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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1、货币使用（实物币为主，少量铸币）
贝在当时起着货币的作用。贝为什么能起着货币的作用呢？因为贝具有以下条件：一、贝本身有使用价值，它可以做装饰品，在古代还是吉利的象征；二、有天生的单位，便于计数作价；三、坚固耐久；四、便于携带；五、数量不多，取得贝要花去相当劳动。商代的贝以“朋”为单位。原义为颈饰，每朋是串起来的十个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业的发展，交换的扩大，到了商代后期，出现了铜贝，这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
铜贝，作为货币在商代还尚未广泛使用，到了春秋时期，才普遍使用。西周时期还出现了金属货币——原始布，但铸造尚少。布是古代的铲形农具“鎛”演变而来的。在交换中，青铜布向轻型化和小型化演变，成为金属货币的布。最初的布币，还较大程度保留着鎛的形状。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西周平民仍广泛的使用物物交换来进行贸易。
2、土地制度——井田制度
井田制度是从氏族社会土地公有制演变而来的，井田制度下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是由氏族社会公有土地演变而来，由村社成员共同耕种，公田上的收获全部交给国家，实质变成贵族剥削农业劳动者的一种方式，私田是村社成员的份地，公社成员必须按制度地契交换份地，并跟着份地的变动迁居。这说明村社劳动者对私田只有占有和使用权，私田和公田一样为国家所有。村社劳动者占有和使用私田是以在公田上无偿劳动为条件的。
3、工商食官
西周工商业的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手工业和商业基本上由官府经营管理，官府手工作坊由司工（司空）负责，王室和诸侯都设司工，还设工正、陶正、车正等专业作坊的公官。在官府作坊干活的手工业工人称为“工”。周初手工业工人多是从商朝俘虏而来，由于他们有一技之长，故其地位大体上近似于平民。此外，有不少手工业奴隶再监工的监督下从事繁重的杂役劳动。
春秋战国
1、范蠡 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战国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商业家。范蠡开始时在越国任大夫，曾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后一举灭掉了吴国，完成了称霸中原的伟业。然而，范蠡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于是激流勇退，果断的弃官而去，以保全身家性命，为此他辗转来到了齐国。到齐国后，他变易姓名，自号“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又在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隐居下来。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居于“天下之中”，是个理想的经商之处。范蠡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转运货物，“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时而动。过不多久，又成了大富翁。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于是，他便自称“陶朱公”。渐渐地，陶朱公之富，名扬天下。 范蠡不仅是一位资历雄厚的实业家、商业家，而且还是中国早期商业理论的开创者和实践者。《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曾拜老子的弟子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计然为师，学习了我国古代最早的商业理论，诸如《贵流通》、《尚平均》、《戒滞停》等七策，只用了其中五策，便使越国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到齐国后，范蠡运用计然的七策积极从事商业活动，19年之中三致千金，大获成功。范蠡的成功表明，他的商业思想比较成熟，如与时逐利、薄利多销、科学预测、选择经商环境、富好行其德等。
因为范蠡忠以为国，智以保身，特别是经商有道、致富有方，赀累巨万，富甲天下，所以颇受历代商家尊崇，被尊称为“经商鼻祖”、“商家圣星”等等。范蠡死后，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世世代代的人们来此凭吊他，缅怀他的业绩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
2、春秋战国之货币使用
布币 对春秋战国时期行的空首布，平首布等铲状货币的总称，流行于三晋地区；平首布：战国时期铸币，包括布，异形布，主足布，尖足布，圆足布等，主要流通于三晋和燕国地区。空首布：春秋战国时期铸币，包括平肩弧足空首布，斜肩弧足空首布和
耸肩尖足空首布。
刀币 对春秋战国时期铸行的针首刀，尖首刀，明刀和齐刀，圆首刀等各种刀形货币的总称，流行于燕齐地区。
四大铸币
蚁鼻钱 有文铜贝是楚国的青铜贝币，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这种名称并不是楚国贝币原来的名称。而是约定俗成的一种称呼。最早记录这种铜仿贝为蚁鼻钱是宋代洪遵《泉志》，他说：“此钱上狭下广。背平，面凸，有文如刻镂又类字，也谓之蚁鼻钱。”这里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刻镂的是什么文字的贝，大概是铸有“紊”字形和“咒”字的两种。
圆钱 圆形货币的总称，包括圆孔圆钱和方孔圆钱两种，一般指后一种。
秦汉
1、币制改革
①统一制材、币种：统一为黄金（上币）铜币（下币），“秦半两”(十二铢)相当于8克，无辅币。
②统一形制：主要是铸币统一为圆形方孔钱。
③铸币权收归中央。
2、张骞通西域汉代中外经济交流
①.第一次出使：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大月氏，请求大月氏与汉朝夹击匈奴，但并不成功。至公元前126年返国。
②.第二次出使：公元前119年，他奉命出使乌孙，历时数年才回到长安。
③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时，他与他的副使先后到过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国，发展了汉朝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同时，也因此令不少西域物产相继传入中国，中国丝绸等商品也大量被运往西域，从而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汉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呈现新局面。④西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一条自首都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和天山南路，直达中亚、西亚，进而连接欧洲和非洲大陆的陆路通道。精美的中国丝绸输往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物产也传入中国。这条东西方交流的通道被称作“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汉朝同四邻国家的物质文化交流，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生活，并成为后世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非洲、欧洲国家人民加强联系和发展友谊的桥梁。
3、币制改革（确立王者制钱制度）
西汉时期，汉高祖废除秦半两，实行荚钱制度，允许民间私人铸币，中央发行三铢钱。之后，吕后和汉文帝将三铢钱改为四铢钱，此时民间私铸已发展到一个顶峰，有所谓“吴、邓氏钱布天下”。汉武帝时期废除旧币，发行五铢钱，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为此，特设水衡都尉和上林三官管理铸币（钟官、辨铜、技巧）。
4、桑弘羊（国家积极的干预经济的倡导者，承认工商业的作用，力主抑商而非灭商德政策）
桑弘羊是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公元前88年）名臣，洛阳（今中国中部河南洛阳东北）人，生于公元前152年，有的则说是公元前141年（第一种比较可信），死于公元前80年。桑弘羊出身商人之家，少年时就很善于心算，所以在十三岁时就进了宫任侍从。
汉武帝即位之后，一方面改革制度，强化中央集权，一放方面连续对匈奴、越、西南夷发动战争，国力消耗很大，加之政府安置流民及武帝的浪费，致使西汉初期文景之治时积累的国力大衰，财政危机严重。此时的大商人们却趁机牟取暴利，并不想对国家做什么贡献。
武帝为了缓解财政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卖武功爵，还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加强了国家对重要经济的控制和垄断，由国家经营一些重要经济物资，以此谋利，增加国家收入。
桑弘羊不但是政策的决策者，还是具体负责实施的大臣。从公元前120年开始，一直到武帝去世，他先后担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搜粟都尉、御史大夫等国家要职，和任大农丞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同受武帝信任，为增加国家收入尽心尽力。在桑弘羊的领导之下，西汉政府将盐、铁、酒全部实行官营，同时，均输令、平准令，以及算缗和告缗令，统一铸币等政策也逐步实施。
均输令即由国家负责运输贩卖各地的土特产品，从中渔利，平准令即在丰收之年粮价低时，由国家高价收购，第二年粮价高时，国家再低价卖出，目的是平抑物价，维持社会稳定，也打击商人的投机。算缗即按照财产数额来向商人们征收财产税，但商人们都隐瞒不报，或者少报。于是又颁布了告缗令，鼓励百姓告发隐瞒财产的商人，告发者可以得到被告人家产的一半。上述措施基本缓解了经济危机，在增加国家收入的同时，也减轻了百姓负担。但这种抑商政策也打击了商业经营，告缗令执行后，中等的商人几乎有一半破产了。
公元前87年，桑弘羊由搜粟都尉升为御史大夫，和霍光、上官桀等四人受武帝遗诏，辅佐昭帝。公元前81年，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到长安，商议盐、铁等国家经济要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派人士激烈攻击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政策，认为这是与民争利，不符合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所以主张改变这种政策。而桑弘羊则坚持继续执行这些政策，双方发生争论。最后，除了废除酒类专卖政策，改成征税以外，盐铁官营等经济措施没有改变。
第二年，桑弘羊和权臣霍光在国家政策方面发生分歧，后来又和燕王旦、上官桀父子策划废昭帝，立燕王，最后失败被杀。
5、汉武帝重农抑商与后武帝时代的商人
文景时代的商人兼并土地囤货居奇、扰乱国家经济秩序并且浪费社会财富、破坏礼法制度“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甚至发动叛乱。汉武帝即位后决心改变先皇放任无为的自由经济，转而实行重农抑商、垄断部分行业、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币制改革、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大量豪商破产，当商人一蹶不振。
汉武帝以后，社会矛盾尖锐、国库空虚，武帝时盐铁的全面国营化和对大商人的打击手段已无法很好的控制全国经济和再次崛起的大商人势力。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标志着后武帝时代经济政策的转型。此次会议后，汉政府逐渐取消了盐铁官营政策。由此商人阶层势力开始全面崛起，并逐渐形成了官商合流之势，基于此，汉政府也放弃了对不法商人的打击，导致了工商业治势力的膨胀、土地兼并、奴婢问题。
[附]盐铁之议 西汉昭帝时召开的辩论盐铁官营等国家政策的会议。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增加了政府收入，但其弊端也日益显著。昭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辅政，继续遵行汉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政策。始元六年（前81），令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至京师，问以百姓疾苦及施政教化的要务。贤良文学请罢盐铁酒肆均输，而桑弘羊则以盐铁官营等为国家大业，反对废止。双方展开论战，除盐铁问题外，还涉及对匈奴的关系、德教与法治之得失等问题。结果，桑弘羊作出某些让步，奏罢郡国榷酤及关内铁官。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宽据会议资料，结合汝南朱子伯的追述，推衍增广而成《盐铁论》一书。
6、汉代农业技术
《汜胜之书》西汉汜胜之著。作者在成帝时曾在今陕西关中平原提倡种麦，获得丰收。本书是西汉黄河流域劳动人民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内容几乎包括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对耕作的基本原则、选择播种日期、种子处理、农作物栽培技术、收获、留种贮藏、区田法等均有记述。其中区田法、溲种法突出体现了西汉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本书已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引证较多。清人辑本以洪颐煊所辑为最优。
7、度田令的目的及结果
所谓度田，就是丈量土地，其中也包括核实户口。度田的目的是增加政府租税和赋役的收入。刘秀在公元39年(建武十五年)下令度田和检查户口，要各州，郡清查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以便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同时也核查豪强地主的土地人口，以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使国家赋税收入增加。度田遭到了豪强地主的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
该事件说明东汉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已大不如西汉政府，并且在经济控制——特别是对大工商业主的控制——的手段上和力量上也不及前代了。
魏晋南北朝
1、屯田制 亦称屯垦，即对土地所行之有组织垦种。西汉以来，历代为解决军粮供给、军费开支及补充国库储备，多组织兵士、利用人犯或招募农户垦种。主要采取军屯和民屯两类形式。军屯即以军事组织形式由军兵及其家属进行屯种，民屯即以民户为主体之有组织屯种，其中包括一般民户屯种及罪犯屯种。此外明代尚有商屯记录，即由山人招募农户所行之屯种。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曹操接受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民屯由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屯田都尉负责；军屯由司农、度支校尉、度支都尉负责。民屯的农民称屯田客或典农部民，与国家按四六或对半分成。军屯的生产者称屯田兵或田卒。屯田制度促进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西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募民垦北方边郡。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以军兵五六万于西北屯垦。后历代多沿其制，至设专门机构管理屯田事宜。唐宋时，称军屯为屯田，民屯为营田。金元屯田甚盛，元代除军屯、民屯外，并有军民混合屯，分隶枢密院各卫、大司农司、宣徽院及行省。明代掌于工部屯田司。清沿明制，而屯田规模更大，有旗屯、卫所屯田、民屯数种，乾隆间，育设新疆屯田、回屯等，后因裁撤卫所，仅于漕运各地、甘肃、安西一带，新疆及湖广、云贵等地保持一定数量屯田。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改漕运为海运，裁撤屯卫弁丁，屯户将多占田地纳地价于官，报明税契，听其管业，漕运屯田废罢。历代所行屯田，组织性强，耕种面积大，便于水利建设，变大片荒地为良田，对当时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发展生产、开发边疆起到积极作用。
2、农业技术成就
《齐民要术》 是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1年）时的重要农学书籍，作者是东魏（公元534年～公元550年）的贾思勰，共十卷，九十二篇，还有自序和杂说各一篇。作者的事迹记载不详。全书所引用的古籍将近二百种之多，其中的《四民月令》等历史价值很好的农书现先已经散失，本书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书中的记述包括了五谷、瓜果、蔬菜和树木的栽培，以及牲畜、家禽和鱼类的饲养，酒、酱、醋、羹、饼、饭、饴和糖等的制作，还有煮胶和造笔墨的方法等。最后还列举了很多的“非中国（指中国中部中原）物”，就是北方不出产的蔬菜和瓜果。书中总结了6世纪以前中国北部黄淮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经验，其中的防旱保墒、选种和培植良种、轮作和绿肥作物栽培等都是有相当水平的。书中还提出了农业生产要综合考虑各项生产因素，生产过程中要抓好各个环节的思想。《齐民要术》是研究北朝时期物质生产及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隋唐
1、两税法 唐后期主要税制。安史之乱后，均田制彻底破坏，居民大量流移死亡，户籍紊乱，租庸调无法征收。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主持改变旧税制度，废除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实施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其基本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主要内容为：①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②不分主、客，一律按当时居住地为准，加纳赋税。③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④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收，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⑤量出制入，全国无统一税率。自此，国家对百姓的征敛重点由税丁转向税产，这一变化影响国家的诸多经济政策，包括对土地兼并开始采取放任态度，重新丈量土地而轻视核查户口等等，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税收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生活有积极作用。户税以钱定数，而货币流通量不足，渐至钱重物轻，农民实际负担随着物价不断加重。一些小的附加税并未包括其中，政府仍有加重剥削的机会。而两税法下土地买卖合法，兼并加剧，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只有逃亡，或沦为佃户、庄客。此后，宋、元、明历代田赋均为夏秋两季征收，亦沿称两税，但具体内容则有不同。宋代作为乡村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土地税。夏税主要有丝、绵、丝织品、大小麦和钱币，秋税主要有稻、粟、豆类和草。南北农作物不同，税物品种亦不同。南方夏税多以税钱作为税物的折纳单位，北方一般没有夏税钱。每亩田地平均纳税一斗，但一般以田地肥瘠，将两税分成若干等级。如福州（今福建）在北宋初，分田地为两等：中田每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税米八升；下田每亩夏税钱三文七分，秋税米七升四匀。除个别地区外，两税一般不重。但官府用沿纳、支移、折变、脚钱、加耗、预借、重催、义仓、大斗、大斛、斗面、斛面、呈祥等名目加税，使两税成为最重的负担。元代南方实行两税，秋时征粮，夏税征大小麦或丝绵、布等实物，有的还折合成钞。每亩田征收的夏税税额各有不同，无统一规定。交税时，正额外，还加纳鼠耗、分例，每石税粮另纳七升。明初行两税，分夏税、秋粮。洪武时，夏税为米麦、钱钞、绢，秋粮为米、钱钞、绢。弘治以后，所征之物可以折征。万历九年（1581）于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不再用两税名称。总之，两税法是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情况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它承认田土自由转移与庶民阶层的分化，课征基准转为户的贫富，确立纳税货币化的税制。定量出为入的赋制，反映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收税标准以人丁为主向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中叶的赋税制度基础。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调徭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后，土地占有情况愈来愈不均，于是舍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这样，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
在推行两税法时，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所以唐政府规定取消各种杂税。但这种局面只维持了极短的时期。不久，腐朽的统治者又想尽办法搜刮，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再加上其它原因，人民的负担成倍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加困苦。
[附马端临论赋税制度]
“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质量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尊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
2、曲辕犁
曲辕犁的发明和结构特点：
唐代学者陆龟蒙，记录了已经在长江下游出现的曲辕犁（又名江东犁）。 曲辕犁将旧犁的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犁架也变小，更加轻便灵活。曲辕犁还增设了犁评、犁媻、犁策，既便于调节翻耕深浅，起亩作垄，又节省劳力，提高耕作速度。 曲辕犁的发明，是继汉代犁耕发展之后农具改革的又一次突破。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步犁的基本定型。
曲辕犁与前代犁相比有三个优点：
一是曲辕和犁媻的出现，淘汰了犁衡（肩轭），不仅减轻了自身重量，而且克服了直辕犁“回转相妨”的缺点；
二是犁评、犁梢的出现，使得入土的深浅、起土的宽窄，更加随心所欲。
三是犁底修长，犁梢手控，使得耕作时平稳、深浅一致，利于水田使用。
南北经济差异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由于北方政局不稳定（经历三国、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北朝混战），而南方特别是江东地区经历孙吴政权的经营，经济发展已比较繁荣，随着东晋的建立，大量人口南迁，加之当政者对经济的重视，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这时期，晋、宋、齐、梁、陈各朝更替没有经过大规模战乱，南方地区无疑成了乱世中的桃花源。于是，大量的北方百姓涌入南方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唐中期，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北方五个王朝的频繁更替使大量人口南迁（四川和江南地区）。两宋时期中原地区饱经战乱，特别是靖康之变后，宋偏安江南不思北归，对江南地区经营格外用心，吸引了江北的大批民众南渡。至于宋元之际，中国的经济中心实现了南移，南北差异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