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共有四处坑一号坑是战车与步兵混合排列。二号坑由战车、骑兵、步兵及弩兵组成。三号坑有鼓车，礼仪性长兵器及祭祀遗址。四号坑没有陶俑，可能未完工。依照古代军队编制，一号坑为右军，二号坑为左军，未建成的四号坑为中军，军幕设在三号坑。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在《万物》中把兵马俑作为中国艺术品模件化（Module）

及规模化生产的典型例证。兵马俑体现出秦人工艺标准化的特色，这与他们统一度量衡、货币及文字，都是同一思维的产品。

（18） 七国之乱

文帝时，齐国领有73县，而中央的直辖区不过15郡。王国可以经营盐铁、征收赋税、铸造钱币、任免官吏，独立倾向日益膨胀。

梁孝王延揽四方豪杰，器用逾制，府库金银多于京师；淮南王刘长擅杀大臣，自作法令；吴王刘濞招纳亡命之士，煮盐铸钱，开山取铜，训练精兵。

济北王刘兴与淮南王刘长先后叛乱，迫使文帝正视地方王国坐大的问题。他采纳贾谊《治安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计。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把王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诸侯王只有爵位而无实权，王国变成中央直辖的郡县。到武帝时，则颁“推恩令”，让王国分割为小侯国，只能衣食租税，不能过问政事。

（19） 党锢之争

党锢之争是指中国古代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从此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20） 坞堡

“坞”的本义指小型土堤或城堡。2世纪初，东汉为防羌族，设616所“坞候”。战乱时，民众为求自保，也设置坞。有时小坞依附大坞，连县跨郡，成为割据势力。《水经注》中的“坞”，如洛水之北的“一合坞”，又如“云中坞”。坞堡多位于深山，便于防卫，需过封闭生活，储备武器、粮食，耕作土地，自给自足。

坞堡自定义法条，如西晋末据禹山的庾衮，提出“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坞堡远离人烟，自成独立世界。陈寅恪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可能就是以“坞”的世界作为原型。

（21） 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发生于公元383年，是东晋时期北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向南方东晋发起的侵略吞并的一系列战役中的决定性战役。前秦先夺益州，再夺荆州江北重镇襄阳，然后苻坚从长安出发，东晋桓冲主动渡江北击，声援建康。谢玄、刘牢之在淮南以五千兵力大败前秦猛将梁成十万兵力。淝水之战前秦大败，是历史上少有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有绝对优势的前秦的大败，使国家也因此衰败灭亡。淝水之战後，北方又陷入分裂，群雄并起，合西晋末期各胡族所建国家，共约二十馀，重要者十六，故称“五胡十六国”，但其中有汉人所建者如前凉、西凉、北燕。而东晋则趁此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并且此后数十年间东晋再无外族侵略。而华北的再

度统一，则要待北魏政权的出现之后了。

（22） 门阀政治

指东晋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状态。 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中，曾经居于权力中心的士族只有几家。其中颍川庾氏受桓温诛戮；谯郡桓氏在桓玄败后死绝；太原王氏世称华胄，它的两支也都在政争中覆灭。只有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在长时间的复杂冲突中，没有受到集中的毁灭性的打击。所以王、谢家族人物就成为替新朝奉玺缓的工具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家族发展得以延绵久长，至于南朝之末。

门阀士族，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一个阶层专称。东汉世家地主是其前身,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累世经学，时代高官，“门生故吏遍天下”。门阀制度形成的标志是九品中正制的实行。

此外，与门阀政治衰败同步，南朝的低等士族、寒门庶人不断崛起。南朝实际权力逐步转移到寒人手中，既是由于南朝士族的腐朽，也是由于寒人队伍的增加的缘故。

（23）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中国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24） 牛李党争

牛（僧孺）、李（德裕）党争起於宪宗元和年间。文宗时，二党互有升降；武宗时李党当权；宣宗转为牛党执政。因而牛李党争实为朝廷禄位之争。

李党出自北朝以降的山东士族，崇尚经学；牛党属武后以後由科举进士晋身的新兴阶级，崇尚文学。牛、李党各自有宦官支持，二党升降反映内廷宦官结党斗争的结果。

宣宗之後，宦官团结对外，朝臣转而与藩镇合作，尽诛宦官，中央武力溃散，唐朝也走向灭亡。

（25） 交子

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北宋前期（1023）的成都。交子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专营发行和兑换的交子铺及分铺出现。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又改进出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真正了成为的纸币。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首设益州交子务。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 瑞典在1661年发行纸币，较北宋纸币的出现晚了六百多年。与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相比，更是要早六七百年。

（26） 斡脱

斡脱，蒙古语ortoq（意为合伙）的音译，是蒙古和元朝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斡脱到忽必烈时，个别团体已经集团化，与现代 “企业”组织相似。忽必烈政权的经济官员大多具有“斡脱”背景。罗马帝国到拜占廷帝国，采行金本位制；波斯文明则是银本位。蒙古沿用後者，银成为跨越东西方公认的 “国际货币”。

汉文史料以“斡脱”为经营高利贷的官商。自大汗至公主后妃，各出本银，委托中亚商人经营高利贷，称“置斡脱”。发放的贷款称“斡脱钱”，年息达百分之百，次年息转为本，本再生息，称为“羊羔息”。

（27） 盐引

盐引又称“盐钞”，是宋代的取盐凭证，“引”是指有价证券，还可以作为“代币”流通。从盐引与银的连动性来看，盐引是银的辅助货币，也是方便携带的代用纸币。

“盐引制”始于宋代，到了明代，由于边关缺粮，执行“开中法--盐引代币”∶盐商们需要送运粮食到边关，再从各个封疆大吏的手中换取他们手中的盐引。事实上，不同朝代盐引的“引法”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了财富的集中或者分散。盐引本是封建政权的财源，但而当政者“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既掠之于商。”在元朝的中央政府的税收中，“盐引”（盐交换券）约占税收的百分之八十，若再加上“探合税”（Tamqa，原意为印）占百分之十到十五，两者合计高达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

（28） 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是指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北征瓦剌的惨败事变。明英宗因宦官王振谗言，不顾朝臣反对，仓促出兵。途中因军粮不继，军心不稳，行至土木堡，被瓦剌军队追上，两军会战，明军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

同年十月，也先军攻至北京城下，欲用明英宗为人质，勒索明廷；此时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议和，将首都南迁。另一派主张保卫京城。在京师保卫战中，京师民众起而支援明军，打击也先的部队。也先受到夹击，勒索不成，挟英宗北还。不久也先与明廷讲和，并宣称归还英宗。

土木之变后，瓦剌势力大振，明朝北边长期处于挨打局面。

（29） 卫所制

卫所制为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为明太祖所创立，其构想来自於隋唐时代的府兵制。卫所制下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军士由世袭军户担任，国家授与田亩，免除摇役赋税，属军屯类型。

15世纪开始，卫所制度衰败，地方将领收贿，军官强占军屯土地，强令军士耕种。贵戚官僚也驱使军士为其建造宫室、寺庙，大量军士逃亡，作战时只好临时雇人充数。

（30） 八旗制度

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组织，明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黄、白、红、蓝）

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

满洲人运用此军事组织制度建立了清朝。在平时，人们从事耕作、狩猎等活动；在战时则应征为兵。具有旗籍的家族人员称为旗人。到19世纪末随着清朝的解体，八旗军事组织制度不复存在。但一部分八旗的后代仍自称为旗人。

在八旗制度中，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满语“大箭”，汉译为佐领）、五牛录编为一甲喇（满语“队”，汉译为参领）、五甲喇编为一固山，各以黄、白、红、蓝旗为标志。有固山额真为旗主。镶黄、正黄旗、正白称“上三旗” 。绿营兵是入关以后改编或新招的汉军。

（31） 议政王摄政会议

是清代前期满族宗王、八旗、贝勒等上层贵族参预处理国政的制度，又称“国议”。其制源于努尔哈赤晚期设立的五大臣议政王佐理国事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出现，显然是受奴隶制末期军事民主合议制的影响，其议政形式有二：一为廷议，一为交议。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用兵频繁，军情险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重大决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必然与皇权产生矛盾。顺治、康熙年间，政务已由内阁处理。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 年）设立南书房，使皇权的行使更直接。雍正七年（公元1729 年）又设立军机处，使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取消了议政王大臣职名，自此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