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将中国讽刺小说提升到与世界讽刺名著并列而无愧的地位，这是吴敬梓对中国小说史的巨大贡献。
（1）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作品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通过写严贡生言行不一揭示其欺诈无赖行径；
（2）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如描写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一段；
（3）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审美感受。如范进中举一段。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是内在悲剧性最强列的地方，作者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行为巧妙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巨大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

四十三、《红楼梦》的悲剧世界（思想内容）：
（1）家族和社会悲剧。其产生原因在于A政治腐败B穷奢极欲C自然法则；
（2）爱情与婚姻悲剧。贾宝玉在事业与爱情上的双重悲剧；
（3）道德文化悲剧。黛玉及众多女子的悲剧；
（4）人生悲剧。《红楼梦》的悲剧意识（《好了歌》《好了歌注》），这种悲剧王国伟认为有三种，A恶人作恶造成B偶然事件造成C人的位置与关系造成。

四十四、《红楼梦》的爱情艺术体现：
（1）贾宝玉。是贾府的继承人，贾家兴旺的希望所在，本应有一个“德言工貌”俱全的女子做妻子，主持家政，继续家业，但他却力图挣脱家庭强加于他的名缰利锁，做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婚姻问题上，既不考虑家族利益门当户对，也不按照传统道德要求选择封建淑女，追求的是心理契合的感情。
（2）林黛玉。一个美丽聪慧的少女，虽寄人篱下，却任情率性，保存了较多的自我，她以孤高自许，在人际关系冷漠的封建大家庭里，只有贾宝玉是唯一知音，岁吧希望和生命交付宝玉，她不屈服环境，也没有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我行我素，以尖刻话语揭露虚伪与庸俗，，以高傲性格与环境对抗，以诗人才华抒发对命运悲剧感受。热烈追求爱情自由，但封建礼教束缚令她的爱情深沉而扭曲，成为中国古代感伤主义和悲剧精神的化身，获得永恒艺术魅力。
（3）薛宝钗。美貌而性格温顺的女子，宽厚豁达从容大都，言谈举止从礼合节。但是她信从封建道德使自己失去了应有的个性锋芒，对自己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要求，，而对自己不喜爱的人与事也不敢断人决裂，他生命处在一种扭曲抑制的状态；
（4）围绕着“悲金悼玉”的爱情婚姻悲剧，还写出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儿国”的悲剧。

四十五、《红楼梦》的人物塑造：
在文学创作上的新境界和巨大成功，突出地表现在塑造了成群性格鲜明富有社会内涵的人物形象，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四百八十多人，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至少也有数十人。
（1）写人物“打破了历来小说窠臼”，不再是凡写女子都是“如花似玉，一副脸面”，“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而是作者就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感受、体验塑造出来的真实人物；
（2）由于是“真的人物”所以人各一面，不仅不同身份境遇的人物，即便身份境遇相同相近的人物也各有自己的性情，行事中表现不同价值取向与人生态度，如同是怡红院的丫鬟；
（3）人物改变了以往小说类型化、性格简单化的写法，一些主要人物性格有多个侧面，乃至美丑互渗的表现，成为“圆形人物”，真实鲜活，如王熙凤；
（4）还有众多人物特别是女性都不能简单判定美丑善恶，都富有深蕴，如赵姨娘；
（5）众多人物处于贾府中内外偌大的关系网中，形成了不同性质系列，而其更为突出的优点是着意于人物之间的互相映照，互为补充，生发出更为丰富深刻的意蕴。

四十六、《红楼梦》的叙事艺术：
（1）曹雪芹以其独特方式感觉和把握现实人生，又以独特方式把感知到的艺术表达出来，形成独特艺术风格——写实与诗化的完美结合。直接取材现实社会，渗透作者血泪感情，有不同于严格写实主义小说，作者以诗人敏感感知生活，表现人生体验，创造诗的意境；
（2）比较彻底底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在叙事结构方面采取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联结又相互制约的网状结构，这样全书的三个世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交叉重叠的宏大结构；
（3）作者是一位语言大师，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融合了古典书面语的精粹，经作家高度提炼与加工，形成生动形象，准确精练，自然流畅，有生活气息和感染力的文学语言，通俗浅显的北方官话，用词准确生动，新鲜传神，肌肤与立体感。

四十七、格调说：
格调说由清康乾年间的沈德潜所倡导。“格调”渊于严羽，主张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 因此其诗论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有一定保守性。而其创作多为歌咏升平、应制唱和之类。但另一方面他也提倡“蕴蓄”、“理趣”、诗的化工境界及重视作品主导作用等具有审美理论价值的有益观点。

四十八、肌理说：
中国清代翁方纲提出的诗论主张，主张“为学必依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肌理”二字源于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之句。肌理本来是指肌肉的纹理。翁方纲借用肌理论诗，理是指义理和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规范的思想和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法等作诗之法。义理为本，通变于法，以考据、训诂增强诗歌的内容，融词章、义理、考据为一体。翁方纲以学问为诗，用韵语做考据，遭到袁枚“错把抄书当作诗”的批评。实际上肌理说是对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用肌理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目的在于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

四十九、性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

五十、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提出“义法”理论，主张言之有物，言之有序；刘大櫆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提出了“因声求气”说；姚鼐集大成，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对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五十一、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是清代嘉庆以后的重要词派。康熙﹑乾隆时期，词坛主要为浙派所左右。浙派标举南宋，推崇姜（夔）张（炎），一味追求清空醇雅，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到了嘉庆初年﹐浙派的词人更是专在声律格调上著力，流弊益甚，常州词人张惠言欲挽此颓风，大声疾呼词与《风》《骚》同科，应该强调比兴寄托，反琐屑饤饾之习，攻无病呻吟之作。一时和者颇多，蔚然成风，遂有常州词派的兴起，后经周济的推阐﹑发展，理论更趋完善。所倡导的主张更加切合当时内懮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其影响直至清末不衰。

五十二、“诗界革命”：
是近代后期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更新带来的文学变革之一，产生于戊戌变法前后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鲜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是梁启超，而早已反映出诗歌变革趋向并获得创作成功，成为旗帜的是黄遵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