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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事件的生动描写，道人之欲道而未能道，从而把作者对人生世事的理解，   即情感，传达给读者，以情感人。他说：人在生活中， “往往有行之不知，   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渐，常   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                                                              ①   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 梁启超在 《论   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到的小说四种 “神力”：“熏”、“浸”、“刺”、    “提”，讲的就是一部好的小说应具备的艺术感染力。他们还看到了小说所   以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还在于它通俗易懂。因此，他们十分强调小说语   言的通俗性，倡导用白话写通俗小说。       上述新小说理论虽然尚嫌幼稚，但对于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促进其创作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此为起点，新小说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大潮中的主   流。       在新小说理论的推动下，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出现了一批兼刊文艺的小   报，为小说创作开辟了园地。著名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等正是在此期开始   了他们的创作生涯。进入 20 世纪后，专刊小说的刊物大量问世，如《新小说》、    《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形成近代小说创作的第一个   高潮。据统计，仅1900—1911年间创作的小说便在一千种以上。故有人称“晚                                                   ②   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 此期的小说创作不仅数量   多，而且反映社会生活内容广泛，使一批成就卓著的小说作家脱颖而出。李   伯元、吴趼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伯元 （1867—1906），名宝嘉，别署南亭亭长，江苏常州人。少擅制   艺诗赋，累试不第，曾在上海编辑 《指南报》、《游戏报》等小报。自 1901   年起，致力于小说创作，后创办 《绣像小说》。他创作的小说主要有 《官场   现形记》、 《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海天鸿雪记》   等及弹词多种。 《官场现形记》是其代表作，写于1901—1905 年。全书 60   回，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主题是抨击晚清腐败的吏治。小说描   写了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僚，从军机大臣、尚书，督抚直至知县、典史，虽然   职有高低，权有大小，但共同的特点就是嗜钱如命，以权敛财。作者用漫画   式的夸张手法描绘了他们的贪婪、无耻、媚外，及对百姓的残暴，有力地鞭   笞了没落的封建制度。小说出版后，风行海内。       吴趼人 （1866—1910），名沃尧，又名宝震，广东南海人。早年到上海   谋生，创办过 《采风报》、《消闲报》等小报，曾远游日本。自1903年起开   始创作长篇小说，1906年创办 《月月小说》。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这个   刊物上。他是一位富于探索的多产作家，在不到 10年的创作活动中，对长、   短篇小说，包括讲史、公案、写情、家庭、社会、历史大事等类型的小说创   作都作过尝试，有 “小说巨子”之称。他所写的作品有30 多种，主要有 《二   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痛史》、《恨海》、《九命奇冤》、《新石头记》、    《最近社会龌龊史》、《两晋演义》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全书 108 回，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通过“九死一生”（即   作者的影子）在 20 年中耳闻目睹的大量社会怪现状，描绘了晚清时期的社会   图景。它不仅写官场人物、洋场才子，而且旁及三教九流，反映的内容广于 ①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文集》（10），第6 — 7 页。 ② 阿英： 《晚清小说史》，第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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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现形记》，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晚清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思想道德的 堕落，具有进步性。从写作技巧来讲，小说以 “我”为主人公，用“我”的 事迹做布局纲领，贯穿全书，形成统一的结构，克服了 《官场现形记》等书 在体例上的散漫。      此期的小说创作，数量虽多，但一般质量都不太高，没有出现像《水浒》、  《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那样伟大杰出的作品。这与其时 中国社会动荡，民族危机日深，先进的思想家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问题 上，无暇顾及小说，而从事创作的作家一般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都不高等原 因有关。                           《巴黎茶花女遗事》封面      20 世纪初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以至翻译小说的 数量超过创作小说。英、法、俄、德、美、日等国的小说，大量被译成中文， 许多著名的外国作家开始被中国读者所了解。清末最著名的小说翻译家是林 纾。林纾 （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号冷红生，福建闽侯人。光 绪举人，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文宗桐城古文，并精于散文、诗词、绘画， 作品丰富，但主要成就在翻译小说。他从 19世纪90 年代末开始翻译 《巴黎 茶花女遗事》起，到逝世的 20 多年中，共译外国小说 183种，约 1200多万 字，介绍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他不懂外文，全凭别人口述，他用笔记。常 与他合作翻译的人有王寿昌、魏易、陈家麟、曾宗巩等人。译作全用古文， 译笔生动、流畅、传神。世界大文豪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易卜生、 雨果、塞万提斯等人的名著，都是由林纾第一次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的。至 今流传的 《伊索寓言》、《鲁滨孙飘流记》、《茶花女》、《唐•吉诃德》、  《莎士比亚故事集》等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都出自林纾的手笔。林纾为中 国文学翻译事业及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戏曲改良       明清时期，昆腔一度是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乾隆末年，三 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把二黄戏带进北京。二黄戏在原有基础上吸 取其他剧种的优点，形成了京剧，并逐渐取代了昆腔的地位。道光以后，京 剧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艺才出众的演员，其中以程长庚为最著名。谭鑫培 是继程长庚之后涌现出的一代巨匠。由于他勤学苦练，自创新声，独成影响 深远的谭派京剧艺术。      中日甲午战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维新派很重视戏剧的社会教育作用， 大力提倡戏剧改良。到20 世纪初，戏剧改良进入高潮。1904 年 9 月，陈去 病、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办了 《二十世纪大舞台》，作为鼓吹戏剧改良的重 要宣传阵地。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以戏剧为主的文艺刊物。这个时期的戏 剧改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良传统剧目，一是引进新剧种。      编演时事新剧和历史新剧是改良传统剧目的重要方面。汪笑侬为此做出 的贡献最突出。汪笑侬 （1855—1918），满族人，举人出身，当过知县，被 劾罢官后改学戏曲。他在现有唱腔的基础上另创新腔，形成 “汪派”。为了 宣传爱国思想，教育民众，他用新观点改编、创作了许多传统剧本，如 《党 人碑》， 《马嵬驿》、《哭祖庙》、《博浪椎》等，给这些传统题材的剧目 赋予反封建的意义。他与其他京剧艺人曾经上演《波兰亡国惨》、《桃花扇》、  《长乐老》等新戏，直接表现了救亡图存，反抗封建统治的时代主题，受到 广大观众的欢迎。除了京剧外，戏剧改良还波及到川剧、粤剧等剧种，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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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出不少新派艺术家，上演了大量思想内容进步的新剧目。      引进新剧种方面的主要成果是话剧的推广。1907 年，以留日学生曾存 谷、李叔同、欧阳予倩为骨干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了话剧 《茶花女》（第 三幕）和 《黑奴吁天恨》。这是中国人组织的正规话剧首次公开演出。此后， 进步艺人王钟声在上海组织春阳社，上演宣传革命的新剧，又将新剧播及于 北方。上海的职业新剧团体进化团也演出了 《共和万岁》、《黄鹤楼》等新 剧目，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至此，话剧便伴随着近代社会的变革扎根于中 国大地上。      辛亥革命后，民主革命处于低潮。戏剧界因受此影响，多数新剧剧团或 者被迫解散，或者颓废堕落。北京的京剧改革则富有生气。1915年汪笑侬由 沪赴京，加入翊文社，排演了不少时装戏。剧界新星梅兰芳积极参加戏剧改 革实践，观摩、学习时装戏、新剧，并创编排演了 《孳海波澜》、《一缕麻》 等戏，推动了戏剧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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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教育与科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受到有识之士日益猛烈的抨击。龚   自珍、魏源都对科举考试禁锢人心的弊端作过激烈的 批判。太平天国则一度   废止了清王朝推行的教育制度，代之以适应起义者需要的一套教育铨选体   制。洋务运动兴起后，清政府为了培养办洋务的人材，创办了一些与传统官   学有所不同的各类洋务学堂，并向欧美派出留学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新   变化，但因受洋务派 “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束缚与限制，影响不大。        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真正解体，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是从戊戌维新运   动开始的。康有为等维新派痛斥洋务派标榜的“中体西用”论，强烈要求“废   科举，兴学校，”主张效仿欧美教育制度。制定中国的新式学制。他们把自   己的主张付诸实践，在一些省份设立新式学堂。据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的   统计，1895 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堂有 19 所。其中最著名的是   由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在长沙设的时务学堂。在 “百日维新”中，   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主张，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旧教育的上谕，要求各地广设   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但是，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   除了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外，维新派变革旧教育体制的努力大都付诸东流。       经庚子之役后，清廷宣布实行 “新政”。教育制度的改革是“新政”的   重要内容之一。从 1901年至 1905年，清廷先后诏令开经济特科、废除八股   文、各省设立学堂，颁布 “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及废除科举制   度从学校中选取人才等。 “癸卯学制”移植于日本，吸收了许多近代教育的   因素，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它的确立标志着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学   校教育制度的结束。1905年废除科举后，学堂得到蓬勃发展。据当时学部的   统计，1907 年各省有学堂 37888 所，学生 1024988 人。1908 年学堂数达到   47995 所，学生数 1300739人。一年当中学堂增加26.7％，学生增加26.9％。                                                          ①   1909年学生数达到 1626720人，比上年又增长25.1％。       留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重要方面。1901 年以前，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数量不多，自费者更是寥若晨星。20 世纪初，由于封建旧   教育的衰落和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影响，许多青年学子争相负笈海外，形成   了出国留学热潮。在此以前，留学生主要赴欧美，到 20 世纪初，赴日留学则   成为留学浪潮中的主流。1904年留日学生达 1300多人，1906年激增至8000   多人。按省籍统计，以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为多。在   全部留学生中，自费生占绝大多数。所学专业包括军事、警察、法政、师范、   工业、商业、蚕业、土木、铁道、测绘、物理、医药、外语、音乐、美术等，   凡认为有用的新知识，皆在所求之列。清末的留学运动不仅引进了大量的国   外新知识、新思想，促进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而且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   大批新型人才。他们中的一些人归国后，曾有突出的建树。       然而，清政府实行的教育改革仍以 “中体西用”为宗旨，保留了大量的   封建因素，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形似而神非，依然不能适应中国   社会的发展需要。       1912年 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对教育体制作了新的改革。孙中山委任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发布 ① 丁致聘： 《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9、3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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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教育部官职令》，规定了教育部的机构、官职设置，又颁布了《普通 教育暂行办法》、 《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及其他教育法令，对清末的教 育体制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同年2 月，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 作为改革教育的理论依据。在这一文件中，他提出了实行 “五育”的教育方 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世界观教育，并 批判了清末旧教育倡导的忠君、尊孔，为封建王朝服务的教育宗旨。随后， 教育部制定 “壬子癸丑学制”，对初小、高小、中学、大学教育的学制、年 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的规定。该学制废除了清末旧教育的种种不合理规 定，真正确立了近代教育的宗旨和制度。但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 后，即于 1915年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布 “七项教育要旨”，即“爱 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又公布 《复学校祀 孔令》、 《整饬伦常令》，强化学校的封建教育，企图利用教育阵地为其复 辟帝制的活动制造舆论。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推行的教育改革遭到了挫 折。      20 世纪初，中国的科技界也呈露了新世纪的曙光。这集中表现为我国出 现了第一批现代意义的科学团体和科学研究机构。      1909 年，著名的地理学及地理学教育家张相文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地学 会。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个科学学会。张相文 （1866—1933），字蔚西， 江苏桃源 （今泗阳县）人。自幼研习自然科学，尤精地理学，曾在上海南洋 公学、寿州阜丰商业学校、两广师范讲习所、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堂等学校 任教。他编写的 《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1901年）， 是我国自编地理教科书的嚆矢，印行总数在200万部以上，影响很大。 “教 科书”一词，也创行于此时。张相文以其在学界的威望被推为中国地学会会 长。参加者还有白毓昆、张伯苓、陶懋立、韩怀礼等共百余人。当时许多地 理、地质学专家，如邝荣光、白眉初、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白月恒、 徐炳旭等，都被吸收入会。1910年学会出版会刊 《地学杂志》。这是一个反 映我国近代地理学早期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发表过不少重要的学术论文， 如 《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中国大地体之构造与历史》、《钱塘 江沿岸之地质》、 《中国之生物地理》等，反映出当时我国地理学研究的水 平。      在地质学研究方面，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章鸿钊于 1913 年在北京成立了地质研究所。研究所设于原京师大学堂地质学门旧址，招收 中学毕业生就读，学制三年。这是我国第一个培养地质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 尽管困难重重，章鸿钊还是竭尽全力支撑。研究所在成立后的 3 年中培养出 22 名毕业生，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知名的地质学家，如叶良辅、谢家 荣、王竹泉、谭锡畴、李学清、朱庭祐、李捷等。研究所还绘制了河北、河 南、山东、山西、江苏等省的地质图，开展了一系列的地质调查工作，取得 卓越的成绩。1916年，由于经费无着，地质研究所被迫停办。      1914年夏，留美中国学生任鸿雋、赵元任、胡刚复等在美国发起成立了 中国科学社。1915年 1 月，学社创办的 《科学》杂志出版。同年10 月，学 社制定了会员新章程，当时共有 70名会员，分属农林，生物、化学、机械， 电气、土木、物理、数学、采矿、冶金等门类。1918年中国科学社总部从美 国迁回国内，会员发展到600余名。学社还开办了图书馆、科学仪器公司、 博物馆及生物研究所等附设机构。在学社的组织下，会员开展了一系列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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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活动，例如，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翻译外国科学论著，审定科学名词， 制作标本，印刷刊物，参加国际会议等。在国立科学研究院成立前，中国科 学社对推动我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批现代意义的科学团体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相继出现表明，近代中国 科技移步换形于 20 世纪初年，已开始摆脱传统的旧轨，逐渐转到了现代科技 的基点上。但遗憾的是，由于旧中国国衰民穷，社会动荡，我国科技的发展 终难摆脱举步维艰的困境，因而也无法迅速赶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后                                      记      为了教学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这本 《中国近代史》。      本书分工：      孙燕京：第一章第一、二节。      王开玺：第一章第三节 （四）、第二、六章。      史革新：第一章第三节 （一、二、三）、第三、四、八、十一章。      李志英：第五章。      房德邻：第七章第一、二、三节。      张守常：第七章第四、五节。      郑师渠：第九、十章。      全书由郑师渠负责统稿。龚书铎教授审阅了部分书稿，张守常教授审阅 了全部书稿，并都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借鉴和吸收了史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限于篇幅，未能一一注明；书中的地图则是借用了张海鹏先生编著的 《简明 中国近代史图集》 （长城出版社，1984年），这里一并谨申谢意。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部分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      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程，我们自感水平有限，书中 疏漏之处，定属不少，敬祈读者批评。                                                                         编者                                                                 1993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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