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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为开场，名为“顿”；第二部分为戏，称为“雄”；第三部分为结束时的祝福，称为“扎喜”。剧目以《文成公主》最为有名。
54.皮影戏：皮影戏，也叫“影戏”、“灯影戏”、“土影戏”。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雕刻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戏剧。剧目、唱腔多同地方戏曲相互影响，由艺人一边操纵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中国影戏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由于流行地区、演唱曲调和剪影原料的不同而形成许多类别和剧种，以河北唐山一带的驴皮影和西北的牛皮影最为著名。其中唐山皮影已发展成为具有精美的雕刻工艺、灵巧的操纵技巧和长于抒情的唱腔音乐的综合艺术。第三类解答题
1.
昆山腔是如何形成的？答：昆山腔，简称昆腔，又称昆曲、昆剧，是明中叶至清初最有影响的、最为成熟的戏曲样式，因形成于江苏昆山一带而得名。昆山腔原本是昆山一带流行的清唱小曲，元末明初，顾坚等人把流行与昆山一带的南曲原有腔调加以整理和改进，称之为“昆山腔’,为昆曲之雏形。明嘉靖年间，以魏良辅为首的艺术家借鉴北曲的演唱艺术，广泛吸收海盐腔、弋阳腔的特点，又对昆山腔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创建了一种号称“水磨调”的戏曲新腔。这种水磨腔具有委婉细腻、清丽悠扬的演唱特点。隆庆年间，昆山戏曲作家梁辰鱼为昆山腔创作了《綄纱记》，演出大获成功，扩大了昆山腔的影响。万历以后，文人学士竞相为昆山腔创作剧本，并有人在理论上总结、探索剧本创作和演唱的经验，推动了昆山腔的迅速发展，使之成为流行全国的大剧种。

2.
戏曲采用哪些“艺术手段”表现人物？

唱、念、做、打在演员身上的有机构成，便是戏曲的综合性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唱，指唱腔技法，讲求“字正腔圆”；念，即念白，是朗诵技法，要求严格，所谓“千斤话白四两唱”；做，指做功，是身段和表情技法；打，指表演中的武打动作，是在中国传统武术基础上形成的舞蹈化武术技巧组合。

3.
戏曲表现人物的五种“技术方法”？手、眼、身、法、步

4. "什么叫戏曲"有多种说法，被普遍认可的是王国维说，他怎么说？答案：王国维认为，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

5.
戏曲表现生活的基本特点是什么？虚拟性、程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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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性虚拟是戏曲反映生活的基本手法。它是指以演员的表演，用一种变形的方式来比拟现实环境或对象，借以表现生活。中国戏曲的虚拟性首先表现为对舞台时间和空间处理的灵活性方面，所谓“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顷刻间千秋事业，方丈地万里江山”，“眨眼间数年光阴，寸柱香千秋万代”这就突破了西方戏剧的“三一律”与“第四堵墙”的局限。其次是在具体的舞台气氛调度和演员对某些生活动作的模拟方面，诸如刮风下雨，船行马步，穿针引线，等等，更集中、更鲜明地体现出戏曲虚拟性特色。戏曲脸谱也是一种虚拟方式。中国戏曲的虚拟性，既是戏曲舞台简陋、舞美技术落后的局限性带来的结果，也是而且主要是追求神似、以形写神的民族传统美学思想积淀的产物。这时一种美的创造。它极大地解放了作家、舞台艺术家的创造力和观众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使戏曲的审美价值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程序性程序是戏曲反映生活的表现形式。它是指对生活动作的规范化、舞蹈化表演并被重复使用。程式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生活，但它又是按照一定的规范对生活经过提炼、概括、美化而形成的。此中凝聚着古往今来艺术家们的心血，它又成为新一代演员进行艺术再创造的起点，因而戏曲表演艺术才得以代代相传。戏曲表演中的关门、推窗、上马、登舟、上楼，等等，皆有固定的格式。除了表演程式外，戏曲从剧本形式、角色行当、音乐唱腔、化妆服装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程式。优秀的艺术家能够突破程式的某些局限，创造出自己具有个性化的规范艺术。程式是一种美的典范。
6.
《琵琶记》属于我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还是喜剧，为什么？答：《琵琶记》属于我国古典戏曲中的十大悲剧之一。《琵琶记》是封建社会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写的是悲剧性的矛盾，戏剧冲突在凄凉、悲惨的气氛中展开，给观众以悲愤的感受。

7.
花雅之争及其意义？答：花即花部，雅即雅部。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调，统谓之乱弹。雅部即昆腔。花雅之争指清乾隆末年至咸丰年间，以梆子、皮黄为代表的花部地方戏和雅部昆曲争取演出市场和观众的竞争。花部诸腔进入北京和扬州等大都市后，对被封建统治者封为雅部的昆腔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昆曲观众的巨减，引起了封建士大夫的严重关注。在他们的呼吁下，清王朝动用行政手段扶持和维系昆曲的剧坛霸主地位，禁止花部地方戏的演出，从而形成了一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花雅之争”。花雅之争是京腔和昆剧争胜，后有秦腔的冲击，最后出现了徽班进京。虽然皇室竭力地扶持昆剧，但是在花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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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长期拉锯战中，昆剧终于逐渐进入颓势。不过由于各种地方戏聚集在北京等大城市，文化交流频繁，花部和雅部之间在竞争的同时也相互吸取经验，花雅的相互竞争最终促使了京剧的形成，带来中国戏曲史的新发展。第四类思考题
1.
试论中国戏曲的三个主要来源。中国戏曲的三个主要来源分别是古代歌舞、滑稽戏、说唱艺术。

2.
中国戏曲是怎样起源和形成的？


中国戏曲的起源很早，在上古原始社会的歌舞中已经萌芽了。但它发育成长的过程却很长，经过汉、唐，直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形态。戏曲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形成的。庙会和瓦舍勾栏对戏曲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过节日，往往以歌舞祀神，同时也娱乐自己。当时的节日，有纪念战争胜利的，有庆祝丰收的，有驱鬼除疫的，有祭祀祖先的，还有专为男女求爱的，等等。农村歌舞从原始社会直到 12世纪的北宋，在艺术上虽然也有很大的发展，但始终没有进一步形成为较完整的戏剧形式。到了宋室南迁，南方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商业城市和港口，附近农村在生活上也起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职业化的艺术团体。于是，早期的戏曲形式——南戏就应运而生了。
说唱对于戏曲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说唱文学对剧本创作的影响；一是说唱音乐对戏曲唱腔的影响。
中国汉民族没有长篇史诗，最早的咏叙部族历史的诗篇见于《诗经》，这些诗是对祖先的颂歌。而真正作为文学作品的叙事诗，篇幅较长的，只有南北朝时代北方的《木兰诗》和南方的《孔雀东南飞》，但也没有证据说明是和着管弦歌唱的。只有两汉时代乐府诗歌的“相和歌辞”中有一部分如《白头吟》（相如、文君的故事）《陌上桑》（罗敷女的故事）等，是配合管弦歌唱故事的。这一部分乐府诗歌在南北朝时称为大曲。因为这些歌辞是用“大曲”的乐曲来歌唱的。大曲是一种音乐形式，它是以一支曲子反复演唱多遍来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唐代寺院用边唱边讲的方式讲说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称为“俗讲”或“啭变”，这类讲唱的本子叫做“变文”。变文的文体是一段散文和一段七言或五言的韵文相间。这种文体后来为宋代鼓子词所继承，用以咏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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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说唱艺术到了 13世纪的金代，出现了董解元的说唱诸宫调《西厢记》。 “董西厢”的出现，表明说唱艺术无论在文学上还是音乐上都已经完全成熟；而说唱艺术的成熟，则为戏曲的产生在文学上和音乐上铺平了道路。
滑稽戏是从“优”发展而来的。优的出现很早，据历史记载，最早是出现在公元前 774年西周幽王的宫廷。优是国王贵族的弄臣，专以讽刺调笑为职务。国王行事不当，不能直接批评，就利用优来进行调笑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到了封建时代，优从对帝王进行讽谏，变成帝王用来讽刺臣下的手段。从此，优的表演就被称为参军戏，并从一个角色发展成两个角色，被戏弄的叫“参军”，而去戏弄他的就叫“苍鹘”。到晚唐时期，参军戏发展成为多人演出，戏剧情节也比较复杂，除男角色外，还有女角色出场。到了唐末五代，又改称“杂剧”，至宋，更出现了五个角色名目，并各有分工职司。虽然有了上述种种变化，但其内容仍属滑稽调笑性质；不过这时多以市井人物为取笑的对象。
上述三类艺术，细分起来，品种很多，统称为“百戏”，又名“散乐”。秦汉以来，百戏有一种集中表演的传统。唐代的歌舞百戏表演场所，除宫廷演出外，也设在长安几座大的寺庙里。到了北宋，商品经济发达，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等地成为繁华的大商业都市。东京除相国寺为游观之地外，还有专为各种艺术表演而设的瓦舍。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瓦舍勾栏承袭北宋体制，但杂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发展和提高。瓦舍勾栏各种伎艺集中表演，招徕观众，他们互相观摩，互相竞争，也互相吸收，逐渐汇合，这就促进了戏曲的形成。起源于滑稽戏的宋杂剧就是在瓦舍勾栏中吸收了各种伎艺而形成的综合性戏曲艺术。
宋杂剧是中国最早的戏曲形式。金院本与宋杂剧实同而名异，但艺术上有所发展，它
是从宋杂剧过渡到元杂剧的重要形式。金院本是宋杂剧的发展，同时又是元杂剧的孕育者；
出现了金院本，元杂剧的诞生条件也就完全成熟了。
3.试论《琵琶记》的思想内涵。
《琵琶记》的思想内涵比较复杂，它通过蔡伯喈、赵五娘的家庭悲剧，抨击了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毒害和上层统治者的专横。剧中蔡伯喈新婚部久便在父亲言命下赴京赶考，因为当时的社会风尚以追求功名作为孝顺父母的尺度，蔡公要儿子立身扬名、荣宗耀祖也是出于这种观念。但是蔡公没有料到，儿子的及第却给全家带来了一场灾难，作者借蔡伯喈之口抒发了这样的感慨:“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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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蔡家的悲剧的成因，并不只是科举带来的危害，更有来自于上层社会当权者对读书人命运和人性尊严的践踏。剧中通过对蔡伯喈的“三辞三不从”的生动描写，把矛头直指皇帝、丞相，显然这些上层统治者才是造成百姓苦难的元凶。
《琵琶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对封建制度以及统治者进形了批判，但是包含了一些封建教化思想。剧中赵五娘是一个贤孝的妇女典型，作者塑造这一人物是集中了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勤劳善良、贤良淑惠、坚韧顽强、自我牺牲的传统美德，安排了许多赵五娘恪尽孝道的情节，如糟糠自咽、剪发卖钱、十指染血、安葬公婆等，体现了作者试图宣扬一种封建伦理的道德观念。
4.简述南戏的舞台艺术特征。
南戏的舞台艺术分别表现在其音乐、表演、舞台美术上。首先，南戏的音乐虽然最初只是一两首民歌小调的反复演唱，后来发展成为包括有各种来源、各种情趣的数量众多的曲调。南戏曲调的来源除了民间流行的各种歌曲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南宋极为流行的词题歌曲。另外，大曲、诸宫调、唱赚的传统的音乐成分，也是南戏音乐的组成部分。南戏的音乐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创造出了“南北合套”和“集曲”等新的表现形式。这种新的表现形式的出现一方面对南曲曲调在诸宫调上进行了整理和规范；另一方面为南曲增加了许多新的曲牌，对于表现复杂多样的戏剧情绪，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尽管南戏的音乐已自成系统，但仍保持着民间音乐的灵活性和随意性。关于南戏舞台上的乐器伴奏，据有限的资料表明，鼓、笛、板及其他吹奏乐器和弹拨乐器已被运用，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了宋杂剧伴奏形式的影响。此外，南曲在各地流传过程中，与当地的地方语言、民间音乐结合从而孕育和促成了后世多种戏曲声腔的兴起。如明代出现的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四大声腔等的出现。其次，南戏表演在大量保留了宋杂剧中滑稽表演、歌舞表演的基础上有吸收了民间小戏的有用元素形成了由唱歌、念白、科介、舞蹈等艺术形式综合而成的一种戏剧表演形态。它不像杂剧那样以一种形式（歌唱）为基础，统率其他各种表演的技艺。它对诸般技艺的吸收虽然广泛，但在运用时，特别是在表现人物内心情感上，不能集中发挥，安排得非常分散。歌唱、念白、科介、舞蹈等不同表现手段，在南戏表演中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开始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戏曲表演体系。南戏的角色行当共有七种：生、旦、净、丑、外、末、贴。这种角色行当体制以生、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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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南戏的舞台美术主要体现在化妆与妆扮上。南戏在化妆上继承了宋杂剧的艺术传统，采用了“洁面”和“花面”化妆两种基本形式。南戏生角无论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在化妆上一律采用“俊扮”。南戏的净角、丑角为了通过夸张的色彩和线条达到滑稽取笑的效果，而采用“花面”化妆。南戏虽然继承了宋杂剧的化妆手法，但从整个装扮原则上来看，与宋杂剧是有区别的。宋杂剧的结构特点是“全以故事，务在滑稽”。装扮艺术必须服从这一特点，所以宋杂剧中常出现一些奇突的打扮。南戏则不同，他不是以闹剧的形式体现对现实的看法，而是以正剧的形式反映社会的矛盾冲突。因此在人物的装扮上要求符合社会生活，塑造出真实可信的人物。所以南戏舞台上的装束，是按照当时服饰制度装扮的。
5.试论关汉卿剧作的思想性。
元代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一生创作了 60多部杂剧，不仅数量很多，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元末钟嗣成《录鬼簿》中，他被置于杂剧作家的首位；明初贾仲明补写凌波曲吊词，称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他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位知名作家，也是戏曲艺术的一位杰出的奠基人。
关汉卿是一位战斗的艺术家。他的成就，首先根源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敢于直面人生，无论反映历史或现实的题材，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作家的思想感情，与人民群众是息息相通的。在其许多作品中，勇敢地揭露元代的社会黑暗，把批评的锋芒指向反动的统治阶级。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元代吏治的黑暗、民不聊生的景象。
他的剧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公安戏、社会风情戏、历史戏。其中每一类都包含了其丰富的思想倾向。
1）公案戏主要有《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等。《窦娥冤》取材于《汉书.于定国传》的“东海孝妇”的故事，关汉卿在创作此剧时融入了更多的现实内容，揭示了元代酷吏制度的血腥与黑暗。《窦娥冤》以激愤的笔触，描写了青年寡妇窦娥的悲惨的一生。在剧中关汉卿不仅对元代贪官的丑恶嘴脸给予了无情的揭露，而且也昭示了造成窦娥这一类群众悲惨命运的根本原因在于酷吏的残暴、官府的黑暗及其帮凶恶棍、骗子和高利贷者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剧中他通过窦娥对天地的怀疑和谴责，表达了对元代社会黑暗的统治秩序的强烈控诉。关汉卿在戏的第三折李写窦娥发下的三桩誓愿一一得到应验：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在第四折里让窦娥的鬼魂上场诉说冤情，是冤案得以昭雪。通过这一系列超乎寻常的自然力量的描写，既渲染了浓重的悲剧气氛的同时也抒发了一种天公不可欺、民心不可辱的正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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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斋郎》、《蝴蝶梦》都是写权贵、皇亲对无辜百姓的肆意残害，作品借助民间流传的包公形象，表达了人们对清官的渴望，对正义的呼唤。也是对作者民主和浪漫主义色彩情怀的一种具体体现。
2
）社会风情戏有《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调风月》、《金线池》、《谢天香》等。这些作品通过塑造一些列不同阶层的古代妇女形象，歌颂了她们不肯屈从恶势力的欺侮和命运的安排，勇于斗争、富于智慧的可贵精神，因而带有较强的喜剧色彩。其中以《救风尘》、《望江亭》最为著名。关汉卿的社会风情戏从各个侧面反映部同阶级妇女的生活理想、人生际遇、个性追求和精神状态，从而折射出了元代社会的种种生活习俗、婚恋观念、伦理意识、审美取向。关汉卿在对妇女命运倾注了极大关切的同时，向观众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元代社会的生活图景。

3
）历史戏有《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等。《单刀会》、《西蜀梦》取材于三国故事，《哭存孝》以五代历史传说为内容，表现了一种时代精神。在《单刀会》中关汉卿借助历史反映现实，他对关羽的尽情歌颂，表现了在蒙古统治者压迫下的汉族知识分子对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渴望。剧中关羽的唱词雄浑壮阔，既抒发了一种豪迈的英雄情怀，又传达出一种历史兴亡的感慨。《西蜀梦》、《哭存孝》写的都是英雄不幸遇害的悲剧。两剧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强调当时的历史背景，而是着重于奸佞小人的陷害导致英雄人物的遇难。很显然，关汉卿在剧中抒发的悲怆与愤懑，蕴藉了对现实生活豺狼当道的黑暗现象的强烈不满。


纵观关汉卿的剧作，最为突出的是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特别是写晚年的代表作品《窦娥冤》，被后世推崇为可列于世界悲剧之林的一部经典之作。他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浓郁的时代气息，主要人物身上充溢着一种夺目的民主光华和自觉的反抗意识。他对中国戏曲的贡献，使他成为“元曲四大家”之首。
6.分析《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杂剧《西厢记》是一部优美的抒情诗剧，他的语言在戏剧性、性格化和诗歌意境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说白部分凝练、晓畅，在表现戏剧冲突的进程中，准确而生动地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在赖婚一折中在老夫人自食前言时张生、莺莺、红娘三个人的不同反映，准确而鲜明地表现出特定情境之下不同的思想活动，同时又推动了戏剧冲突的进一步发展。
曲词部分以民间口语为主体，适当化用了一些唐诗、宋词、成语中的语句和意境并赋予一定的新意，形成了优美、华丽的剧诗风格。另外，根据不同人物的身份、教养、个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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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人物的唱词。如对张生，表现他的痴情，常用夸张、富有喜剧色彩的语句；对莺莺，表现她的含蓄端庄，则用凝重、典雅的文辞；对红娘，表现她的俏皮、泼辣，多用俗语，充满生活气息。比如“拷红”一场中红娘反驳老夫人的唱词，就是口语的韵律化，自然而贴切。曲词中有不少化用了古典诗词的意境，用以写景、抒情、渲染气氛，像“长亭送别”中莺莺所唱的一曲“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历来受后人的称赏。其实它是化用了北宋范仲淹所作《苏幕遮》中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化作相思泪”等语句，由于化用得当，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故元代以后许多曲论家对《西厢记》评价甚高。
7.简述元杂剧的剧本体制。
元杂剧的结构形式是四折一楔子。四折，就是一剧包括四套完整的曲子。每套曲由同一个宫调不同曲牌连缀而成，但需一韵到底。一个剧本运用不同的宫调的四套曲子和穿插其间的科白构成戏剧情节发展中的四个段落，反映在剧本形式上就是四折，而每一折实际上就是与一套曲子相适应的一个较大的剧情段落。一折可以是一场也可以是几场。
元杂剧在进行创作时，既要考虑四套曲子的安排，又要对戏剧情节进行剪裁、提炼、以达到音乐结构和戏剧结构的统一。因此，元杂剧剧本的结构一般都比较的严谨完整。但是，由于四套曲子固定了范围，一个戏剧故事的情节描写往往不能酣畅，戏剧冲突也不能充分展开，所以内容和形式终究存在矛盾。楔子是元杂剧中在情节结构上具有调节功能的一种场子。楔子可以放在第一折之前，用来交代故事的前因；也可以放在折与折之间，成为故事发展的关节，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楔子的出现使剧本结构在严谨中获得了某些回旋的余地。从音乐结构上看，楔子不必安排一整套曲子，只有一两支曲子，可与前一折或与后一折的曲子合在一套里。
一人主唱，是指元杂剧中有正旦或正末一个角色完成全剧每一折歌唱的任务。这种形式与南戏各个角色均可唱歌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它的形成与元杂剧行当发展的程度、剧团的组织状况有关，特别与元杂剧继承诸宫调的说唱形式更有直接关系。一人主唱的规定，对于剧本的创作来说是有利的。它有助于集中刻画主要的人物，可以用大段唱词抒写人物激荡、复杂的思想情绪。当然，一人主唱的形式也给剧本创作带来了某些限制。很明显，它不能不可能塑造更多的主要角色，也妨碍戏剧冲突的安排。有时出现不当或当唱而不能的情况。
元杂剧所用的北曲，根据四折一楔子的剧本体制，相应的配四个不同宫调的套曲，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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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套”，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按照一定规则联成一套曲来唱演唱，一韵到底。
8.试从《牡丹亭》和《邯郸梦》的人物形象分析汤显祖有关“情”的哲学。
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成功的塑造了杜丽娘这一光芒四射的艺术形象，层次分明的描写了她青春苦闷、个性觉醒、对自由的热烈向往、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剧本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颂扬了青年一代大胆冲破束缚、争取个性解放的合理要求。“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杜丽娘这种要求摆脱封建桎梏的心声，表现得多么的热烈、多么的坚决。《惊梦》《寻梦》《闹殇》等出，对汤显祖有关“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情”哲学，做出了具体的诠释。汤显祖认为“真情”存在与世间，是可以超越生死和时空的界限的，它的力量犹如历风、狂涛一般不可抑制。
“情之至”就是真情发展到极致，它与“理”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真情”属于人到主义的思想范畴，是一种个性解放的呼声，它必然引起封建社会广大被压迫妇女的共鸣。传说娄江女子俞二娘读完此剧，不胜感伤，愤惋而死。
在《邯郸梦》中汤显祖描写了卢生由一个追求功名利禄的书生发展到位居权臣的人生历程，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黑暗，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荒谬、对富贵荣华的虚幻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在汤显祖的“情”哲学中，一方面是对卢生真情的礼赞，另一方面是对“矫情”的批判。汤显祖认为，“矫情”就是“酒、色、财、气”的贪恋和放纵，官场中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等等。《邯郸梦》写的虽然是唐代的故事，实际上却借卢生、崔氏、宇文融、乃至开元天子的形象，对晚明的社会深刻地剖析。为了纠正这种“矫情”，汤显祖认为只有借助与佛道思想的力量才能改善这种状况。《邯郸梦》通过神仙的点化，把黑暗的现实归之于梦幻，在他看来，宗教是唤醒当权者痴梦的良方，他希望通过他们的忏悔、悟道来解决社会的矛盾。显然，这种看法是有局限性的。
9.试论《长生殿》的思想内涵。
洪昇的《长生殿》主要是为了达到“垂戒来世、意即寓焉”的写作目的。全剧的主旨亦不外乎写“情”。在洪昇的心目中，“情”不仅指男女之间的生死至情，还包括了忠臣孝子身上所秉承负的忠义挚情。他要用李、杨爱情的悲剧为表征，表现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也就是借“钗盒情缘”，写社会政治的兴亡之感。全剧长达五十出，上卷从两人定情到七夕盟誓，描写李、杨爱情的曲折历程。马嵬之变，经过《埋玉》的生离死别，李、杨爱情有了新的特质。下卷从人间到仙界，描写二人彼此的刻骨相思。《闻铃》、《哭像》、《雨梦》，都集中体现了唐明皇一腔痴情、固守前盟的精诚。最后，李、杨超越生死的至情使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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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境重圆。洪昇一方面极力赞扬这种生死至情，另一方面又真实的描绘了其荒淫无度所带来的政治危机。宫廷生活的奢侈腐化、李隆基的倦于政事、杨国忠的专权祸国、安禄山的兴兵作乱等情节表明，帝妃的情爱发展到极端给江山社稷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这里，洪昇引发出了无限的感慨，在第三十八出《弹词》中，借乐工李龟年之口评价李隆基这个多情天子为爱情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占了情场，驰了朝纲。”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政势的逆转，二人的爱情悲剧便无法避免、李隆基虽身为皇帝，虽深爱杨妃，却不能救其性命，却不能保全他们的爱情。剧本把个人爱情和政治兴亡的因果关系，揭示的十分的深刻，并富有一定的哲理性。
10.简述《长生殿》的艺术成就《长生殿》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的性格化描写上。剧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无论主次、正反都有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