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从1870以后就出现了衰落迹象，而且这种相对衰落存在于整体绝对优势之中。实际上，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能保持领先的发展速度，绝对的落后就是迟早的事。那么，英国相对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丧失了科技的优势。麦格劳将工业革命分为三段，毫无疑问，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绝对领先者。同其他依然停留在农业经济的国家来说，英国的变化是无与伦比的。但据1851年的英国人口调查，农业依然是英国最大的行业，从业人口179万人，煤矿业和棉纺织业是当时的主要工业部门，分别有52.7万人和24.6万人；手工业者依然占很大的比例，比如鞋匠就有27.4万人，比棉纺织业的人数还要多。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也被许多学者称为古典工业革命。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指出：英国在1870年以前或许已经一直在快速地工业化，但它仍然是一种农业经济。第二次工业革命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超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工业化的进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虽然也有一些发明，如合成染料贝氏炼钢法蒸汽涡轮等，但内燃机柴油机汽车发电机和电动机等多是德国人的发明或改造，美国发明了环锭纺纱机打字机白炽灯和电话等。事实表明，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已不是英国；即使英国有一些新技术成果，也因思想保守而没有及时加以利用，墙内开花墙外红。例如，英国人在70年代末发明了从廉价的铁矿石中提炼钢的方法，但英国却长期沿用旧的炼钢法，1886年和1893年，英国的钢产量分别被采用新办法的美国和德国超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电力化工石油电器汽车等行业，在这些领域英国都未能跟上。19世纪最后25年里电力和电机产品在一些国家受到重视，但英国有运行良好的蒸汽机，因此英国人问：“煤价很低廉，它对于我的父辈一直很合用，现在我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第二，未进行产业更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四大支柱产业是棉纺煤炭钢铁和造船，它们是保住英国经济优势的几个关键部门。但其设备到1870年以后都已经陈旧，英国没有及时进行更新换代。虽然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依靠传统产业的还是能够保持低度发展，但所占市场的份额减少了。对于像英国这样已经形成工业化规模的国家，企业的更新改造比新建企业的难度更大，不仅需要大量资金先进技术，而且还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与此同时，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下，新的资本开始加速流向新兴工业部门，即电力化工石油汽车等，谁在这些方面占优势，谁就取得了新的领先权。英国在新兴产业上的研发方面大大落后了，新兴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低，其产值到1903年只占工业总产值的6.5%。英国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即对外依赖程度高。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资本输出迅速增加。1865-1914年的英国投资中，英国本土投资只占30%，其他70%资金投在国外，其中，美洲占37%，已经超过了在英国的投资，欧洲占6%，其他国家占2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英国依然是向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者，几乎占全世界投资总额的一半，位居第二的美国只占到19%。资本输出的半数投在英国殖民地，这样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并可以远离欧洲大陆，降低投资风险。但这种情况一方面制约了国内的投资和技术革新，第二方面造成国内一个庞大的食利阶层。英国靠殖民地的无形收入保持着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称号，却掩盖了工业水平已相对落后的事实，抑制了工业发展的激情和活力，而且一旦发生世界大战就可能改变所有这些有利条件，无形收入会急剧减少，这在后来发生的两次大战中得到了印证。第三，英国企业规模相对小。英国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工业化初期主要依靠个人或合伙人办厂，规模就小。而德国和美国一开始资本就集中，并依赖金融资本。英国虽然也开始发展自己的垄断组织，组织银行投资，但英国银行更愿意将资金投向国外，即使向国内放贷，一般也是向铁路部门，而不是工业生产部门。英国企业规模小，一旦国外大型企业发展起来，必然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德国是最早发展联合企业的国家，认识到联合企业的经济优势，英国建立垄断企业还是向德国取的经。美国的垄断企业兴起于德国之后，但在规模上迅速超过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企业规模在竞争能力方面越来越起作用，这成为英国世界贸易市场竞争的一大障碍。第四，教育落后带来严重影响。英国虽然有少数世界级的高等学府，但它的全民教育制度远没有其他国家健全，英国在教育方面远落后于邻国。当时德国的大学教育堪称楷模，德国的科学家和学者都出自大学，它的大学首先与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大学成为科学研究的根据地。英国大学与此不同，其目的是培养绅士，而不是科学技术人才。剑桥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更愿意在政府工作，而不愿经商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据统计，1902年，德国有4000个化学家，大学毕业的占84%；而英国只有1500个，大学毕业生占34%，其中一半还是在外国上的学。1900年德国6家最大的染料公司中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有350人，化学专家500人，而英国染料工业中雇佣的化学家只有30-40人。第五，企业家精神丧失。实际上，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往往在取得优势地位后多少会产生一些惰性，这一点在英国表现的更明显。英国存在着轻视工商业追求安逸贪图享受反对变革的贵族文化传统。这种追求田园生活的绅士文化和民族特性，即使在工业革命中也一如既往。而且，英国是一个向贵族看齐的社会，贵族更多的是与土地而不是与工业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人们认为：一个百万富翁用他的一半资产购买一万英亩土地，即使只获得百分之一先令的收益也是值得的，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绅士”。因此，工业家和商人在发财之后就会以贵族形象来重新塑造自己。企业家以工商业起家发财，却以被取代了的贵族文化的价值观为其归宿，这真是一种讽刺。第六，自由贸易的负作用。英国已经失去经济领先地位时，自由贸易政策仍在长时期运行，这使英国产品在国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英国对其他国家产品敞开大门，免征关税，而其他国家则对英国产品征收关税，甚至连帝国内部的自治领也是如此。这样，那些后进的国家可以利用低价的产品冲击英国市场，同时拒英国商品于门外，从而保护本国经济。如，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大量美国小麦占领英国市场，造成英国国内农产品价格一降再降，大批农民停止耕种，农田荒芜，1872-1895年英国小麦播种面积减少了近3/5.我们知道，英国作为一个小国能成为世界最强国，关键在于它的创新能力，它在很长的时期中创造出许多新的制度，其覆盖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正因为这些创新，英国能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在一个多世纪里成为世界最强国。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落伍了，它未能跟上发展的趋势，相反安然自得墨守陈规，失去了继续领先的机会。将英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英国丢失了引导世界潮流的能力，它一旦松懈，就不进则退。换句话说，处在世界最前列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它的创造力，否则便是衰落的开始。一战前的英国经济开始出现相对衰落的迹象，但这种迹象还不十分明显。一战加速了这个趋势，战争中，英帝国投入兵力950万，其中600万出自英国本土。在战争中英军伤亡约80万，军费开支近100亿英镑。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财政赤字剧增，政府只能依靠增发国债和纸币来填补亏空，并停止黄金兑现。英国在国外的投资损失了1/4，这些投资总额在战前达到40亿英镑，占国际投资总额的41%。英国还不得不向美国借债，从美国的债权国变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英镑地位发生动摇，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战争中，英国被迫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转而实行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此外，英国损失船只900万吨位，海军力量遭到重创，商船能力也下降1/3，战后，英国丧失了海上的霸主地位。因为战争，金本位被中止，平衡财政被破坏，自由贸易政策受到侵蚀，而这些就是战前英国经济的三大支柱。战后出现经济繁荣，但只维持了一年时间。此时世界经济已经处于转型时期，在经济上是向后看还是向前看，将决定英国下一步的经济走势。英国是抱住过去的法宝消极应付，还是积极改革，将决定英国未来的命运。不幸的是，英国的主流思想是重新回到过去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中去，这就是金本位平衡财政和自由贸易。这一选择是致命的。为了保住这个被凯恩斯称为是“过了时”的金本位制，英国采取高利率平衡预算等非扩张性政策，其结果造成了国内需求和投资的减少，降低了企业的活力，导致失业大增。过去，英国凭借着绝对领先的四大支柱行业，只要用少量的钢材棉布等产品就可以换来大量的小麦和木材。事过境迁，在英国生产能力已经失去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还坚持以高出英镑实际价值的比价确定英镑的外汇比价，英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骤然下降。经济上的固步自封使英国成为20世纪20年代欧洲大国中唯一经济停滞的国家。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危机期间英国投资锐减，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攀升。不仅有形贸易出口收入下降了1/3，过去抵冲贸易赤字的无形贸易收入也急剧减少。由于受到国际金融风波的影响，出现外国人纷纷到伦敦银行挤兑黄金的现象，到1931年，英国的黄金储备告罄。由于英国依然坚持过去的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在国外的投资收入和海运收入也大幅度减少，英国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大，预算平衡被彻底打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被迫放弃自由贸易政策，也放弃金本位制，转而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打击更大。在战争开始仅仅16个月后，英国就几乎耗尽了所有可以动用的资产，如果不是靠美国的“租借法案”，英国已无法支付战争费用。战争中，英军死亡人数接近30万，约50%的英国商船被摧毁，英国出售了45亿海外资产，丧失了许多海外市场。英国还将纽芬兰百慕大巴哈马牙买加等殖民地的军事基地租给美国，以换得美国的援助。到战争结束，英国的黄金美元储备和海外资产已经接近为零，并欠下巨额外债，仅欠美国的账款就达210多亿美元。英国多年积攒起来的丰厚家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耗费殆尽，英国实际上破产了。1942年12月，英国发布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它建议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保障体系，政府采取措施消灭贫困疾病无知和懒惰，让每一个英国人“从摇篮到坟墓”都能享受到有效的社会保障。报告为战后英国勾画了蓝图，深深打动了英国人的心。但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就必须建立新的思想基础。此前，英国已出现国家干预的理论，1936年约翰·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就为国家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凯恩斯提出运用国家的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充分就业，从而消除贫困。国家的作用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占居中心地位，它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在理论上的结束。1945年7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在选举中获胜。丘吉尔作为领导英国走向战争胜利的国家英雄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黯然下台，这个事实本身就反映了英国人心的变化。战后，英国走上了国家干预的路。这一变化意味着英国背离一百多年来维持大国地位的金科玉律，即“自由放任”，说明英国已失去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感召力。国家干预思想在本质上是与自由主义传统格格不入的，但不走干预之路，对英国来说似乎又没有其他路可走。工党推出两项基本措施，一是福利国家，二是公有化。福利国家包括两个方面，即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障。从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开始，工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将全体人民置于全面的国家保护之下，解除了失业疾病贫困对人们的威胁。国有化是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更突出的表现，从1946年开始，两年内完成了对煤矿民航铁路公路运输煤气电力等部门的国有化，开始体现其党纲中的“社会主义”成分。1948年7月5日，英国政府宣布英国已经是福利国家。但社会的进步却未能阻挡英国的颓势，相反，在世界横向比较中，英国的败落越来越明显了。国有化和福利制度都相继出现问题，这些问题的积聚使英国在20世纪下半叶更加江河日下。到70年代，英国出现了著名的“英国病”，英国也变成“欧洲病夫”。国有化首先出问题。效益是企业的生命线，恰恰在这一点上，国有企业有严重的缺陷。企业负责人对经济效益漠不关心，职工也缺乏工作的动力，结果是企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无劳动积极性，多数亏本运行，造成国家的负担。国企问题引发社会的长期争论，始终难以解决。福利制度造成更大的问题。福利政策是由国家执行的，而福利开支的来源则是人民，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的钱由税收提供，福利支出越大，国家负担就越重，民间税务也就越重。税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增加工资的要求不断提出，劳资冲突也不时爆发。这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政府似乎坐在一个跷跷板上：这头压下去了，另一头就翘起来。问题的根子是公共开支巨大：1959-1964年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其中除防务开支外，福利开支是最大的一个项目；1965-1966年福利开支是65亿英镑，20年后则接近了920亿英镑。如果英国的经济发展很好，增长率大大超出福利开支的增长，那么矛盾还不会太突出；可是英国问题已经非常大了：1951-1973年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8%，是同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增长率最低的；1973-1979年这个平均数降至1.3%，有些年份还是负增长。面对不断攀升的福利开支，再加上不断上升的工资增长，英国出现了奇怪的经济现象，即“滞胀”：一方面是发展停滞，另一方面是物价飞涨，失业人数超过百万，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这些用传统的经济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凯恩斯主义对此更是一筹莫展，相反，它似乎在助长这种现象。英国于是患“英国病”了，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病夫。曾几何时，整个世界都把英国看作是模仿的榜样未来的目标，当年对英国趋之若鹜；而现在世界关注英国，是关注如何能规避英国的覆辙，不患“英国病”！世道真的变了，这真是极大的讽刺！为了医治“英国病”，英国人再次改弦易辙，从7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用货币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公共经济在国民经济所占比例若过大，政府支出大于收入，就会形成财政赤字，由此导致货币流通量激增而引发通货膨胀。通胀只会刺激物价上涨，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不能刺激消费，不能促进生产发展。因此应该通过提高经济活力扩大就业空间，为此就要运用国家的货币政策减少赤字，保持财政预算的基本平衡，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效规划货币供应量，从而保证经济的增长。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运用货币主义理论对英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组，她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将国有产业重新实行私有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并且打击工会力量，压制工资增长。她的强硬手段在一段时间中确实起了效果，“英国病”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了，英国经济开始回升。但英国的总体经济地位并没有提升，它仍然只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需要指出的是：战后，英国两次改弦易辙，第一次用凯恩斯主义取代自由放任，虽然背弃了英国传统的金科玉律，但凯恩斯主义毕竟还是英国人自己的创造，而且凯恩斯主义曾经被世界其他国家广泛使用，可看作是英国对世界的又一个贡献。但货币主义却不是英国人创造的，而是美国人的发明。英国在经济上的凋落竟至思想上也枯竭了，也就是说，英国成为“欧洲病夫”后已经无法自愈，为治病它的药必须从“国外进口”。英国已经失去思想的创造力了，而正是这种创造力，曾使英国登上世界发达的顶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回归欧洲，这在过去几百年中它是不屑去做的。英国被迫退回欧洲。但它并没有果断地做出这个选择，相反，它的帝国情节——它的帝国包袱阻碍了它在最有利的时机抓住机会。它再次错过机遇，导致它今天在欧洲的尴尬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欧洲人指出了“欧洲联邦”的理想。1948年4月16日，西欧各国在巴黎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对有关欧洲统一的问题开始进行研究。1951年4月，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组成“欧洲煤钢联盟”，揭开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序幕。1957年3月，上述六国在罗马签订《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这就是“欧共体”。但英国对欧共体持反对态度。英国在战后执行“三环外交”，“三环外交”的第一环是英联邦和英帝国，这是英国世界政策的基点；英国还将维护英美特殊关系作为外交的重点，而欧洲政策则处在三环中最后一个位置上。为什么这样处理？英国一向认为它国力的基础是帝国，而当时它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胜，英帝国似乎是如日中天，它没有想到帝国实际上已经是落日黄昏。它仍然认为战后的世界仍旧是大英帝国的，它要靠帝国维护它的世界地位；而建立英美特殊关系，就能加强这一点。这个判断是错误的，非常没有远见，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只有进入欧洲，英国才能尽量地保住自己的地位。当时欧洲战事方尽，重建欧洲是当务之急，欧洲已经认识到：几百年的欧洲战争史给欧洲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只有联合，才有出路。欧洲希望英国在联合中起领导作用，因为英国是欧洲唯一真正的战胜国（法国不是），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但英国把这个可以使它再次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大好机会白白地方错过了，它的帝国包袱让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英帝国已经来日不长，英国错过这个机会，结果是既没有保住帝国，又放弃了欧洲领导权。英国没有参加六国组成的欧共体，相反于1960年1月与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等国签订《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条约》，即“七国集团”。七国集团只是一个工业品关税贸易组合，六国集团的综合实力远强于它，英国从七国贸易中得到的好处不能弥补它面对六国贸易受到的损失。而且后来美国又支持欧共体，因为欧洲一体化能够加强对抗苏联的能力，减轻美国在欧洲的防务压力，这是英国没有想到的。等到英国在帝国瓦解和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下终于醒悟过来一心想加入欧共体时，欧方提出的条件就高得可怕了！欧方提出：英国要废除与英联邦国家做出的贸易优惠安排，放弃在欧共体内对农产品销售提出特别要求，并停止对七国集团承担的义务。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更是反对英国加入，1962年底欧共体拒绝了英国的第一次申请，英国在欧洲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1967年12月英国第二次加入欧共体的申请未经谈判就被拒绝，戴高乐再一次投出反对票。戴高乐下台后，1970年6月，英国与欧共体恢复谈判，1972年1月英国终于如愿以偿签订协议，1973年1与1日英国加入欧共体，但代价极高，它接受了欧方几乎一切条件。一个帝国消失了，英国重新回到欧洲。小结英国曾经是风光无限的世界霸主和最大的帝国，英国为现代文明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从现代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做出的贡献更大，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不能忽视英国的世界作用，只是这些作用已今非昔比。也许，英国从过去的光环中摆脱出来的确非常困难，正因为如此，从19世纪后期开始到整个20世纪，英国都在全球主义和岛国主义大西洋和欧洲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世界性与国家性之间寻找平衡点，试图找到它自己的位置。英国就是在这个不断寻找的过程中走向衰落了——从世界走回欧洲。两次大战中，它先丢掉世界的领导权，接着又失去重新领导欧洲的机会；在100多年时间里，英国曾经有过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优势都一一失去。现在英国只是一个欧洲国家，不再是帝国，虽说它仍有相当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常常只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回顾历史，英国是在500年前开始走出欧洲的；现在，它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大约500年前，亨利八世说：“英国是一个帝国”；现在它不再是帝国了，它回到了欧洲，但它留下的历史遗产却是长存的。英国的兴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国的振兴和强大靠的是制度性创新，英国从500年前开始崛起，就是因为它在许多关键时刻站在历史的前沿，创造了历史的未来。它的民族国家，它的重商主义，它的政治变革，它的议会制度，它的工业革命，它的科学进步，等等，等等，都是在那些时代领先于全球的，因此一个小小的国家领先了世界，引领了世界潮流。这是英国强盛的秘诀。但它后来失去了这种不断创新的能力，它就一步步地衰落下来。当然，如果我们以始终创新的要求来要求英国，那也未免太勉为其难了。作为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诸多方面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国家的英国，能够在近代历史的跑道上领跑一百多年，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从英国的兴衰中我们应看到的是其背后隐藏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探讨英国兴衰的目的所在。来源：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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