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词藻”指的是诗歌字词的现代性征，他们不仅使用传统词藻，而且大量使用现代生活中涌现出的语词，这些语词是现代文明的载体，语词间的关系不一定遵循生活本身的语法逻辑，而是以诗人的现代感受为中心进行组合，相互关系陌生而奇异，也就是遵循一种诗的语法关系。

  病态的心灵和虚无的观念。
   写出了中国现代诗人身处理想失落的现代社会，不愿舍弃，却又无力挣扎的无奈与哀伤，对人的孤独、感伤、异化、丑恶的复杂表现，以及对繁复意象所产生的朦胧性的追求。

3.诗艺的突破与创新。
  主张“诗不能借重音乐和绘画的长处”，强调“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艺术上追求象征派的形式与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完美结合，突破了新格律诗的局限，进入了现代自由诗的发展阶段。关于“现代的诗形”，施蛰存曾说过：“《现代》中的诗大多数是没有韵的，句子也很不整齐，但他们都有相当的肌理（Texture）。它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 他们反对五四自由诗的“非诗化”，亦不满新月派的格律诗，主张自由形式、自然音节和舒卷自如的口语写作，他们“现代的诗形”就是一种自由的精致的诗形，即所谓“纯诗”形式。
  现代诗重视散文化诗意的追求，现代派诗歌与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派诗歌在艺术上存在着直接的渊源关系，都推崇法国象征主义，都重视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法，意象组合奇特。

现代派对于法国象征主义的理解更为透彻一些，并能从中国现实出发借用象征主义诗艺，因而他们的诗歌不象李金发诗歌那样晦涩神秘，而是力求以简洁呈现丰富，以有限表现无限，做到了朦胧而不流于晦涩，暗示而不难理解，而且往往做到中西融合，具有一种蕴藉而淡远的朦胧之美。
《憩园》、《寒夜》对巴金写作的意义
情感基调，由“热情”变为 “冷静”。
主题题材，由对革命、英雄的呼唤，变为对社会世相的揭示，写小人小事。
情节设置，淡化外部事件转入内心世界。
心理描写，由直抒胸臆转为深刻的心理分析、潜意识的挖掘。
是巴金创作风格的一大转型。
比较田汉与曹禺的戏剧
相同点：受到中国现实革命与文化语境的影响。在主题上关注底层与小人物的生存。在风格上存在话剧诗化倾向。

不同点：
中国话剧不同阶段的代表。
理论资源上的差异。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
悲剧意识与人性理解上的差异。


左翼文学和京派文学的“乡土观”
30年代的乡土文学创作中,以左翼作家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和以京派作家为代表的乡土创作,或以革命的姿态描写骚动着的乡村,或用超脱的心态吟唱田园牧歌,成为30年代两种不同的心态与叙事。


自1928年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后,左翼作家具有了清醒的阶级意识,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后,左翼作家中有的参与了大革命,有的在乡村的农民运动中走出,有的在日寇的铁蹄下逃出,他们进入了城市,以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努力冲到时代的核心中去，在时代的核心中把握到一点伟大的题材。他们的创作往往以愤激的心态叙写乡村社会的骚动与斗争。丁玲《水》茅盾《春蚕》叶紫《丰收》萧红《生死场》

以废名、沈从文、萧乾、芦焚等为代表的京派作家,身处都市却执意描述乡村,营构充满人情美人性美的田园牧歌。京派作家从乡村来到都市,他们对于现代都市文明具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对于乡村社会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与认同,在他们的创作中大多着力描画充满着人情与人性的乡村世界,营构起具有田园牧歌情趣的理想境界。



在30年代革命与超脱的心态中,左翼作家与京派作家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方式叙写乡土文学作品。左翼作家在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中,以贴近时代的笔触真切地描述动荡的乡村社会,在对于重大事件、恢弘场面描述中展现乡村的骚动,描述乡村农人的觉醒与反抗。强烈的阶级意识、执著的社会责任,使他们的创作往往呈现出愤激的色彩。
京派作家以超脱的姿态回眸乡土,在对于城市生活的不满中描述乡土,往往以具有抒情色彩的笔触描绘带着理想色彩、浪漫宁静的乡村图景,在人性美人情美的礼赞中,透露出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某种不满


林语堂对中国现代散文做出的贡献
融合了中西方智慧的学养内涵和知性表达。
林语堂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特别是“性灵散文”的发展影响，是他自己的个性、谈话风格和渊博的中西文化知识的学养内涵相融会的结果，是将学问、识见与情感融为一体的学者散文。

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领域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转而创办《论语》等“林系刊物”，一方面是想做一个冷静超脱的旁观者，另一方面是发现生活中的诗意，以审美的眼光观照日常生活，认为理想的生活是把生活艺术化。幽默、性灵，以及幽默的另一面——批判性，与传统板起面孔说教的区别。

开辟了现代散文文体探索的新路
林语堂对他所钟爱的“语录体’、“闲谈体”。小品文尤为倾心。如果说“语录体”因其对文言、白话的褒贬还易于造成误解的话，那么“闲谈体”则是在承继周作人闲适文风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即在崇尚“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外，进一步强调“个人笔调”，追求“清顺自然”。

新诗规律化
与现实自由化、散文化相对应的诗歌发展线索。包括新月派的三美主张、新格律诗、现代诗派等。规律化与自由化形成相互制衡的线索。
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主义小说是批评家对某种创作倾向的概括。1989年《钟山》杂志主动倡导并提出这个名称，其卷首语中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这一思潮较为公认的代表作家有：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叶兆言、王安忆、刘恒等。作品：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方方《风景》；池莉《烦恼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主要描写下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拒绝传统现实主义典型化的手法，采取拉拉杂杂叙家常的手法；取消情节与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造成无常化的生活流；采取零度叙事，叙事人以平淡冷漠的口吻讲述而不介入故事。
中国新文学大系
赵家璧主编，1935～1936年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全书分为10卷：①《建设理论卷》，胡适编选。②《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③《小说一集》，茅盾编选。④《小说二集》，鲁迅编选。⑤《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⑥《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⑦《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⑧《诗集》，朱自清编选。⑨《戏剧集》，洪深编选 。⑩ 《史料·索引》，阿英编选。书前由蔡元培撰写总序，各卷编选者还分别就所选内容写了长篇导言（第十卷为《序列》）。《建设理论集》 、《文学论争集》和《史料·索引》选辑近200篇理论文章，系统地反映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理论建设从无到有、初步确立的历史过程。编选创作的7卷，共收小说81家的153篇作品，散文33家的202篇作品，新诗59家的441首诗作，话剧18家的18个剧本。其中不少篇什是对新文学的创建起了积极作用和脍炙人口的名作，其他的也大多在思想或艺术上有一定的代表性。总序和各篇导言，对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理论主张、活动组织、重大事件、各种体裁的创作，或作历史的回顾，或为理论的阐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些导言的影响比《中国新文学大系》本身更为深远。

简论和分析知识分子写作。25分概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及文学新方向的确立。30分王安忆两部以上代表作品论述其创作特色25分论八十年代末先锋文学的形式变革30分
简论和分析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是90年代诗歌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概念之一，也是20世纪末那场诗歌论争的焦点。
“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个诗学口号最早是由诗人西川提出的：“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对用市井口语描写平民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因为如果中国诗歌被十二亿大众的庸俗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那将是极其可怕的事。……稍后，我提出了‘诗歌精神’和‘知识分子写作’等概念，并以自己的作品承认了形式的重要性。”
90年代后，有关“知识分子写作”的提法也出现在王家新、欧阳江河、臧棣、肖开愚、孙文波等诗人的言论中，并与他们的写作实践相呼应正。

王家新的《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承担的诗学”，它强调了这样的诗学立场或文化理想：“如何使我们的写作成为一种与时代的巨大要求相称的承担，如何重获一种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能力和品格，重获一种文化参与意识和美学精神”。知识分子写作“首先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对写作的独立性、人文价值的取向和批判反省精神的要求，对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久已缺席的某种基本品格的要求”。命运、时代、灵魂、承担……这些词语是其诗的情感、观念支架，他将自己的文学目标定位在对时代、历史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点上。这个时代主题常以独白或倾诉的、略显单纯的方式实现，在诗中形成一种源于内在的沉重、隐痛的讲述基调。

程光炜则把知识分子性提升到诗歌写作的根本性高度，“它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知识分子写作诗人要坚持人格独立和想象自由，对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持疏离姿态。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和集体意识形态共谋的语境中诗人的命运以及从事诗歌写作的艰巨性，并且自觉地反省和修正以往写作的缺陷。

知识分子写作的内核其实就是一种基于独立精神与缜密知识前提下的知识批判与价值批判。知识分子写作注重人文关怀，讲究诗歌的专业性和词语修辞，并大量吸收西方思想和语言资源。这是一种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摒弃了各种意识形态幻觉、始终坚持个人立场但又不放弃责任感的写作。他们试图重建独立、自由、怀疑和批判的现代诗歌精神，重塑中国新诗近百年现代性追求中的个体知识分子形象。

“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激烈论争的导火线，是1998年3月出版由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90年代诗歌》。该书出版不久，沈浩波、于坚、谢有顺等纷纷撰文对该诗选和其长篇“导言”提出尖锐批评。
其一、民间写作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渴望与西方接轨”， 唯西方诗歌为是，制造出一批又一批向西方大师致敬的文本，使汉语诗歌成为西方“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这是一种通向死亡的知识，这是我们时代最可耻的殖民地知识。

其二、知识分子写作脱离生活，与日常生活对立。沈奇把“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说成是“脱离中国人生存现场的暗房工作者”，谢有顺则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凌空蹈虚”、“缺少当下日常生活的敏感”，“面对已经沸腾的生活，许多的中国诗人更像是一个腐朽的无病呻吟者。他们在书房里，在经典上，注释、收集着精彩的句子，以期在词语上建筑更精致的宫殿，唯独选择在生活中缺席。

第三、知识分子写作就是对知识的图解。谢有顺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把诗歌改装成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字词迷津，或者一种玄学气质，让人无法卒读。

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在90年代的诗歌语境中，仍然具有一种类似于朦胧诗人的“受难者”形象，当然这种困境并非来自于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化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一方面是人文知识精神的普遍失落，特别是诗歌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而这些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则坚持在诗歌中保持一种理想主义和人文关怀。随着世纪末文化语境的改变，这些民间写作者终于爆发了，他们联合起来，祭出了“民间”大旗，很明显，其中的原因就是，这些民间写作者在经典化的过程中被忽略和低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