侯王墓完全抛弃了西汉木椁墓和崖洞墓的形制，在继承西汉竖穴墓形式、崖洞墓平面布局与空间结构的石室墓的基础上，受黄肠题凑墓影响，形成了带回廊的前后砖石结构墓，此为东汉王墓的基本形制和重要特征，东汉王墓用模型车马取代了真车马殉葬，流行随葬模型明器，普遍使用玉衣殓服。

东汉列侯墓以砖石砌筑墓室，一般由墓道、甬道和两三个墓室组成，地面有坟丘，坟丘外设置墓园，墓侧建筑发现很少。

 

 

 

 

墓葬类型有竖穴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砖墓、砖室墓，砖室墓砌筑方式包括砌壁、券顶、铺地、封门等，葬具主要有木椁、木棺、陶棺、砖棺和瓮棺等几种，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及器形变化，结合铜镜、铜钱研究成果，关中汉墓可分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中后期、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七期。

墓葬演变轨迹、墓葬形制方面，西汉早期主要为竖穴土坑墓和土洞墓，西汉中后期，出现以条砖或空心砖砌筑墓室的砖室墓，东汉早期，竖穴墓少见，以斜坡墓道洞室墓为主，前后室墓开始流行，东汉中晚期，斜坡墓道砖室墓逐渐占主导地位，以前后室布局为主。随葬品组合上，西汉早期为鼎、盒、钫等仿铜陶礼器和罐、房形仓、缶等模型明器，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仿铜陶礼器组合多不完整，钫不见，鼎、盒常缺，壶增多，东汉中期，除生活明器外，新出现案、耳杯等墓内祭器和家禽家畜俑。

区域特征、墓葬形制上，洞室墓流行时间早，形制多样，构筑材料较为单纯，少见石料，墓室装饰不如其他地区发达；随葬品组合表现出较强的地域特征；关中汉墓继承了大量秦文化因素。

 

按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情况，参考汉铜钱、铜镜分期研究成果，可把以洛阳地区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汉墓分为七期：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洛阳地区汉墓演变轨迹：墓室由单室——前堂后室——多室发展，反映了单人葬——夫妻合葬——家族合葬的发展趋势；墓室结构由简单到复杂发展，墓室高度渐次增高，满足了合葬和墓中设奠的丧葬习俗的需要；陶器组合在两汉有明显变化，重世俗生活的观念逐渐取代周秦重礼制的葬俗。

 

该区汉墓主要有竖穴土坑墓、土洞墓、砖椁墓、砖室墓、壁画墓、瓮棺墓六类，据墓葬形制、典型器物特征发展变化及随葬品组合，可将该区汉墓划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与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五期。

变化轨迹：西汉早期，墓葬形制基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上，多数小型墓为单件陶罐，陶鼎少见，大型墓可见七鼎五簋等典型先秦礼器组合；西汉中期，出现土洞墓和砖椁墓，随葬品以仿铜礼器和日用陶器组合为主，陶模型明器开始出现；东汉早期，出现壁画墓，但壁画内容简单，随葬品主要为日用陶器和陶模型明器；东汉中晚期，砖室墓流行，壁画墓壁画内容趋于生活化。

 

汉墓形制主要包括土坑木椁墓、土洞墓和砖室墓三类，陶壶和陶罐为长城地带汉墓最重要的器类，葬俗方面表现出边塞地区特点。

 

 

汉墓类型包括土（岩）坑墓、砖室墓、石室墓，该区汉墓随葬品中最具时代特点和分期意义的是数量最多的陶器，该区汉墓可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六期。

区域特征：砖室墓和石室墓出现时间较晚，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流行，数量居全国首位，西汉中晚期流行的砖椁和石椁很有特色；随葬品上，陶礼器一直沿用到西汉晚期，模型明器种类、数量都较少。

 

该区汉墓形制可分土（岩）坑墓、岩坑洞室墓、崖洞墓、砖室墓（含砖石合建墓）和石室墓，其中徐州地区的岩坑洞室墓颇有地域特色，该区汉墓随葬品以陶器和漆木器为大宗，据典型陶器形制和组合考察，苏皖地区汉墓可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六期。

 

该区汉墓分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至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五期，该区两汉墓葬有明显地域特色。西汉早中期墓葬葬具多承袭楚墓习俗，以木椁为主，晚期少数墓葬出现木砖混合结构椁室，不见洛阳等地西汉流行的土洞墓、空心砖墓，随葬品以各种陶器为主，有日用器和陶礼器等。东汉时期，该区墓葬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十分接近。

 

分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至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六期，西汉墓的葬具以木椁为多，早期形制与江汉地区相同，中期出现作前后布局的两室墓，晚期两室墓数量增加，出现三室墓，平面布局多样，东汉早期湘北、湘中流行砖室墓，直至晚期该区土坑竖穴墓仍占多数。自西汉早期开始，陶礼器鼎、盒、钫或壶的组合就成为主要的随葬品。

 

墓地选择上有利用自然地貌和建造人造土墩两类，可分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七期，该区汉墓区域特征及演变主要表现在：（1）墓葬文化面貌由多远走向统一。西汉早期古越文化在当地延续，外来文化渗透，不同区域呈现不同风俗，自西汉中期以后，其区墓葬面貌逐渐趋向统一，融入汉族文化中；（2）北部与长江下游一致，南部与广东地区一致，北部区域汉墓演变与长江下游地区基本相同，形制上竖穴土坑木椁墓——竖穴土坑砖椁墓——结构较为简单的券顶砖室墓——结构较为复杂的券顶或穹窿顶多室墓，器物组合也相应的以高温釉陶质仿铜礼器为主——以硬陶质地生活用器为主——以低温釉陶质明器为主，南部区域以匏、瓮、罐为基本组合的越族器物表明与广州等地区汉墓有基本相同的文化特征。

 

可分秦代和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和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五期，该区竖穴土坑墓延续时间很长，至东汉仍以土坑墓为主，西汉早后期木椁墓。仿生人居处布局，前端为前室，后端上层为棺室，下层为器物室，东汉前期简化为“假双层分室墓”，出土陶器多为硬陶，器形基本组合为瓮、罐、壶等，有相当一部分器形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岭南地区内部发展很不平衡，从汉墓形制、随葬品多寡及种类可窥一斑，该区与周边地区交往密切，也受楚文化、闽越文化和滇文化等文化的影响。

 

该区汉墓形式多样，类型大致有土坑木椁墓（单层和双层）、岩坑墓与岩坑木椁墓、土坑木板墓、砖台墓与石台墓、砖室墓、石室墓、崖墓，根据墓葬自身发展变化特点可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新莽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期四期。川渝地区汉墓形式有两类，一类为中原文化系统的墓葬形式，另一类为在中原文化系统墓葬影响下出现了具有本地区特点的墓葬。该区坟丘普遍较为高大，墓穴内非常注重排水防潮设施，随葬品种类非常丰富，可分为一般生活用具、象征财产的明器、钱币、武器和生产工具、驱鬼镇墓等类，东汉时期摇钱树和长舌镇墓俑为两种较为特殊的随葬品。

 

可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至新莽时期。东汉早中期、东汉晚期五期，西汉早中期流行竖穴土坑墓和土洞墓，土著二次葬和汉式仰身直肢葬并存，西汉晚至新莽时期，墓中设奠习俗流行，砖室墓出现，出现夫妻合葬的前堂后室墓，东汉中晚期出现家族合葬的多室墓、随葬品方面，两汉中以陶壶、罐为基本的汉式陶器组合和以夹砂陶器为特征的土著陶器组合在墓中并存，西汉晚期以后，汉式陶器组合逐步取代土著陶器组合，并出现仓、灶、井等模型明器。

 

一般指在墓室内壁（有时也包括墓门和墓道等部位）以色彩绘制图像的墓葬，壁画墓以西汉中期开始出现，西汉晚期子啊一些地区流行开来，至东汉时期形成了中国壁画墓历史上第一个高峰，汉壁画墓是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已发现的汉壁画墓分布很不均衡，依墓葬形制和壁画内容前后变化，大致可分西汉中晚期、新莽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三个阶段。

汉壁画墓的产生和流行一方面可能有着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与灵魂不灭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举孝廉”制度等负面影响，社会风气的腐化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作用。壁画墓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于墓内丰富的画像，保存了大量历史信息，体现了丧葬的需要，是丧葬习俗和观念的直接反映。

西汉壁画以表现天上或仙界景象为主，晚期出现了历史故事题材，东汉以后，壁画题材进一步拓展，将墓主生前经历、墓主在死后世界的“生活”进行了叙事性的表现。

 

指汉代用画像石建造石椁和墓室，或在崖墓洞室内外雕刻图像的墓葬，汉代画像石墓主要集中分布在四大区域，一是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二是豫南、鄂北区，三是陕北、晋西北区，四是四川、滇北区，可分为西汉时期、新莽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三期。

 

用模印成刻划有图像和花纹的砖嵌砌、装饰墓葬。汉画像砖木主要集中分布在河南和四川两省，画像砖墓只是墓室局部用画像砖，或在门部，或嵌于壁上，尚未发现全部用画像砖砌筑的墓，汉画像砖有空心和实心两种，分西汉早中期、西汉晚至新莽时期和东汉时期三期。

 

西汉阳陵附近刑徒墓——钳徒墓；

东汉洛阳城南郊的东汉刑徒墓。

刑徒砖刻文常见格式：（1）仅刻姓名；（2）姓名之上加刻“无任”或“五任”二字；（3）姓名之上加刻郡县名；（4）姓名之上依次加刻郡县名、刑名；（5）姓名之上依次刻“无任”或“五任”、郡县名、刑名；（6）依次刻“无任”或“五任”、郡县名、刑名、姓名、死亡日期；（7）依次刻部属、“无任”或“五任”、郡县名、刑名、姓名、死亡日期，并注明“死在此下”。第七种应为标准格式，其他为简易式，另发现附记“代刑”、“勉刑”、“官不负”、“寄葬”等特殊说明文字者。

 

 

 

第九章——秦汉时期的农业

 

 

秦汉时期粮食作物——粟、黍、麦、稻、菽、高粱、麻

秦汉时期农耕工具与农耕技术

农耕工具铁器化、种类齐全，形制多样，常见有铲、锸、耒、耜、镢、锄；

农耕技术包括土地加工与整理、播种，田间管理和谷物收获等一系列环节，秦汉时期铁犁广泛使用、耕犁逐步成型，牛耕趋于普及，传统农业走向成熟；秦汉播种方式有撒播、点播和条播三种；田间管理主要包括中耕除草、施肥和灌溉；谷物收割工具主要是各种形制的镰刀，另有少量铚刀。

 

秦汉时期粮食加工

谷物脱壳——杵和臼、砻；

去秕糠——簸箕、飏扇和风车；

谷物粉碎与纸浆——石磨。

 

秦汉时期粮食贮藏

粮食贮藏设施主要有地上仓廪和地下仓窖两大类；

考古发现地上仓廪资料，主要是墓葬中随葬的陶（或石质）的圆形囷、方形仓、干栏式仓囷、仓楼和大型仓房等模型明器，以及画像砖、画像石和壁画中的仓廪图像资料。

官府粮仓有太仓、敖仓、河南仓等。

 

秦汉时期农田水利和灌溉

农田水利和灌溉主要有大型灌渠、陂塘、水井以及提水工具等；

大型灌渠有灵渠、龙首渠、白渠等；

常见提水工具主要有辘轳和桔槔。

 

秦汉时期农业生产中的各种经营

经济作物的种植——大豆、桑麻、花椒；

园圃与果木的种植——北方常见枣、栗子等，南方多为杨梅、荔枝等；

家畜及家禽的饲养——非常普遍，饲养畜禽主要是狗、猪、牛、羊和鸡等，一般以农家为单位，进行圈养或圈养与放养相结合；

水产养殖与捕捞——淡水养殖主要有陂塘养殖、专用池塘养殖和稻田养殖等；

野生动物的捕捞与饲养。

 

 

 

第十章——秦汉时期的工商业

 

 

秦汉铁器和铁器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