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生活             5.42     3.07  ***
                注：*** p<0.001 （选自Peng、Nisbett and Wong 1997）
文化心理学中的价值调查法有四种形式：分别是排序法（Ranking）、评价法（Rating）、态度量表（Attitude Scale）以及行为场景法（Behavioral Scenario Methods）。通过比较这四种方法在中美跨文化研究中的成效，Peng等人发现排序法和评价法容易受到不同文化下人们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差异的影响，所以得到的结果与专家评判有着较大的差异；由态度量表得到的结果与专家的评判差别不大；而行为场景法得到的结果有效度最高。因此，Peng Kaiping、Nisbrtt等人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基本上以这种方法为主。
随着文化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它的方法也开始被采用。Morris、Peng等采用文化启动研究（Cultural Priming Study）的范式来研究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归因上的不同，他们借鉴了Heider的策略（他通过向被试呈现一些与社会和文化现象无关的动物图片来让不同文化中的人反应），以鱼群为启动刺激，探讨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归因倾向，发现中国人对个体行为的归因以外在归因为主，而美国人则以内在归因为主。 Hong、Morris等人对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他们进一步指出启动试验在揭示内隐的文化差异方面将是其它方法所无法相比的。
                       图8-3：Morris等人在研究中所用的启动刺激

第二节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心理
1.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1）研究中国文化的意义
尽管文化心理学已经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但到目前为至，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主要还是以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为主，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影响的第二个层次上。对文化如何从深层，即内在假设层次作用于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探讨仅仅开始。近十年来，许许多多的文化学者把眼光投向古老的中国，他们不仅想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来理解东西方差异的真正原因，而且这些研究者还想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来揭示中国社会变化的基础与根源。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几千年来它一直塑造并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正是因为文化的影响，才使得中国人在思想、信念及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区别于西方以及其他文化中的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21世纪，分析文化及其对人的影响不仅对我们更好地适应环境有促进作用，而且能在对比中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
研究中国文化问题之所以重要，还与外来文化的入侵有关。当今世界，西方工业国家的文化与价值体系，以排山倒海之势，渗入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仅仅用个人主义来描述西方的价值体系，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与中国传统体系的差异，这种宏观意义上的差异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候也不同，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影响。
（2）文化影响的相互性
文化心理学也关注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且认为这种影响可能会受到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制约。 Wallerstein（1974 ）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就强调了这样的影响。Wallerstein认为：从全球化的角度看，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与经济方面形成了一套权力结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些国家（大多数欧美国家）处于权力核心地位，另一些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则处于权力的边缘。这种权力地位的差异最终导致了文化与学术的差异，表现为在文化与学术上权力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有支配性的影响力。受此观点影响，目前的许多跨文化研究往往依据西方，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概念与框架，这些东西对理解他们自己有用，对理解其它国家的人未必可行。而这种思路建立起来的文化心理学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买办式的西化心理学。
（3）本土心理学的价值
可喜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着改变，最起码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是如此。近二十年以来，众多的非西方国家的心理学者开始倡导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Guerrero 1977；杨中芳1993；杨国枢1993），主张对人的研究不能离开他们所处的文化。如杨国枢等人以中国文化的特征为基础，反对在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照搬西方概念的做法。主张心理学研究要有一定的“本土契合性”（杨国枢 1997），即研究者的研究活动与成果要与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及其产生的经济、文化、历史传统条件相符合。也就是说，探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就必须从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现实等出发，而不能仅仅用西方人的观念去阐解中国人。
2．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与“近代化”理论
（1）传统中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过漫长的变迁与沉淀，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世世代代的积淀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个体系的特征包括：
提倡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从古到今，中国人就有“人为贵”的人本主义传统（燕国材1993），潘菽也曾指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很独特的一种思想就是人贵论”，伦理道德是这种人本思想的核心。
以家庭为主体的家族主义盛行：在中国，家庭可以被看成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中国人对家庭的依赖要远远超出西方人。传统的中国文化正是利用人们的尊祖情绪，使得家族主义在建立社会秩序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家族主义中，以孝为主的道德观念制约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
封闭性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的第三个特征体现在经济基础上，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经济与生活方式使得中国文化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具有排他性的一面。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体系有所松动，但它的影响依然很大。目前对中国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地方主义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
政治制度中的专制主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得人们认识到有权就有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就是要做官。人们对权力的崇拜与狂热追求使得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有了滋生地。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征都体现在儒家思想的要求之中，所以在许多人的眼中，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2）近代化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提出的“近代化理论”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提出了挑战。Myers、Fairbank、Levenson、Wright、Solomon等人通过比较近代的中国与日本，想要找出为什么明治维新之后的几十年内，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近代化起步比日本早的中国却失败了。在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因素之后，他们发现，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主要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安定团结与近代化要求的变革之间存在着冲突。Wright（1957）甚至断言：“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儒家的社会是不能纳入近代化国家的。”
近代化理论还从文化与人格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影响。费正清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很重集体（指家族而非国家），强调服从权威，不能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中国文化的动机模式是依赖型而非自主型，这种传统培养出的人只适合农业社会，不适合工业社会的要求。Hagen在他的著作《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Hagen用一个社会可否培养出创造性人格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能够发展，他认为，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培养创造型的人格是相当困难的，而没有这样的人，社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Weber从宗教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在其著作《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中，他对儒家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儒家伦理，缺乏自然与神、伦理要求与人性弱点、罪恶感与追求超脱、世俗行为与超俗的补偿以及宗教责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因此，就没有杠杆作用使人内在的力量超脱传统。也就是说，由于太重和谐——尤其是天地人的合一，使得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缺乏紧张状态，从而也就没有可能去培养合理的克服外界的精神。与儒家伦理相反，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的相信原罪而又力求克服原罪的观念，使得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克服内在罪孽的宗教修养功夫。这种功夫扩展到规范、习俗与权威之上，使人不会一味盲从，而是去思考改进的方法。
近代化理论还从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中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寻找“灵丹妙药”，费正清指出：由于社会发展必须有理论上的支持，而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那么，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有另一套思想，这种思想需要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找。
近代化理论曾经在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到了八十年代，这种观点开始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近代化理论是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缺乏实证的支持。另外，它对解决中国问题所持的“西化”的观点，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片面的。况且，文化总是在发生着变化，用它解释十九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尚属勉强，就更不用说现在了。
 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是近二十年来文化心理学领域内最富有成果的课题。人们从两个层次来探讨这一概念的内涵：一方面人们从文化特征出发，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另一方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研究者从人格与文化的关系入手，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格特质。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界定
Gould 和 Kolb（1964）最早定义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以个体自己为最终目的、认识到自我和自己的决断以及不能容忍社会压力之下的从众的信念。Lukes（1973）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主题，认为它包括重视个人尊严与自我发展、自主与个人隐私，同时强调个体是社会的基础。与个人主义相反，集体主义则是一种以强调内团体（Ingroup）为核心的信念，它关注内团体的目标与需要胜于个体自己，强调团体的规范与责任而不是个体自身的快乐，并且乐于接受他人。在此基础上，Triandis（1984）等人进一步总结出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特征。他指出，美国的个人主义有三个特征：在竞争中依赖自我、不关心群体以及与群体有距离感。这些特征最明显地体现在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的关系上，即群体目标总是从属于个人目标。Waterman（1984）则进一步指出了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特征，认为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同一性（Erikson）、有自我实现的信念（Maslow）、属于内控型的人格（Rotter）以及能按道德规范行事（Kohlberg）。与个人主义相反，集体主义则是与人际关系有关的由情感、信念和行为组成的症候群，它包括：A.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或决定对他人的影响；B.能与他人共享物质与非物质资源；C.自我揭露（self-disclose）水平高，对社会影响敏感；D.有介入他人生活之感。同时集体主义者对家庭与亲友的依赖较强，‘我们的’感觉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
在分析这些特征的基础上，Hui  和Triandis进一步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看成是一种人格结构，以与Hofstede（1980）提出的他人中心主义者与自我中心主义者相对应。Triandis强调，在分析文化影响的时候，应该注意区分生态学的因素分析（以文化为观察对象）与文化内分析（以文化中的人为观察对象）的不同。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仅仅采用生态学分析是不够的，因为生活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不见得是个人主义者，而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也未必都是集体主义者。依据这一思路，Hui 和Triandis（1988）构建了一个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  简称IC），从个体对待配偶、父母、亲戚、朋友、邻居及同事的态度等六个方面衡量一个人的集体主义倾向。他们还以此为工具证明了这一人格结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在Triandis等人编制IC量表的同时，Chency（1986）等人也在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成因及发展趋势。他指出对群体生活的依赖是人类集体主义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随着社会异质化的发展，群体生活的优势越来越小。同时，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以及由农村向城市的过渡，最终会导致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互相转化的过程是：远古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 —→ 新个人主义。
（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影响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既具有文化的含义，又有人格的内涵，它的影响表现在：
首先，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讲，它影响了人们的服从性。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有较高的服从倾向。Leung（1986）在研究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时就发现，在他们处理与导师的关系时，服从的倾向要远高于美国学生对导师的服从。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更愿意求助于来自上下级的帮助，而不象美国学生那样求助于同级的朋友。
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影响也表现在人格中的自我上。Markus（1991）等人在提到文化与自我的关系时就指出，与西方文化中独立型的自我相比，东方文化中的自我是一种依赖型的自我。Markus认为，东方文化中依赖型的自我结构使得自我的内容延伸到了与自我关系密切的他人。对中国人来说，自我在一定程度上与内团体重合，因此在处理与外界的关系时往往以内团体为准。中国人所谓的内团体包括父母兄弟以及朋友同事等诸多与个体关系密切的人。
最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人的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解决现实中的人际冲突时，集体主义者更倾向于用协商的方法，而不象个人主义者那样更多地求助于法律。在社会知觉与人际交往方面，集体主义者看重团体的欢乐与和谐，而个人主义者强调竞争和控制他人。由于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这些特性，使得这一文化特征也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Triandis曾经指出：寂寞是个人主义文化中的问题，而不是集体主义文化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集体主义就一定好，集体主义者由于情绪联系的扩大化，因而紧张的机会比个人主义者要多，这一点又不利于健康。
总之，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及其影响的研究虽历经数年，但到目前为止还有颇多争议。比如费孝通（1947）早就指出，中国人实际上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用“差序性同心圆”的概念比喻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实际上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证集体主义的特性，与Sampson提出的包容式个人主义相对应。而最近日本心理学家也发现日本人的个人主义倾向比美国人的还高，因此，单从文化或人格某一方面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具有片面性，这些问题还将争论下去。
4．文化与思维特性
文化心理学关注的另外一个领域是文化与思维特性的关系。几十年来，跨文化心理学发现了东西方人在文化及行为上的诸多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些差异的文化与生态学成因。可惜的是这些解释仅仅是表面性的，它没有提供深层的原因。目前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已经逐步认识到，文化不仅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与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体现了文化的特征，而且反过来又决定着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本质特性上讲，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体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1）折中性（中庸之道）
Peng Kaiping等（1999）用朴素认识论（Folk Epistemologies）来概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这种认识论上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差异只是其表现形式。通过对比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看待问题的方式，他总结出了中国人与美国人认识上的差异，如表8-2：其中中国人常用的辨证思维方式对其认识问题过程影响最大，并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对矛盾的看法上。中国人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变化的及复杂的观点出发看待矛盾，认为任何事物当中都蕴涵着矛盾。因此，折中是处理矛盾的最好方式。相反，美国人从世界的相对稳定性出发，认为有可能从一个大的环境中提取出单个的事物并对其做对错判断。这种看待矛盾的方式使得中国人在处理矛盾时更多地求助于协商，而美国人则求助于规则和法律。
  美国人 　　　 中国人    对知识的态度 　　　 怀疑一切 不能怀疑的尊重式学习   学习知识的方式       个人创造知识   接受与吸收式的学习   学习知识的目的      热爱并追求真理   实用主义   思维特性    线性思维（真假对立）   辨证思维（真假并存）


表8-2: 中美大学生认识论的差异
中国人的辨证观念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从世界的变化性出发，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与中国人不同，美国人则更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它强调的是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受这种思维方式的人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
对中国人来说，这种朴素的认识论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它甚至内化成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鲁迅先生曾对此加以评价：“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鲁迅先生在这里说的是中庸之道的消极面，当然，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能使人避免产生极端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和行为趋向合理。
（2）整体性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喜欢从整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关系；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却往往把问题从一个大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加以考虑，看中他人或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征。Ji Lijun、Peng Kaiping和Nisbett等人（2000）就发现，中国人在认知事物的时候往往不能把个别事物从它所处的情境中分离出来。比如在完成棒筐实验（Rod-and-Frame）的时候，中国人的成绩就比美国人差，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人把背景和判断目标当做整体看待。
这种整体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使得中国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出身以及周围环境联系起来，而不是从此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去评价他。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过分夸大环境的作用，而忽略个人的作用，犯与“基本归因错误”相反的错误。
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往往首先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这一点可以解释科学发展中的一些现象，英国科学史学家Joseph Needham（1962）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可惜的是，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Needham认为这主要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特性有关。我们知道，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
（3）中国人的整体思维（Holistic thinking）
在Nisbett、Peng Kaiping 和Ji Lijun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侯玉波、Peng Kaiping和朱滢等人（2001）进一步研究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包含着五个认识与评价维度，分别是：
联系性：中国人习惯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承认世界的普遍联系性。
变化性：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没有不变的人和事物。
矛盾性：承认矛盾是中国人认识论的基础，矛盾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折衷性：折衷是中国人处理矛盾时常用的方法，中国人总是避免极端选择。
和谐性：中国人不愿意与人冲突，尽可能与人在表面上一致。
表8-3列出了他们编制的测量中国人整体思维量表的一部分。
表8-3：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量表
01  每个人都有其核心的性格，它不随时间而改变。 
02、很多看似孤立的事物实际上彼此关联。
03、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时候，他也改变了周围的人。
04、大多数人的本性不随时间而改变。
05、看上去没有关系的事物实际上常常是相互联系的。
06、我认为一个人的个人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07、我认为一个人的个性是终生不变的。
08、我时常改变自己，以与不同的人相处。
09、我时常发现一件事情会有自相矛盾的时候。
10、当我决定了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再改变自己的想法。
11、我衡量自己言行的标准是明确的。
12、我的行为经常受环境的影响。
13、我常常发现自己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现象。
14、我认为我的价值观与信念与我周围的人一致。
15、我发现我常常会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注：选自侯玉波、Peng Kaiping和朱滢等编制的问卷（部分）
（4）思维特性对认知活动的影响
认知判断：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认知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它影响了认知功能的实现过程。以概率判断为例，Yetes、朱滢等（1987）发现，中美两国的大学生在做概率判断时采用不同的方式：中国人有较好的辨别能力，而美国人有较好的校准策略。两者的互补性使得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判断的结果上基本接近。而之所以如此，就是中国人倾向于从总体看问题，较容易做出适当的区分；而美国人倾向于从部分之间的关系看问题，所以当发现部分之间存在不一致时会及时调整。
认知内容：文化与思维方式也影响认知的内容，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人们的归因上。Morris等（1994）发现，在大多数时候，美国人归因时强调个体内部的因素，而中国人更多地关注环境，对事件做外部归因。Morris用“文化差异的内隐理论”（culture differ in implicit theories）对此加以解释，即文化差异以内隐的方式影响人们对行为信息的表征与编码。
决策行为：文化与思维方式也影响着群体决策行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的群体决策更多地依赖权威，在群体决策中，大多数成员实际上只参加讨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决策。另外，在决策中成员也尽量避免公开的冲突。Lindsay（1985）在研究中国人通过开会做群体决策时就发现，中国文化的要求以及中国人的思维特性也影响了中国人群体决策的氛围，每个人坐的位置与发言的顺序与这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紧密相连。在大部分情况下，还会出现“权利极化”。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人的群体决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决策。
总之，文化对人的心理与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心理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尽管如此，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向世界上任何先进的文化学习，不能夜郎自大。从另一方面看，自八十年代初以来，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与对外开放等诸多原因，使得“全盘西化”的思想在青年人中几度泛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崇洋媚外变成了一种时髦。实际上，不论是闭关自守还是崇洋媚外都不能成为我们理解与发展中国文化的途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文化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给这种变革提供了机会。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要促进经济的繁荣，也应该有利于文化的发展与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文化心理学将在这一方面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本章推荐读物：
Peng Kaiping（1999）:Cultural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本书是Peng Kaiping 教授在Berkeley大学开设文化心理学课程时自编的讲义，内容主要包括近20年来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