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0年代后期，作为一种单一的文学思潮的“改革文学”便退出了文学的舞台。
“寻根”小说
80年代中期，以贾平凹的《商州初录》、 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沙灶遗风》等作品的发表为标志，出现了一个追寻民族文化传统、探索文化心理的“寻根文学”的热潮。
寻根文学以地域的历史文化特征、民族的原始生活形态或传统的精神价值为主要表现对象，借助于民情风俗、奇人轶事、神话传统来表现文明与野蛮、现代与古朴、科学与信仰的纠结。
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西湖》杂志社等单位组织的座谈会上，一些青年作家和评论家提出了当时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文化寻根问题。此后，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能量来重新塑造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


寻根文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
一方面寻根文学的出现是有着“知青”背景的青年一代作家，自我寻求文化定位和支撑的结果。
另一方面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受着外来文学的影响。艾特玛托夫对俄罗斯异族民风的描写，马尔克斯对印第安文化的再现及川端康成具有浓厚的东方韵味的小说创作，都在表现民族文化传统和审美特征的同时，传达了现代文明的气息。
尤其是1983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给中国作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积极的鼓励，激活了中国作家以富有民族色彩的作品参与世界文学交流的愿望和信心。


寻根小说的的特点：
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
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等方法丰富作品的意蕴。

寻根小说的创作呈现出复杂的景观，概括起来大致有下面三类：

一是民族文化派（对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
代表作家有汪曾祺、李杭育、邓友梅、阿城等。
这些作家对传统文化有一种难以抗拒的依恋，他们有意无意在维持着传统心理态势和生活方式。从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对淡泊、清贫、宁静无为的生活方式的向往。
李杭育在“葛川江系列”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最后一个”的形象：最后一个渔佬——福奎（《最后一个渔佬》）、最后一个画师——耀鑫（《沙灶遗风》）等。
阿城的《棋王》通过王一生的“吃”和“下棋”的故事流露出这样的意蕴：道家文化传统是中国人应付乱世的有效工具。

二是原始生命派。
代表作家有乌热尔图、郑万隆等。
  原始生命派作家把寻根之源上溯到自由自在的原始蛮荒时代，把对生命力的追求作为创作主题不断出现在描绘边域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之中．
作品中的主人公秉性强悍，充满野性、充满行动的力量，表现出一种放荡不羁、充分发展的性格。
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等作品为读者塑造了一系列的鄂温克族猎人的形象。
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塑造了一系列的硬汉形象。如《老棒子酒馆》中的陈三脚。

  思考：原始生命派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审美矛盾。
三是忧患派。
代表作家有韩少功、王安忆、李锐等（这一派作家大多由知青作家转化而来）。
忧患派作家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展开了对人的历史命运的思考，充溢着对民族深沉的爱和对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
韩少功的《爸爸爸》
王安忆的《小鲍庄》
李锐的《合坟》


六、“先锋小说”
先锋小说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
代表作家：马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等。
代表作品：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迷舟》、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余华的《现实一种》等。
先锋小说的特点：
1、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意义的缺席）。
        洪峰的《极地之侧》
        苏童的《十九间房》                           
2、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
        先锋小说家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有自我指涉的功能。
        如余华的《现实一种》、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

3、在文本特征上,体现叙述游戏，人物趋于符号化，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如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余华《古典爱情》等。
     信是焦虑时钟的一根指针；信是耳语城低垂的眼帘；信是锚地不明的孤独航行……
                                               ——孙甘露《信使之函》
     蒋氏干瘦发黑的胴体在诞生生命的前后变得丰硕美丽，像一株被日光放大的野菊花尽情燃烧。
                                             ——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