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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各派，史称为“诸子百家”。其中主要的有儒、道、墨、法、名、阴阳、兵、纵横、农、杂等家。在思想领域影响最大的是前四家。
孔子和儒家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春秋后期鲁国人，曾在鲁国任下级和中级官吏。后自办学校，以教书为业。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先后游访了卫、宋、陈、蔡、楚等国，但均不被采用，后回鲁国病逝。孔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中，《论语》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记录。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政治上尊崇尧、舜、文、武、周公，赞扬西周的制度，认为那时是人类的理想社会。他的这一思想并不是要历史倒退，而是反映了他对当时的现实不满，希望当政者有所兴革。他认为大至国家，小至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以一定的伦理来维系。因此，人们都要加强个人的修养，各守其位，各司其事，各尽其职。他把这些行为规范概括为八个字，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进一步升华为一个字，那就是“仁”。
“仁”是孔子的政治观和社会观的核心和最高境界。仁是与他人交往时的行为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颜渊》），在爱人的基础上，孔子要求仁者尽力体谅他人、促成他人。从根本上说，仁是内在品格，它不随外在的变化而变化，体现出人的独立性和在道德面前的主动性。
为实现“仁”而制定的制度和行为准则为“礼”。 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要求人们严格遵守礼制的规定。但是，孔子特别强调如果只在表面遵守规范，而没有将它深化于心，那也不是真正的“礼”。孔子认为人们行礼时，应当有内心的情感，否则礼就会流于空泛。孔子的仁礼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及传统人格的塑造影响深远。
孔子主张行“仁政”，“使民以时”；反对“暴政”，反对残酷剥削，反对“非礼”，都是他的思想观点的体现。孔子有关“仁”和“礼”的学说把我国古代的政治和社会伦理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学说是我国封建时代政治和社会理论的精华。
孔子是我国古代私人办学的先驱。他以六科教育学生。六科亦称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他的教育思想进步，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打破了奴隶社会“学在官府”、只允许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使平民的子弟也有受教育的机会。这对推动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他熟悉古代经典，相传他曾删定“六经”，以为教材。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乐》今已佚失，其他五经尚存。
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孟子和荀子。
孟子（前390——前305年）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生活的时代距离孔子之卒（公元前479年）已有百年的时间，一生以教书为业，他曾游访宋、滕、魏（梁）、齐等国，向有关国君或卿大夫阐述政见，晚年时与弟子万章等编纂《孟子》7篇。
他继承孔子的学说而有所发展，性善论与仁政思想是孟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孟子提出性善论，它的意义在于深化和扩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孔子未回答仁从何而来的问题，孟子的性善学说，为人之为仁找到了根源，这就是人之性。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在孟子看来，恻隐、羞恶、恭敬之心为人心所固有，随机而发，由此可说“心善”，孟子便把心善称为性善，这是人可以为仁的基础。孟子认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源就存在于人自身之中，就是人心，仁义礼智等道德是人心所固有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叫“良知”、“良能”。
他主张行“仁政”，主张“保民”，反对诸侯混战，反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对当时各国的政治和战争多所抨击。
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仁政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是“制民之产”，反对横征暴敛。仁政从政治关系方面说是一种道德政治理想，也叫“王道”。他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着眼于争取民心，目的在于“保民而王”（《梁惠王》上）。孟子认为，施行仁政的基点在于统治者的道德之心。他的仁政思想还蕴涵着民本的内容，即重视民众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荀子（前313——前238年）名况，赵国人，早年游学于齐，后又到楚。为儒家但有较浓厚的法家思想，时人尊称他为荀卿。曾游访齐、楚、秦、赵等国，当过齐国稷下学官和楚的兰陵县令。他的主要学说多收在所著《荀子》一书中。
孟子思想显示的主要是邹鲁儒学的学术背景，荀子思想吸收了战国时代更多地区更多学派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经验。
性恶论是他与孟子学派迥然相异的思想观念。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荀子认为，人性是一种先天的自然性，与人的先天性相对立的是后天才具有的品质，荀子称之为“伪”。荀子认为人性与社会道德规范不相协调。他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恶》）。他所说的性，与孟子所说的“性”不同，指的就是人的耳目鼻口之欲。他强调人性与道德规范相对立，否认道德为人心先天所固有。人性既然是恶的，因此荀子主张化性起伪，通过后天的努力转化所谓恶的人性，获得善的品质。在荀子看来，人之性恶，并不意味着不能为善，相反，性恶正是人欲为善的原因。人的本性中没有善，正是人们欲为善的原因。所以，荀子强调后天人为的努力。
他主张以“礼”治国，他所说的“礼”，就是“制度、政策”，和“法”无甚区别。他很赞扬各国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尤其是称赞秦国的政治和军事。他对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一理论观点对后代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成为有作为的帝王的座右铭。
他认为自然有自己的规律，星坠日食，刮风下雨，春生夏长，是自然的正常现象，具有唯物思想。他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即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造福人类。
老子和道家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dān丹），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道德经》一书约成于战国时期。学术界认为此书的世界观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但有些观点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老子思想的特异之处，就在于他扩大了传统思想关注伦理和政治的局限，把思考的范围由人生而扩展到整个宇宙，再由宇宙下落到人生。
道是老子思想的中心观念，他的整个思想系统都是由他所预设的道展开的。老子认为道是真实存在的东西。道虽然没有固定的形体，但它却并非空无所有，“其中有象”“其中有物”说明它是实体的存在。道是宇宙的根源，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这个实存在体，不仅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存在，而且道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万物之宗）。道本身虽然无形，但它却是有规律的，当它作用于万物时，就表现了某种规律，在《老子》书中，很多地方的道是指规律。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他认为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莫不遵循着某些规律，其中的一个总规律就是“反”，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发展；同时，事物的运动发展总要返回到原来基始的状态。因此，反的意思即是相反，也是返回。老子认为，事物存在对立转化的规律，而事物的一切特性都是在这种相对立的状态下显现出来的，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进一步，他说明相反对立的状态是经常互相转化的，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认为事物的对立是永恒存在的，反复交变的过程永无止境。正由于此，在经验世界中，老子主张人们观察事物不仅要观看它的正面，也应该重视它的反面。老子重视事物相反对立的关系和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作用。但他的哲学的归结点，却是返本复初的思想。为什么要返回到本根状态？老子认为本根状态是一种虚静的状态，道是合乎自然的，虚静是自然状态的，道创造万物以后，万物的发展就越来越离开道了，去道越远，就越不合乎自然了，万物的纷扰纷争都是不合自然的表现，所以只有回到本根，持守虚静，才合于自然。
自然、自然无为是老子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老子认为任何事物，本身就具有潜在性和可能性，都应该顺从它自身的情况去发展，不必以外界的意志去制约它，不必由外附加。因此老子提出自然的观念，来说明不加任何勉强作为，而任其自由发展的状态。因此，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反对采用严刑峻法。
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约前369——前286年），宋国蒙人（河南商丘东北）。《庄子》一书是庄周一派的著作总集。其中哪些篇是庄子本人的著作，史学界存在争论。他的世界观和老子相同，方法论是相对论。
庄子学术思想的渊源是老子的自然主义。《史记•老子列传》说他“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强调事物自生自化。庄子的思想恍惚变化而没有常规，包罗天地而不知归宿。
庄子体会到人的生活存在种种障碍，人们难以逾越。对人生难以逾越的界限的思考，对人生困境的理解，构成了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部分。而从人生困境中超脱出来，这就构成了庄子人生哲学的修养论的内容。庄子指出“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大宗师》），而人也要加入到这个“万化”的行列中，不能逸出这个“始卒若环”的循环圈之外的，这对人来说是一种困境。而庄子认为这是一种非人力所能干预的必然性，他将其称之为“命”。与之相似的，还有“时”，指外在机遇，都是人所无法把握的。同时，人还受到哀乐之情和利害之欲的困扰。这些都使人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人生存在困境，但对于理想的人格来说，必须超越困境。因此，庄子理想的人格实际上是在精神上企图克服、摆脱必然性的一种努力。在庄周的描述中，他称之为“圣人”的人主要是免除人生困境、超脱生死、时命、情欲之限的理想人格。庄子主张超越死生的观念，游乎尘垢之外，达到无情无欲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
墨子和墨家
墨子（约前468——前376年）名翟（dí敌），鲁国人，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一书基本上保存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代表了平民的利益，他反对战争，谴责由于战争而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反对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反对厚葬。
墨家学派在整个战国时代非常活跃，与儒学并为“显学”。墨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等。“兼爱”就是爱所有的人，是一种不别亲疏，不分远近的泛爱，称之为“爱无等差”。“非攻”是反对不义战争，反映了小生产者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尚贤”主张任人味贤，反对王公贵族的任人唯亲。
墨家学派在逻辑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很有建树，他们提出了逻辑学的“名辩”思想，名可分为“名、达、类、思”，“辩”是通过论辩来别是非。墨子学派有很强的组织性，他们对于自己的学说很有信心，墨子的学生说：“天下无人，墨子之言犹在！” 他的信徒称为“墨者”，多是劳动人民出身，生活比较艰苦朴素。墨子死后，墨者的首领称为钜子，领导墨者活动。
法家和韩非
法家是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流派。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和申不害，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
韩非（约前280——前232年）出身于韩国贵族，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著有《韩非子》一书，阐明他的思想和主张。他反对儒家的说教，也反对民间的游侠的横行。他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他主张 “罢黜百家”，以法为本。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除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受法的制约。韩非的主张很为秦王嬴政所重视。后来韩非自韩至秦，李斯嫉妒他的才能，把他谋害致死。（注：韩非天生口吃！）

二、文 学
西周至战国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前期有《诗经》，后期有《楚辞》。屈原的著作又是《楚辞》的代表。
《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各篇的创作年代，大部分已不可确知。根据部分诗篇考查，最早的约作成于西周初年，最晚的约作成于春秋中期。全书是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积累，并经过搜集者的加工和润色而成的。现存305篇，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包括15国风，共160篇，主要是民间歌谣；雅分大雅和小雅，共105篇，主要是宫廷乐府歌词；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主要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国风中的不少篇章揭露了领主贵族们残酷地剥削和奴役劳动人民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精华。雅和颂虽为贵族乐章，但有些是叙事诗，记录了不少史事和制度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屈原和楚辞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年）名平，字元亮，楚国贵族，曾任楚的三闾大夫。他对楚国的命运很关心，想改善政治状况，还想联合齐国以抵抗强秦。可是，由于楚王昏庸，不听他的主张。他被楚怀王和顷襄王两次放逐到江南，后投汨（mì）罗江而死。著名的《离骚》就是他在放逐中的抒怀之作。传说《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也是他作的。屈原的作品是采用楚国民间诗歌的形式，用楚国的方言，又吸收了《诗经》中的某些成果写成的。其中有不少篇章是借用美丽的神话形式，生动而形象地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腐朽反动的贵族统治的愤怒；使诗歌的思想性和语言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楚辞的主要作者还有宋玉、景差等。
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散文也相当发展，《左传》、《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的许多篇章说理透彻，语汇丰富，都是优秀的散文集。《老子》想象丰富哲理深邃，《孟子》刚柔相济长于论辩，《墨子》推理与叙事相得益彰，《荀子》的个别篇章还采用了民歌形式，对后来的赋有一定影响。《韩非子》善于用寓言比喻现实，“守株待兔”、“自相矛盾”等寓言，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庄子》一书，文辞多彩，想象宽广。第一篇《逍遥游》叙述了一个能展翘九万里的大鹏和腾跃不过丈尺的小雀等的对话，用这个故事来阐述一种超然物外、无往而不适的理想。这种铺张的文学手法对我国古代的浪漫主义派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科学技术
天文和历法
战国人在星象观测和记录方面有重大贡献。二十八宿体系的创立可能开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它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座标图，五大行星的运行，彗星、新星、流星的出现，都可以在这个座标图上标定出方位来。根据恒星的方位，又可以推算出一年中的重要季节，由此编订历法，指导生产。彗星的观测和记录，最早见于《春秋》文公14年（公元前613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比欧洲早近700年。从《左传》看，春秋时人对日食、陨星已有准确记录。战国时期有许多观测星宿运行的占星家，齐人甘德著有《星占》八卷，魏人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后人将他们两人的著作合编为《甘石星经》。他们较精密地记录了黄道附近的一百二十个恒星的方位和这些恒星距北极的度数，用来观测木、火、土、金、水五个行星的运行，并发现了这五个行星运行的规律。他们测定的关于恒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
春秋时期，我国已能用立圭表测日影的方法，精确测定冬至时刻，较准确的推求回归年的长度。《左传》中有两次冬至时刻的记录。一次在鲁僖公五年（前655年），一次在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这是我国观测冬至时刻的最早记录。春秋中期以后，推定一个回归年长度为365.25日，一个朔望月为29.53085日，19个回归年正好为235个朔望月，于是发明了19年插入7个闰月的方法，即19年七闰原则，比西方早了160年。
为了更精确的反映季节变化，春秋时期人们创立了二十四节气，即把一年平均分成二十四等分，每十五天一个节气。它反映了太阳一年内在黄道上运动的二十四个特定位置。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古代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世界上实行阴阳合历的国家不少，但只有我国创立了二十四节气。
数学
数学在春秋时期有一定发展。四则运算方法春秋时已趋于完备，现今通行的乘法口诀，这时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筹算法，筹算是我国独特的以算筹为计算工具的一种计算方法。算筹是一种10多公分长的竹棍，用极简单的竹筹纵横布置，就可完全实现十进位值制计数法，能够表示出人和自然数。
物理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物理学知识的水平可以《考工记》和《墨经》为代表。
《考工记》是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它记述了30多项手工业生产的设计规划、制造工艺等问题，是一部有关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汇集。书中还总结了手工工匠有关数学、力学和声学方面的知识。
《墨经》书中也记载有逻辑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如有关力、力系的平衡和杠杆、斜面等简单机械的论述，有关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研究等等。
医学
西周时期，医学尚与巫术结合在一起，唯心主义成分很大。到春秋时期，医学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摆脱了巫术而独立。从长沙马王堆出土汉帛书看，春秋末年已出现了专门讲医药、经脉的医学专书。至战国，诊断学已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春秋后期的扁鹊是一位杰出的民间医生，姓秦，名越人，齐人。自幼学医，几十年间，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他曾周游列国，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名闻天下”。他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诊病，兼通内、妇、五官、小儿等科。治病的方法有汤（汤药）、熨（用药物熨贴、按摩）、针石（针灸）、酒醪（láo劳，服药酒）等。《汉书•艺文志》载有《扁鹊内经》九卷，可能是他的医疗经验的总结，今已亡佚。
战国时期，著名的医书有《黄帝内经》十八篇，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各九篇。《秦问》主要论述脉理和病因，《灵枢》主要论述经络和针刺。全书记载了我国两千数百年前的有关人体解剖的知识和血液循环的概念。这对世界古代医学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扁鹊《难经》八十一篇是后人托他之名的著作。以答问形式阐明《内经》的本旨。这些名著总结了我国几千年的医学实践的丰富经验，是中医学的重要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