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考研复习笔记
学习
第一、先秦时期：
（一）先秦“诗言志”的提出
    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朱自清在他的《〈诗言志辨〉序》中，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
    关于“诗言志”之“志”的解释，“五四”以后一直存在着分歧。朱自清认为“志”属志向怀抱，“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作者的志向怀抱的（朱自清《诗言志辨》）；周作人则认为“诗言志”就是“言情”（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闻一多则通过对金文、甲骨文中“志”的本意，以及先秦古籍中“志”的用法的大量考证,指出早期的“志”包括着3种含意：①记事的，如《诗经》中的商《颂》及周《颂》；②记诵的；③由于早期的诗原于歌谣，因此“志”也即抒情的。即“诗言志”之“志”，包括“志”(记诵)、“事”（记事）、“情”（抒情）三重含义（《闻一多全集•甲集•歌与诗》）。
    一般出填空或者问答题，问答主要是联系后世来说。
（二）孔子
   《论语》是先秦文论重点。主要应该掌握：
   1.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标准，提出“思无邪”说；
   “思无邪”说：
   《论语•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但是要注意，对于“思无邪”的解释，各家不一，一般不会出题。
    2.论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出了“兴、观、群、怨”说；
    "兴、观、群、怨"说：
    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其实质是对诗歌（包括乐、舞）社会功能的认识和概括，为孔子所提出。《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兴”,即“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的“兴”，“言修身当先学诗”（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是讲诗歌在“修身”方面的教育作用（“兴”的另一含义是讲诗的表现手法，参见赋比兴）。所谓“观”,即“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考见得失”（朱熹注），是讲诗歌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所谓“群”，即“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的意思，是讲诗歌具有聚集士人、切磋砥砺、交流思想的作用。所谓“怨”，即“怨刺上政”(孔安国注)，是讲诗歌具有批评和怨刺统治者政治措施的作用。
    这是重点中的重点，已经有n个学校考过了，如果你说不掌握，那么考试的时候，你可以跳墙了。
    3.论雅乐与正声，提出“尽善尽美”说；
   “尽善尽美”说：
     中国古代评价文艺作品的原则，为孔子所提出。语出《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美”是对艺术的审美评价和要求；“善”是对艺术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和要求。孔子崇尚礼教，因而政治上赞扬尧舜的“礼让”。对于歌颂“礼让”的《韶》乐,他极力加以赞美,认为不仅在艺术上是“尽美”的,而且在思想上符合他理想的道德伦理观念，因而也是“尽善”的，即“美”和“善”高度统一的典范。对于违反其政治思想、歌颂以武力取天下的《武》乐，孔子则认为它虽然在艺术上“尽美矣”，但在思想内容上却由于并非表现“至德”，所以“未尽善也”。孔子的“尽善尽美”之说，实际上提出了文艺批评两方面的标准，即社会标准和美学标准。尽管他所说的“美”和“善”的标准，都有具体的历史和阶级的内容；但是，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和美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对文艺作品的美学批评必须和社会道德伦理的批评结合起来的原则，是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的。
    4.（孔子的）“辞达”说
    "辞达"就主要应是指文学作品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不必要徒事与内容无关的文饰。但并不是说文学作品不要文饰，孔子还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可以说明孔子认为一定的文饰，还是必要的。
    5、（孔子的）“文质”说
    与"辞达"说相联系的是孔子的文质说，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即认为文与质要兼美。孔子的关于文质的论述后来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即是要求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文采与质朴的相得益彰。
    孔子在《论语》中的一些有关文学、诗歌的论述代表了儒家的文艺观，其核心是“诗教”观。
（三）孟子
   《孟子》为重点内容，孟子的文学理论观点，要掌握：
    1、“以意逆志”说
    “以意逆志”说：
    为孟子所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一种理解诗的方法。《孟子•万章上》：“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认为，评论诗的人，既不能根据诗的个别字眼断章取义地曲解辞句，也不能用辞句的表面意义曲解诗的真实含义，而应该根据作品的全篇立意，来探索作者的心志。后世对于“以意逆志”中“意”,究竟是说诗者之“意”,还是作诗者之“意”，众说不一。
    2、“知人论世”说
    "知人论世"说：
    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来的说法："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是说，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知人论世"说 "以意逆志"说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还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
    3、“知言养气”说
   “知言养气”说：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提出了"知言养气"说。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知言养气"说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都是积极的。
    孟子的这三个观点经常考。
（四）荀子
    不是重点，知道他提倡“中和”之美，开后世明道、征圣、崇经三位一体文学观的先河就可以了。
（五）老子
    非重点，了解“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种美学观念。为老子所提出。语出《道德经》:“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其中又说：“听之不闻名曰希。”老子认为最美的音乐是自然全声之美,而非人为的、部分之美.
（六）庄子
   《庄子》是重点，应该掌握：
1、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文艺美学思想；
2、“虚静”、“物化”说；"虚静"说
"虚静"说：
    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 "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 "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物化"说：
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 "虚静" 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3、“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说。
    "得意忘言"说：
    是庄子对言义（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4、“天籁”之说
    在《齐物论》中,庄子把声音之美分为“人籁”、“地籁”、“天籁”三种。“人籁则比竹是已”,即箫管之类,属下等；“地籁则众□是已”,即风吹□穴之声,属中等；“天籁”则“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即块然自生的自然之声，为上等。在《天运》中，庄子还论述了“天籁”的特点：“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郭象注：“此乃无乐之乐，乐之至也。”这实际上就是老子所提倡的“大音希声”。意思都在于反对以部分的、有限的声乐，破坏或代替自然全美之声。
5、卮言、重言、寓言之说。
    庄子在《天下》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卮言，是无心之言，重言，是托为时贤先哲之言，寓言即寄寓之言这三者都不是对现实的真实表述，而是为了让人们体会道的特征而运用的象征性语言。
    这个本来不是重点，但是武大去年考了。
    庄子的“虚静”和“得意忘言”，尤其是后者，重点！
（七）墨子
    非重点，知道他的主要观点是“非乐”和“三表法”就可以了。他认为文艺对政治只能起消极的破坏作用，主张先质后文，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实用价值。
    三表法：
在《墨子•非命上》提出“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在“三表法”中，墨子强调判断一种言论或知识的真假，必须参证历史的经验、百姓的见闻和实际的效用。认为要以对国家人民是否有利为标准来衡量言谈文学，要参考历史的经验和具有现实根据，要注重在实践中检验效果。
先秦时期可以说是文论部分的重点，尤其是孔子、孟子、庄子的论说。
第二、两汉时期：
（一）司马迁:
      司马迁是两汉文论重点学习内容。主要应该掌握：
      1、司马迁的“怨”和“直谏”精神；
      2、总结历史上许多伟人逆境著书的事迹，提出“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说：
    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见于《报任少卿书》：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屈原《惜诵》有“发愤以抒情”，《淮南子•训齐俗》也有“愤于中而形于外”。司马迁继承了这些说法，并根据自己的切身遭遇，提出了发愤说。司马迁认为，历史上的优秀作品，都是由于作者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重大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
    重点中的重点，和孔子的“兴观群怨”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之所以将“发愤著书”说的两个出处都列出来，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样是会闹笑话的。这两个出处都一样，只是文字略有不同而已，要知道这个出处有两个，不过只需要背其中一个出处的原文就可以了，随便。但是，一定要背下原文！！！
    3、《史记》的“实录”精神；
    "实录"：
     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 精神。
  《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作者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真正做到了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
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后世的许多史学著作，特别是所谓的正史，如二十四史等，就不仅在体例上受《史记》影响，而且在写作态度上，也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同时"实录"精神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的诗被成为"诗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点倒是文学史上考问答题考的多，但是批评史却考的不多。
    以上两点对于后世的影响，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联系后来，尤其是“发愤著书”说。
（二）《乐记》（被收入《礼记》）
     1、音乐的产生源于人心感物。
     出于《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2、提出音生人心的问题，引申出了文艺对社会政治的重大反作用。
    出于《乐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著名的论断哦，要知道是那里出的。
    3、关于音乐的本质。《乐记》的“乐”是包括了诗、乐、舞的三个方面的，都是人心的表现，但是又是各有特点的。三者随着人的感情表现需要而逐步推进。
    出于《乐记》：“诗言其志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出于《乐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乐记》本不是重点内容，但是它对于后来却有相当的启发价值，尤其是上面一句，注意和《诗大序》的比较，别混了。
（三）《毛诗大序》
   《毛诗大序》是要求重要的内容，主要要掌握：
    1、"情志统一"说：即“志之所之”和“吟咏情性”——对诗歌本质认识的深化。它吸收了《乐记》的观点，但又有了发展，认为诗歌既是“志之所之”，又是“吟咏情性”，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诗歌本质论。
    见于《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请问，一个影响万世的著名论断，你不记下来能行吗？？？：）但是要注意和《乐记》的那句话相互区别。
   2、“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反映了儒家文艺思想的保守性，认为诗歌创作要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不能超越礼义的大防。
    3、讽谏说以及“主文而譎諫”——对诗歌形式特点的要求；
    讽谏说：
   "讽谏"就是讽刺的意思，但仔细体会词义，“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因此在讽刺的程度上较"讽刺"要稍微弱一点。《毛诗大序》提出了 "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
    主文而譎諫：
    “主文”是指重视文采，讲究形式；“譎諫”是刺上的方式应委婉含蓄，使得统治者更加能够接受。从统治者的角度对诗歌形式提出了要求，对后来诗歌创作讲究文采，追求含蓄曲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出于《诗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4、六义说；
   《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赋，指铺叙直说比，比喻。兴，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后来的经学家关于"诗六义"有更多的烦琐的阐释和发挥。
    5、"变风"、"变雅"说；
    是《毛诗大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至于王道衰，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郑玄《诗谱》将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风均为"变风"（但认为《豳风》是西周初年周公旦避流言时的作品，其余"变风"是西周衰落时期的作品）。将《小雅》中的《鹿鸣》至《菁菁着莪》16篇、《大雅》中的《文王》至《卷阿》18篇列为《正雅》，认为它们是武王、周公、成王政治清明时期的作品，其余则都是"变雅"，是西周中衰后厉王、宣王、幽王时期的作品。"正变"说应该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但是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仅就这一点来说，有其在文论史上的意义。另外，"变风"、"变雅"的说法，也看到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有其积极意义。
    《毛诗大序》有许多著名论点，特别喜欢考填空和问答，一般是引用一段或者一句话来进行考察。本来我是不想引用《毛诗大序》的全文的，但是不引用不行了。请看全文，都要弄懂，弄清，尤其是我加粗了的句子，记下来啊！嘻嘻，幸好全文不长！
                          毛詩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