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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大纲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史------最新整理
（2）夏商西周
一 夏朝的考古发掘和文化遗址
1 考古学的夏文化范畴：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不包括夏朝时其他各族的文化，也不包括夏朝建立前和灭亡后的夏族文化。
2 夏朝文化遗址
1》1952年登封玉村遗址，揭开夏文化探讨序幕。
2》1956年郑州洛达庙遗址。
3》1959年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9公里的二里头村南，伊河与洛河之间，遗址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1959年被发现。30多年来共揭露地面1万平方米，发现有宫殿建筑基址、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地、陶窑、窑穴、墓葬等一大批遗迹和铜、玉、石、陶、骨等遗物。
已发掘保存较好宫殿基址两座。在宫殿基址的周围还发现面积大小不等的若干块夯土台基残迹。这些建筑基址反映出当时宫殿建筑群的规模，成为该遗址具有王都地位的主要标志之一。此外还发现水井多眼，水井长约1.95米，宽1.8米，深4米多，平面近方形，四壁修整得平直光滑，或在两壁挖有对称脚窝若干对。另外还发现有水沟。
根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遗迹和遗物，研究工作者认为二晨头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可分为一脉相承的四期。第一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接近，第四期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接近，所出土的陶器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呈浅灰色，器形有罐、鼎、盆、尊、鬲等。第二期出土有铜刀、铜爵等，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器。第三期发现大型宫殿基址，面积1万平方米，还发现不少墓葬，墓坑大小，随葬物多少，有明显的阶级差别。考古界认为二里头一期、二期属于夏文化。二里头的地理位置，恰与古籍记载中的“太康仲康居斟”“桀居斟”相同，并发现有大型宫殿遗址和文物，因而它应当是夏的一处帝王都。
二 夏朝的巩固和发展（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一、夏王朝的建立
相传尧时，天下洪水泛滥。”尧于是让崇伯鲧领导有崇氏部落治理洪水。崇伯鲧采取堵塞的方法，治水九年而无成，被舜殛于羽山以死。四岳又向尧推荐鲧的儿子禹继承父业治理洪水。禹与益、后稷等都参加了治水的工作。大禹采取了疏川导滞的办法，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终于治服了洪水。
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亲自开山挖石，尽力乎沟洫,不避劳苦，依据地势，疏导河水，消除了因河流泛滥而带给人们的灾害，为人民创造一个安定的生活生产环境，于是大禹赢得了人民的赞誉。 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发展了权力，成为部落的核心。他利用治理洪水的功绩，得到酋长的身份，建立自己的威信，逐渐地控制了部落的一切大权。
古代部落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经常发生战争和冲突。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大禹时期与共工、三苗等部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 禹征三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三苗格”，“天下乃静”，也就是在大禹征伐三苗以后，曾有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大禹在战争中势力大大增加。
大禹率领着众多的邦国君长，进行了讨伐共工氏、三苗氏的战争，以“济济有众，咸听朕命”，与“群后”誓师，这表明禹的势力与地位已大大增强。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在不断的部族冲突与斗争中，扩大了实力，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权力逐渐膨胀起来，为大禹的传子打下了雄厚基础。
按照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禹年老退位时，应把权力交给伯益。但是大禹在为部族领袖时，势力膨胀，其他邦国的君主、酋长皆不能与之抗衡。《史记•夏本纪》载：“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这里所说的“佐禹日浅”，显然是借口，但天下部族长皆不承认益，而承认启则是事实。大禹为启的即位已经打下了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基础。而伯益则在没有基础，或者势力远不及启的情况下，自然是要失败的。禹的传子宣告了禅让制度的终结，夏王朝产生了。
二、夏王朝的国家制度
职官是建立国家的必要条件，凡建国家者，必有职官。夏王朝建立国家后，也同时建立了与之相应的政权机构。职官制度是国家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后”。
夏代国家政权初创，故官制也比较简单。
六事之人。《尚书•甘誓》记载，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王曰：“嗟 ! 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孔安国注云：“各有军事，故曰六事。”孔安国认为“六事”指的是军事。按此说，六事之人指的应是六个掌管军事的长官。夏王朝的时期，军事和民事还没有分开，这些长官当既管军事又管民事。
夏朝的官员称为“正。”
夏王朝建立以后，也随之出现维护国家统治的暴力机构和手段，如刑罚、监狱和军队等。
《左传•昭公六年》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的内容已不得知晓，但夏代国家肯定是有刑罚的。这种刑罚是刑，而不是法。
夏后氏对所属的官长及民众有生杀之权，夏后不仅对其部众成员，对其妻孥亦拥有生杀之权。
夏王朝已有监狱。夏台，又名钧台，就是夏王朝的监狱，在今河南禹县境。禹县，古称阳翟。
夏代早期国家应该有军队。正是依靠军队的力量，才确立了夏王朝的传子制度，确立了夏后启的统治。
三、夏人活动的范围和都邑
夏王朝仍然处于早期国家时期，许多时候他们还无力抵抗猛烈的自然灾害的袭击，他们还必须经常迁徙，才能生存。因此，历史上就留下夏人活动的多处遗址。有平阳、安邑、晋阳三地,三处均处河东，在今山西境内。夏人活动的中心范围当在今豫西、晋南一带。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可以探寻夏代都邑的布局。 1976 年起，在河南登封告成镇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在该镇东北面发现了一座春秋至汉代的古城遗址。其中出土的陶豆等器物上有“阳城”、“阳城仓器”字样的陶文，证明了该城址就是春秋至汉代的阳城。《世本》云：“禹都阳城。”地下出土实物与文献材料对照，表明“禹都阳城”可能就在附近。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告成镇西北王城岗上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地址，系由东西两座小城组成。东城大部分已被五渡河冲毁；西城略呈方形。西城以东城的西墙作东墙，北墙已残，西墙与南墙夯土基槽保存较好。西墙长 97.6 米，南墙长 94.8 米，基槽口宽 4 米左右，底宽 2 米。残深不到 1 米。在南城墙东部有一个宽约 10 米的缺口，大约是城门所在。该城据 C 14 测定年代为距今 4000 ± 65 年，时代相当于夏代初期。这座小城堡是否就是“禹都阳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里肯定是龙山晚期至夏朝初年的遗址，是夏人活动的范围，禹都阳城似应在这一带。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一处都邑遗址。二里头遗址有很厚的文化堆积。遗址中一号宫殿是由夯土台基、殿堂、廊庑、庭院、殿门组成的宫殿建筑。夯土台基整体略呈正方形，总面积约 1 万多平方米，高出当时的地面约 80 厘米，边缘斜坡面上有质地坚硬的料姜土面或路土层。殿堂座落在台基中部偏北处，呈长方形，四周还留存有一圈殿堂檐柱的大型柱洞及柱础石，分南北两行排列，每行 9 个，东西两侧各 4 个。檐柱外侧还留存有一圈挑檐柱洞。据柱洞的位置分析，这座殿堂应为一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双开间建筑。屋顶可能为四坡出檐式。这座殿堂四坡出檐式结构与我国最早的“四阿重层”宫殿建筑基本相符。廊庑墙基发现于夯土台基的北、西、南三面，西墙基全长 88 米，全部由夯土筑成，中间有一排小柱洞，当为木骨泥墙结构。殿堂南部为一片广阔的庭院，宫殿大门座落在庭院的南边，门边发现 9 个排成东西向的柱洞，东西两端与廊庑相连，估计为一座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 [4]
二里头的宫殿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宫殿遗址。 偃师二里头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应是夏文化的遗存，这是夏代建立国家的象征。二里头文化遗址当是夏王朝的都邑遗址。
四、夏王朝的兴衰
1 ．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
自禹以后，经过启一代，到太康时期，夏王朝开始衰落，曾一度丧失政权，史称“太康失国。” 太康失国，夏的政权一度为羿所夺。
羿是东方部族善射者的代表，传说羿射落九日。羿所代表的是以游猎为主而兼有原始农业的部族。羿又称“有穷后羿”，“后”即是“君”，此言羿是有穷氏的酋长。后羿所部的有穷氏当是山东半岛的一个部落，我国古代把东方民族称为东夷，有穷氏为东夷部族。
夏朝德衰，而后羿自鉏 ( 或说在今河南滑县 ) 迁于穷石 ( 约今洛阳市南 ) 。羿在穷石灭了夏朝，夺取了夏的国家政权。但是，后羿自恃善射，不理政事，不用贤人，而用寒浞。寒浞当为部落酋长，他是伯明氏的谗子弟，伯明后寒将他抛弃，羿用寒浞为相。后羿和寒浞可能是同盟部落。寒浞利用羿田猎刚回家的机会，杀了羿，夺其妻，生浇及 犭壹 二子。夏的一个贤臣靡逃到有鬲氏 ( 今山东德州附近 ) 部落。为了继续打击夏人的势力，寒浞又让浇用兵，灭了夏的同盟部落斟寻氏 ( 雷学淇考订在河南伊洛间 ) 和斟灌氏，封浇于过，封 犭壹 于戈。靡自有鬲氏帅兵，收二国之余民，灭寒浞，而立太康的后代少康。少康由是恢复夏朝。
少康以后，王位由帝杼继之。杼在少康复国时，就曾诱杀浇之弟 犭壹 ，“遂灭过、戈，复禹之绩”， 是消灭寒浞的一支重要力量。
自太康时，夏王朝就逐渐向河洛一带移动。季杼曾居于源 ( 今河南济源县西北 ) ，又迁于老邱 ( 今河南陈留县北 ) 。季杼统治时期，是夏王朝的盛世。“杼，能帅禹者，夏后氏报焉。”季杼能追循禹的伟业，对夏王朝作出了贡献，故夏后裔对季杼实行报祭。报祭即报德之祭，是一种较为隆重的祭祀。
2. 夏王朝的灭亡
从季杼到孔甲又经五代六帝，夏朝统治比较稳定。
夏王朝到帝孔甲时，开始转入后期。
孔甲三传到夏桀 ( 履癸 ) ，桀更加暴虐。夏朝百姓相率为忌，反对夏桀，比夏似日。夏民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 ”夏桀荒淫暴虐，激起了夏民极大的愤慨，人民皆诅咒其灭亡。
而此时，商部族从东方兴起，与妹喜结为比党的伊尹投靠了商汤。商部族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在商汤之前，商的先公有十几代。在夏王朝内外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商汤乘机伐夏。
商汤伐夏，得到了夏民的热烈拥护，如望时雨，故才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伐灭了夏桀，建立商王朝。夏王朝经历十四世、十七王、六百余年而告结束。
三 商族的起源
殷商民族是出于东方的民族。《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楚辞•天问》皆记载商先祖契的母亲简狄因吞燕 ( 或释为玄鸟 ) 卵而生契，从而繁育了商民族的故事，商民族的图腾即是玄鸟——燕子。
根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载可知，商丘自阏伯之时就已经称为商丘。商人也因居于商丘而称为商人。商人因居于商丘而得名，商人活动的地方也多在商丘一带，商人是发祥于东方的民族。
契是商部族的始祖，传说是帝舜的司徒。王国维先生称殷商部族在成汤以前的首领为先公，成汤以后的商王称为先王。自契至成汤，商部族已度过漫长的时代，经历了十四代先公。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的先公世系为： 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 ( 《系本》作“核”，亦作亥 ) —微—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
从始祖契到成汤，商人共有八次迁徙《史记•殷本纪》云：“自契至汤八迁。”先商时期共经历十四世先公，商部落从东方兴起了。
成汤时期，商部族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部族方国。夏朝自孔甲以后，逐渐衰败，至桀时，更加奢侈腐化，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已经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了。商汤乘机征伐夏桀，一举灭夏，商王朝建立。
四 从盘庚迁殷到武丁中兴
1商代前期的发展和盘庚迁殷
商王朝建立后，汤非常注意接受夏的教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商王朝有两个贤臣伊尹和仲虺辅助汤。伊尹是随有莘氏国君之女陪嫁到商王朝的媵臣。仲虺是夏后禹的车正奚仲之后，后投奔商。伊尹和仲虺得到汤的重用，说明汤能任人唯贤。
商汤死后，其子太甲即位。《史记•殷本纪》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也就是商的历史上曾发生了“伊尹放太甲”，即以臣放君的事件。
自始祖契至成汤建国，商朝有八次迁徙；而自成汤到盘庚迁殷，商又迁都五次，即所谓“前八后五，不常厥土。”成汤建国后迁徙情况是：汤居亳，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耿， 南庚迁奄，盘庚迁殷。
仲丁所迁的“隞”都，《水经注》、《括地志》等书都认为即秦汉时的敖仓城，在今河南荥阳县的敖山。
河亶甲所迁的“相”城，在今河南省内黄县境内。
祖乙所迁之“耿”，一说在今河南温县，一说在今河北邢台，一说在郑地 ( 东周 ) 邢亭。
南庚所迁之“奄”城，在今山东曲阜。
盘庚迁殷，即今河南安阳殷墟。殷在今邺南的安阳，除载于文献外，考古发现也证明这个结论。殷当在洹水之南，而非河南。殷的旧名曰北蒙，即盘庚所迁之处。盘庚迁殷以后，商王朝又称为殷或殷商。自此居殷直至灭国的 273 年之中，殷王朝基本不再徙都。都殷时期是商王朝的鼎盛时期，在这里留下灿烂的殷墟文化。
2、武丁时期的强盛
殷地处洹水平原，地势优越，土地肥沃，水分充足，气候温暖，加上政治较为清明，所以殷王朝能长期定都于此，并得以迅速发展。“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盘庚死后，其弟小辛即位。小辛执政期间，殷朝又出现衰弱的迹象。小辛死后，其弟小乙即位。小乙是殷高宗武丁的父亲，甲骨文中称小乙、小祖乙，武丁祭祀时称小乙为父乙。武丁正是在其父小乙的教育下成为一个有为的殷王。
中国古代社会中，农业是重要的生产部门。武丁修政治国，致力发展农业、畜牧业生产。武丁非常关心农业收成的好坏。他每年春耕前或秋收前都要举行“求年”的祭祀，以祈求农业的丰收；经常卜问是否“受年。”武丁还经常派大臣去看视农田、猎地和边区的情况，卜辞中叫做“省田”或“省鄙。”“鄙”指王都以外的田野，武丁也经常到一些农牧地区去视察畜牧情况，卜辞上有“王勿往省牛” [14] 的记载。
武丁在位期间，花几十年时间，动员了大批力量去征伐四夷，殷商王朝的势力大大加强。我国文献典籍皆肯定了武丁的文治武功。武丁时期，商之版图东从江黄、淮夷、山东半岛，西至陕、甘、内蒙；北从朔方，南至江淮流域。疆域辽阔，人民安定，各方国要向商王朝贡献，或到朝廷供职。武丁对四夷的征伐，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商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保护了境内人民，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融合，对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五 周族的兴起和灭商
1周部族的兴起与周王朝的建立
周部族是我国西部黄土高原上兴起的一个古老部族。因其所居地为周原，故号为“周。”《史记•周本纪》云：“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从而产子名弃，姜原是周部族的女姓祖先。
弃长大成人后，“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舜闻之，举弃为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后稷是周部族的男性祖先，以后稷为首的周部族是一个农业部族。周部族兴起在尧、舜之际。
后稷之后，其子不窋曾抛弃过农业，奔于戎狄之间，大约过着渔猎生活。其后不窋之孙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所居之邠，属黄土高原地带，宜于农耕。
《诗•大雅•绵》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陶与窑同，古谓之陶，今谓之窑；穴是窑洞，复是半穴居。周人这时就居在邠地沮、漆二水间。古公亶父自邠地迁于岐山之下，看到这里土地肥沃，于是卜居于此。周人迁居周地以后，与姜姓婚嫁杂居。周人自此便逐渐成为一个比较发达的农业部族。周人自不窋居邠，至公叔祖类，传说有十一世，除公刘外，全无史迹可寻。古公亶父又称大王，说明周人已渐具国家的规模。王季历时国力有一定发展，但是比之商王朝，仍属小邦。古公亶父自邠迁于岐山，奠定了周王业的基础，王季历时，周对殷臣服。
陕西扶风周原发现文王时期的周人甲骨，文字简略，刻划纤细，其中有一条“彝文武帝乙”之辞。《说文》云：“彝，宗庙常器也。”彝，为祭祀之意。这是周作为殷王朝的臣属方国，去祭祀殷人祖先。文丁和帝乙的时代，殷周关系有时是友好的。
周人的强大，肯定会引起殷人疑忌。《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曰：“文丁杀季历”，《史记•周本纪》说，“纣囚西伯于羑里”，西伯即文王。至武王时，周仍对殷臣服。周人三代受屈辱，其甚者威逼至死，但仍须夙夜不懈，以服事殷。殷大周小，周人必须隐忍待时。周人王季历称王，文王继位也称王。他们对内称王，对外也已经开始称王，并做反商的准备。周欲向东发展，必先除后顾之忧。此后周人累年向外扩张，先伐犬戎、密须。周迁丰以后，由崇渡河向殷都朝歌进军，沿途皆平坦大道。文王时代，就已经积极做好伐商的准备工作。然而，迁丰后不久，文王死去。
2、武王克商
武王发即位以后，修文王绪业，继承文王遗愿，进行伐商的准备工作。武王东观兵于孟津，向殷王朝示威，并观察殷王朝的动静。此时，殷纣王一味贪恋淫乐，已无暇顾及周人炫耀武威的举动了。但是，武王见殷王朝的内部尚无隙可乘，遂还师。武王没有胜利的把握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又过二年，殷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内部矛盾毕露，于是武王遂帅师东伐，于十二年二月甲子朝 ( 即公元前 1046 年二月甲子的早晨 ) ，至于商郊牧野。
牧野之战，殷人倒戈以开武王，使武王迅速地进入殷都朝歌。纣王逃跑不及，退至鹿台之上，穿宝玉衣自焚而死。周人经过数代的努力、发展，终于在武王时期，推翻了殷商王国，建立了周王朝。
六 西周后期的社会矛盾及灭亡
1、昭王南征和穆王西征
西周成康之际，周人经营的重点是东方，无暇顾及南方。当时，南方的荆楚还是一个臣服于周王朝的并不强大的政治力量。楚人利用周人东征的机会，一面卑事周室，一面积极积蓄力量，在江汉流域迅速地发展起来。
昭王时，周人初步平定了东方，此时在南方发展起来的楚国，与周王室关系日益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昭王开始南征楚国。
《竹书纪年》记载了周昭王三次伐楚的经过： ( 一 )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汉，遇大兕。” ( 二 ) “周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以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 三 ) “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另外，《帝王世纪》记载，周昭王在南征后的回师途中，楚人以胶粘之船献昭王。昭王乘船涉汉水，“船至中流，胶液始解，王及祭公俱没水中而崩。”由于楚人还不具备正面战胜周王朝的力量，所以出奇制胜。不过，这可能只是传说。但昭王南征不仅六师丧尽，而且本人也丧命汉水，死于非命却是历史事实。昭王伐楚失败，是西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昭王南征以后，西周王朝衰微之相大露。当时周朝西北边有犬戎，北边为鬼方。周穆王征犬戎，可能得到四个以白狼为图腾的部落酋长和四个以白鹿为图腾的部落酋长的支持。虽然穆王战胜了，但是“自是荒服者不至”，说明战争征伐，损害了王室声威，边远部落不再来王朝贡献。
西周的恭、懿、孝、夷四王时期，周边民族活跃，时常侵扰。西周王朝为连年的战争所苦，内外矛盾交织，危机日益增长而衰微。
2厉王的专利政策和国人暴动
周厉王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夏桀、殷纣之后的第三个暴君。所谓厉，是暴虐狠戾之意。周厉王恶名昭著，以致后代将其认作定论。但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西周的历史，那么，对周厉王的历史评价仅以“厉”字了之，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国语•周语》云：“厉始革典。”这是说自厉王开始实行政治改革，变更西周旧制，革去文王、武王所定的旧典，实行强化国家政权的新制。厉王革典的内容，根据史书记载，是把山林川泽的采收和开发权收归国家，并剥夺或取消世袭贵族占有山林川泽的部分特权。这种改革，是国家发展过程之中的必然现象。
厉王革典的中心是实行专利政策。他任荣夷公为卿士。《史记•周本纪》载，“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把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的山林川泽之利，收归西周王室所有。
厉王的专利政策，增加了王室财力，加强了国家政权，并使国家出现了一度强盛的局面。当时曾对戎狄的进攻发动多次反击。
厉王革典，没收大贵族的私产和古老习俗遗留下来的公产，以加强周王朝的财政收入，严重触及了大贵族的经济利益，引起了他们激烈的反对。为了保证新典的顺利推行，厉王任用荣夷公、卫巫等人，“以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以压制社会舆论。厉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
厉王的专利政策也引起了下层贵族和平民的反对。这些人不享王室俸禄，而且受周王室和大贵族的剥削，他们更为连年的战争所苦，田园荒芜，不得不依靠公有的山林川为生，“陟陂北山，言采其杞。”新典断绝了这些人的生路。
作为统治集团中下层的国人，“乃相与叛，攻厉王”，史称“国人暴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这次暴动是“公卿惧诛而祸作。”实际上是大贵族支持下的中小贵族、自由民阶层的联合暴动。国人是和卿大夫的私属相区别的。在暴怒的国人进攻下，厉王出奔于彘 ( 今山西霍县 ) ，最后死在那里。厉王革典受到贵族及传统习惯势力的反对，以失败告终。
厉王出奔后，由共伯和执政，此年是公元前 841 年，史称“共和行政。”从厉王出奔到宣王即位，中间经过了 14 年。《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这可能是司马迁对“共和”的误解。许多先秦古籍，包括先秦诸子的记载都认为共和是指共伯和。
由此可见，厉王奔彘后，历史上两种说法：一为周、召二公联合行政，号曰“共和”；二则以为共伯和执政。 笔者认为，先秦诸子的许多著作皆记载共伯和执政，当不是空穴来风，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司马迁记史谨慎，也当有一定根据，可见汉代对西周史的认识已有模糊之处。如果排列史籍，先秦诸子为先，更有准确性。
3、宣王中兴
宣王即位以后，对外进行一些战争，北伐玁狁，南征淮夷，都取得了很大胜利，所以宣王又被称作“中兴之主。” 宣王曾向南进军到淮水流域。
宣王进军到江汉地区，打击楚国，巩固对南方的统治。周宣王派大将召伯虎征伐江汉。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日辟国百里。”以后，就在西周王朝与楚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线，即“汉阳诸姬”，以藩屏周。“汉阳诸姬”，是西周王朝分封在江汉流域的以姬姓为主的诸侯国，当然也包括周王室的姻亲诸侯国。“汉阳诸姬”成为周王朝向南进攻的据点，同时又是捍卫周王室的屏障。
宣王晚年，国势逐渐衰退。宣王三十九年 ( 前 789 年 ) ，西周军队和姜氏之戎战于千亩 ( 今山西介休县南 ) ，周军大败，宣王调去作战的“南国之师”也被摧毁。
4西周王朝的灭亡与平王东迁
周幽王即位，承宣王丧败，国势已大为削弱，加之，他又任非其人，加重了对国人的剥削，引起了强烈反对。幽王时期，西周政治一片混乱。
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幽王宠爱褒姒，废掉原来所立的太子宜臼及其母申后，改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太子的废立，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宜臼逃到母家申侯处 ( 即南阳地区之申国 ) ，幽王讨伐申侯，申侯就联合缯 ( 即曾 ) 、犬戎共同伐周。犬戎杀幽王、伯服于骊山之下，于是西周灭亡。
西周亡后，出现了二王并立的混乱局面。但关于“携王”，所能见到的史料仅《竹书纪年》和《左传》，记载较少。 即周幽王和伯服之后，西部当还有一个携王政权。周平王二十一年 ( 前 750 年 ) ，晋文侯杀携王。周平王的政权是在申、鲁、许、郑、晋等东方诸侯的支持下建立的。
平王东迁，得到了东方诸侯的拥护。他是从申迁到成周的。他东迁之后，就把西周的丰、镐旧地完全放弃。丰、镐的人民都未随平王东迁，因此，平王在成周建国只有“晋郑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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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商西周的制度和社会结构
1 王权的发展
1》商朝国家的外部表现形式为方国联盟。
商代王位继承以兄终第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
商王是殷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2》在西周的国家政权机构中，周天子，即周王，是最高的统治者。西周王权相对殷商王权，进一步神化。如果说殷商国王把天上的帝称“上帝”，把死去的祖先称为“帝”或“下帝。”下帝在上帝左右；而至周代，西周国王不仅把死去的祖先与天帝一起祭祀——禘祭，而且正在位的国王也把自己与天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周王把自己神化为天的儿子，即周天子。西周王权的表现：
（1） 天子有巡视列国的权力。天子巡视诸侯称为“巡狩”，诸侯定期朝见天子为“述职”。
（2） 天子有监督废立诸侯之权
（3） 天子有灭国和处死诸侯国君的权力
（4） 天子有任命诸侯之卿和征召诸侯兼任王室卿士的权力
2.政权机构的组成
1) 商王朝的政权机构
商王之下，还有一整套的职官。《尚书•酒诰》记周公叙述殷朝官职时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内服，就是在王朝服务的官职；外服，就是殷王畿外服役的职官。服，事也，即服王事之意。
商王朝的内服官，有百僚庶尹。
尹，商王朝统治机构的官职称为“尹”，如“伊尹。”另外其他官职也称为“尹。”《说文》云：“尹，治也，从又，握事者也。”商王朝的这种官职名称对后来的楚国有很大影响；如楚国的相称为“令尹。”
亚服，当指次于“庶尹”的官员。《尚书•多士》：“有服在百僚。”亚服官亦在“百僚。”
宗工，指主百工的长官。
百姓，古代贵族才有姓，多支贵族称“百姓。”
里君，古代百姓按里而居。里君，当为百姓所居之里的长官。
殷商王朝的内服官员，是商王朝廷的各部长官，即“百僚庶尹”，包括地方长官，如宗工、百姓、里君。其外服则是承担着向殷王朝贡纳义务的部族方国。根据这些方国的大小，或者他们已有的称呼，而称之为侯、甸、男、卫等。虽然有尊贵高低之别，但还不具有五等爵的含义。
2)西周的政权机构
在西周的国家政权机构中，周天子，即周王，是最高的统治者。从理论上讲，周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居于宝塔式等级的顶端；但实际上，由于西周时期各种政治措施还不完善，专制主义还未形成，周天子的权力还未达到绝对专制的权威。
西周王朝的职官主要是*******：太保、太师、太傅；掌管六事之大臣，即六卿：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士、太史等。
太保，《尚书•顾命》曰；“乃同召太保奭。”《尚书•召诰》：“太保先周公相宅。”保的地位非常显赫，既是周王的辅弼重臣，又是最高的执政官。周初的太保是召公奭。
太师，西周的太师是武官，地位非常显贵。师是一种军事长官，负责指挥军队、参加战争等。《周礼》中的“太师”是乐官。古代最早的乐是军乐，配合作战、练武而进行。乐官最初亦与军事有一定关系，以后又逐渐地分职，乐官成为专门的职业，太师也在战国以后发生职务的变化。
太傅，傅是教养太子以明君臣父子之道的官职。
以下属六卿之官职：
司马，《说文》云：“马，武也。”司马是职掌军事的长官。司马，亦有称司武。
司徒，即司土。西周早期铜器铭作“司土”，西周晚期才出现“司徒。”司徒管理农业和田地的分配等；所管辖的职官有司虞、司林、司场、司九陂等。
司空，即司工。空、工同音假借。司空是管理土木工程的长官。
司寇，是管理刑法的官。西周初期，卫康叔曾做过西周王朝的司寇。刑法是任何国家都重视的，司寇是西周王朝的显官。
司士，司士是职掌群臣的考察任免，进退禄爵，以佐王之吏治的显官。
西周时期，史官是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活跃的官职。西周王朝有“太史。”太史掌管西周王朝文书起草，记载国家日常政令、文件、政务，以及王的活动和言语，编订史册，并管理国家的图书典籍等。史官系列中还有“史”、“内史”、“右史”、“御史”等。
太祝，古人崇拜鬼神，凡事都要祝告祈祷，设祝官，并设太卜，以管理占卜。
西周官制逐渐完善。*******六卿的设置，使西周王朝既有辅弼天子的重臣，又有管理国家军事、土地、工程、司法、官吏升黜、文书典册、祈祷占卜的重臣。这些大臣皆为周天子所任命，又必须为周天子竭诚服务。周天子通过这些重臣去控制全国的臣民。
西周王朝的职官是世袭的。如西周初年，周公、召公二人在王朝执政，《史记•周本纪》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周公、召公各有长子分别被分封在鲁国和燕国为国君；除此以外，周、召二公各有后裔在周王朝世袭为师、为保，亦称周公、召公。其他官职如太史、太祝、太卜及司马、司空、司徒等官职亦是世代相袭。
3.军制和刑罚
１）商代军制 商王国组建有常备军，军队编制以师和旅为单位。作战方式有徒兵步战，车兵车战，以后者为主。商和西周春秋的军制与后世不同点：一是兵农合一，二是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
２）商代刑罚 殷商王朝建立后，为了保护统治者贵族的财产和利益，制定了极残酷苛刻的刑法。这里的“刑”，还不是法。“刑”，是统治者惩罚犯罪者的手段和方式；而“法”，则是君民共同遵守的法律。
商代刑罚惨重，五刑俱全。五刑有劓、刖、宫、黥、辟等。除此以外，还有统治者随心所欲制定的酷刑。
殷商刑罚散见于文献和甲骨文材料中，主要有：
劓殄，劓，割也；殄，绝也。劓殄，即灭族之意。
醢，醢，即把人肉做成肉酱。
脯，脯，即把人肉做成肉干。
剖心，即把人的心肝挖出。
烹，烹，就是把人放在器物里烹煮。
孥戮，孥，子也；戮，杀也。即不仅杀其本人，而且祸及其子女。
炮格之刑，《集解》引《烈女传》曰：“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格之刑。
断手，殷代人民动辄得咎。《韩非子•内储说上》云：“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刖刑，用刀锯断足的刑法称刖刑。
商王朝的刑法保留了原始社会的落后性、野蛮性，同时也表现了奴隶主贵族残暴的凶狠的本性。商代统治者就是以这种残酷的刑法去镇压人民，消灭异己，以加强统治的。商代刑法已大体具备，故后代有“刑名从商” 之说。
殷商时期，还有监狱。
３）西周军制
西周王朝的军队主要有成周八师、西六师、殷八师。西六师驻守在宗周，即丰、镐之地，以保卫西周王朝的本土。殷八师似驻守在殷商故地。成周八师驻在东都雒邑，这样东可以镇守东方的广大境域，西可拱卫宗周，南可以威服淮夷，北可扼幽燕。
西周时期，诸侯国亦有军队，但归周天子调遣，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国内，国君亦分封大大小小的卿、大夫、士，即诸侯国君之臣。诸侯国卿大夫有自己的采邑，采邑主有自己的族兵，即私卒家兵。卿大夫的私卒家兵要归诸侯国君调遣。
军队当由诸侯国军队和周王直属军队两部份组成，当时文武未分，并无专职军士将领，国君、卿大夫等均身兼文、武。族兵、私属平时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战时征集。兵器主要为干、戈、矛、钺、弓箭、斧等。军队中的千夫长、百夫长下面，当为什、伍组织，有戎车、虎贲 ( 勇士 ) 、甲士，还有徒卒。战斗前，往往先派出勇力之士犯敌致师，所谓致师，即冲入敌阵挑战，入敌垒，斩敌首或执俘而还。
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三郊三遂”指三军，因为郊的居民是国人，遂的居民是野人，前者是正卒，后者只从事徒役。
４）西周的刑罚
关于西周的刑法，《尚书•吕刑》记载有：黥 ( 刺面 ) 、劓 ( 割鼻 ) 、膑 ( 即刖刑 ) 、宫、大辟 ( 杀头 ) 。古代兵刑不分，如《国语•鲁语》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说明动用甲兵征伐亦是惩罚用刑的一种形式。
记载西周刑罚制度的文献：《尚书.吕刑》 《周礼.秋官》
4.分封制度
分封制，就是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王族子弟、功臣、先代贵族，建立诸侯国，其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受封诸侯在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也可以在自己领地里进行再分封，可以设置官员、建立军队和征派赋税，同时受封诸侯必须绝对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对周天子定期进行朝贡，并提供军赋和力役。因而，分封制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也是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外在体现，两者缺一不可。
西周分封制称为＂封建＂，即封邦建国。分封诸侯主要有三类：一是王室子弟，二是异姓贵族，三是古代帝王的后代。
姬姓封国:
卫国，武王少弟康叔的封国，所领封国即殷商故地，国都定在殷旧都朝歌 ( 今河南淇县 ) 。
鲁国，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国都曲阜。其辖地在今山东泰山之西南。
晋国，成王弟叔虞的封国，国都翼 ( 今山西翼城县东南 ) ，其辖地在今山西西南。
燕国，召公奭子孙的封国，都于北燕 ( 今北京市东蓟县 ) 。
管，文王子叔鲜的封国，其地在今河南郑州附近，管蔡之乱被平后，其国湮灭，成为郐国之地。
蔡，文王子叔度的封国，其封国原在今殷墟一带，后因管蔡之乱，蔡叔流放。蔡叔死后，周公将其子封在蔡叔所流放之地，建立蔡国。国都在今河南上蔡一带。
异姓贵族: 姜太公吕尚，封于齐国 (今山东省北部，建都营丘，后称临淄)。
古代帝王的后代: 炎帝、黄帝、尧、舜、禹的后代都分封为诸侯，分别分封为祝、蓟、陈、杞等诸侯国。武王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于邶(殷都以北)。周公旦在东征中，以殷朝的贤臣、纣王的庶兄微子代替武庚，封国于宋(今河南商址)。
４》西周的宗法制
西周宗法制是政权与族权相结合的产物，是周天子巩固王权的工具。
西周王朝分封诸侯和任命职官皆以亲亲尊尊为标准。所谓“亲亲尊尊”，就是周王室根据与天子血缘的远近而确定其身份贵贱尊卑和封国的大小。在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也是周王朝进行统治的重要原则。
宗法制度下，周天子的王位只有嫡长子继承。承继王位的一支应算做大宗。周天子的诸子之中除去承继王位者，其他儿子称为别子或庶子，是为小宗。
周王的庶子被分封在诸侯国做国君，国君在诸侯国中为祖。国君位由嫡长子承继，国君的别子或庶子又立为诸侯国中的大夫。大夫之家又有大宗、小宗之区别。小宗的地位依次降低，最后成为仅有薄产或没有田产的“士。”周王室这样层层分封，形成一个以亲亲尊尊贵贱为等级的庞大的贵族集团。
宗族是按家族的宗统为顺序排列的。宗族长是宗族的统治者，也是最尊贵者。嫡长子是继承先祖先君的宗子，所以嫡长子就是最尊贵的族长。西周王朝按亲亲尊尊的原则，以家族为基础而进行分封，分封的对象是各个宗族的宗族长。封国或封邑的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宗族长，宗族的成员在宗族长的庇护下而生活。宗族长如果弃官“则族无所庇。”因此宗子像宗族的城一样，城可以庇护其民，而民也要维护城。宗子与族人的关系就像城与民一样，要相互支持维护。族人要拱卫宗子，宗子庇护族人。
核心：嫡长子继承制 宗法制和分封制是互为表里的政治制度，宗法制是通过血缘宗族关系来分配政治权力，维护政治联系的政治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最大特点，并且，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宗法等级。因而，宗法制是维系分封制的血缘纽带，也是巩固分封制的重要手段，更保证了分封制的顺利推行和稳定实施。
６》社会阶级构成 商和西周社会都有贵族，平民和奴隶构成。
八 夏商西周的社会经济
1. 夏朝的社会经济
古代文献有关夏人活动的地区主要在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和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传说中夏代都邑都与这两个地区有关。这些地方考古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存应属夏代遗物，反映夏代经济发展的水平。
酒器、乐器、兵器，是二里头文化中的典型器物。酒器的大量出现反映了粮食产量的增多及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古代黄河中游是粟的故乡，磁山文化遗存中就发现大量储存的粟。夏代中晚期可能逐渐引进大麦、小麦，使其农作物的品种不断增加。 夏代，农业虽然仍处于粗耕阶段，但是发展稳定，并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变得愈来愈重.
2.商朝的社会经济
1 ．农业生产的发展
商王室的农业区主要在华北平原。从考古情况发现，商代农业工具石器最多，骨器和蚌器比较常见，木器偶有发现，青铜器开始使用。多以集体耕作方式进行，主要农作物有：黍 稷 麦 稻等，以前两者为主。商人在土地的整治、管理方面已有较好的规划。
关于家畜，马、牛、羊、豕、鸡、犬等“六畜”已经普遍地饲养，在商王朝中还有专职宰、臣管理牲畜的放牧。商代贵族祭祀时大量使用牛、羊等家畜，说明畜牧业的发达和在社会经济生活里的重要地位。马作为贵族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和车兵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受到贵族的重视。
2 ．手工业生产发展
(1)青铜铸造业 殷商青铜器生产规模之大，冶炼技术之高已达到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
青铜是指铜、锡、铅一定比例的合金。红铜由于质地太软，不适宜制造生产工具，但在铜中加上锡、铅，就成为质地坚硬的青铜，用青铜制造的各种生产工具、兵器和礼器，坚硬耐用，器形美观。商代已经掌握青铜的性能和特点，不同用途的器物各有不同的合金比例。商代青铜器的合金制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商代生产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其中有生产工具锄、铲、钁、斧、锛、凿、刀、削、锯、锥等；兵器有戈、钺、矛、剑、戟、镞等；礼器、酒器和食器有鼎、鬲、甗、簋、彝、卣、罍、尊、瓿、觯、觥、觚、爵、斝、角、盉、盘、盂等；乐器有铜铃、铜铙等；车马器有装饰在车和马饰上的青铜部件。
(2)玉器加工业 玉器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艺术品。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如良渚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等发现大量精美的玉器。殷商时期，玉器的制造技术和工艺都发展到成熟阶段。商代的玉器主要可分为以下各类：璧、圭、璋、琮、璜、琥等祭器和装饰品；玉戈、玉镞、玉矛、玉斧、玉锛、玉凿、玉铲等仪仗或随葬的明器。玉手镯、发笄、坠饰、串珠、玉龙、玉凤和其他一些玉制的小动物等，是为佩饰品。玉梳、玉匕、玉簋等，这一类是实用器。
(3)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业 商代陶器中制造水平最高的是白陶。在制陶工艺基础上，商代还出现了瓷器。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生产瓷器的国家。
(4)丝织业、麻织业 我国是著名的丝织品生产国，是世界最早养蚕缫丝和织造绢帛的国家。蚕桑在商代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5)漆器制作业 我国漆器造型美观，色泽鲜艳，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一只红漆木碗。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漆器。 殷墟发掘中多次发现商代漆器。商代漆器的制作工艺，在晒漆、兑色、髹漆、镶嵌等方面，都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3 ．商业与交通
殷商王朝的青铜、玉石、陶瓷等工艺水平，从现在发现的大量实物来看，都是十分高超的，说明当时青铜铸造业、制陶业、制骨业、玉石制造业之间有了固定的分工，而且在每一行业内部也有一定的分工。
殷商时期，由于各行各业分工细致，逐渐形成了父子相承的手工业家族，他们基本上为贵族和本氏族的需要而生产。据《左传•定公四年》载，殷商王朝已有“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等，其中有陶氏、施氏、繁氏、长勺氏、尾勺氏等等。分工比较细致，但产品不投入市场。商代的手工业者大概也要从事一定的农业劳动。商代贵族大量需要的海龟、海贝、玉石以及鲸鱼骨等可能要组织专人到海滨及西北去交换而来的。
商代墓葬中还出石贝、骨贝、铜贝等。有人认为，这些是商代最早的货币。
商代的交通比较发达，交通工具陆路用车，水路用舟。 商代的车均为木制，车身主要由车辕、车箱、车轴、车轮组成。用于拉车的马均有马饰。商代的车主要应是战车，用于作战和田猎，当然也作为交通工具用，由此推断，商代当已辟有可供车辆行驶的大道。
3.西周的社会经济
1.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周时期，主要的生产工具是耒耜。耒是木制的曲柄农具，下端有岐出而税利的木叉，用以刺地。木叉之上贯一小横木，为耦耕时踏足处。周人农田的耕作形式主要是耦耕。
西周在休耕地的基础上逐渐地发展到自觉不自觉的农肥耕作。休耕的菑田，只是耕后不播种子，并不是不耕。周人积累经验，到晚期对于施肥似有一定的认识。但还未用人便作为肥料，古代养犬豕较多，人便为犬豕所食，不用作农业肥料。
我国自夏、商开始，在平原地区可能就有井田了。井田制度是从氏族社会土地公有制演变而来的，井田制度下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是由氏族社会公有土地演变而来，由村社成员共同耕种，公田上的收获全部交给国家，实质变成贵族剥削农业劳动者的一种方式，私田是村社成员的份地，公社成员必须按制度地契交换份地，并跟着份地的变动迁居。这说明村社劳动者对私田只有占有和使用权，私田和公田一样为国家所有。村社劳动者占有和使用私田是以在公田上无偿劳动为条件的。
２、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西周的手工业比商代更为进步。手工业作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加强工商食官制，即由官府经营管理手工业。工商食官制度：在商周时期，手工业和商业基本上由官府控制，工商业者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在官府作坊和指定的范围内进行，其产品和经营主要是为贵族统治者服务，这就是工商食官制度。
青铜业 青铜铸造仍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而且在商代青铜生产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西周时期的青铜铸造业是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继承和发展。在铸造工艺上也是一脉相承的,鼓风器开始出现。
丝织和刺绣 丝织品上刺绣的印痕比较明显，采用的是辫子股绣的针法。这种针法在今天还被采用。在刺绣的残痕上附着红、黄、褐、棕四种颜色。红、黄特别鲜艳，用的是我国传统颜料的朱砂和石黄。红颜色可能是画上去的。当时已成功掌握了朱砂颜料的制作，并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应用。 周代丝织物不仅有平纹，还有斜纹，这种组织显示了绮的面貌。这些出土材料，说明周代丝织和蚕桑已经相当发达。
煤玉雕刻 煤玉雕刻是我国传统的雕刻技术的继续，有悠久的历史。在辽宁沈阳北陵附近的新石器晚期遗址，就出土过煤雕装饰品； 1956 年陕西沣西的西周墓出土过煤雕圆环； 1976 年陕西宝鸡竹园沟的西周小墓出土过煤雕的玦； 1963 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的有煤雕的小羊和头簪。西周墓中这批煤雕的发现，说明当时已能区别煤玉与煤，并对煤玉的光泽、色彩、硬度和韧性等物理性质，有了比较深入认识。
从煤雕的发现，可以知道从新石器晚期至西周之间，我国劳动人民已与煤接触。所有的煤都能燃烧，而能雕刻的煤为数极少。发现煤的可燃功能，远比发现煤的雕刻功能为易，因而时间也会更早。不难想像，凡雕刻用煤都含有大量的挥发成分，温度稍高就能引燃，在长期的雕刻过程中，煤料总有可能因接近明火而燃烧，人们就会发现这种矿物普遍具有的可燃功能。因此，我国烧煤的历史有可能在西周时期就开始了。
３、城市建筑和商业交通
城市建筑
我国远古时期的居民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开始建筑城堡。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城堡有数十座，如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山东章丘龙山城子崖、寿光边线王、辽宁凌源南城子、内蒙赤峰东八家等。
西周时期，城邑建筑的规模有了进一步发展。先周古公亶父时期，周族就在岐邑用墨绳、缩板之类的工具作宗庙、筑城门了。西周以后，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成为西周王朝早期的都城。丰都有丰宫、灵台等，还有辟雍、大池、湿宫等。这是两个规模相当大的都邑。
周公东征后又作雒邑。雒邑是一个很大的城邑，自雒邑至宗周 ( 即镐京 ) 之间有小的城邑。在大的城邑里面有王的宗庙，周王和大臣的居处，还有工、贾、胥、市臣等，实际上已具备了早期城市的特征。
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自成院落的建筑群，庭、堂、廊、影壁的建筑都出现了，并且还有散水及用陶水管接成的排水管道，建筑相当考究。更重要的是，遗址中发现许多各种型式的板瓦、筒瓦和瓦当，说明当时已开始把瓦用在建筑上。在瓦的正面或背面都带有用以固定位置的瓦钉或瓦环，还有一种背饰雷纹的小筒瓦，制作相当精致。西周以前房顶全部盖草，西周早中期开始局部用瓦，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大部分盖瓦，可能代表了古代建筑房顶变化的三个重要阶段。随着房顶材料的改变，梁架柱的负荷量也必然增加，召陈第 3 号基址的柱础加密，础坑加大和基部的加固，正是这种梁架结构改变的反映。
商业交通
西周的商业和手工业一样主要控制在官府手中，商业交换主要由官府经营，但亦有一些个体商人。西周时期贸易还停留在实物交换的阶段。《诗经•卫风•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反映了以布交换丝的事实。西周时期还没有出现货币。
西周实物交换的内容主要有：各种农产品、日用品等，另外还有金属铜。金属以“孚”或“锾”为重量单位。但这里金属只是作为一般的等价物，而不是作为货币参加交换的。
西周的交通也非常便利，是时已经有了牛车、马车等交通工具。自西周王朝的都城向各诸侯国都皆有大道可通。这种大道称为“周道。” “周道”两边都植上成排的树，开后代林荫大道的先河。周道可容四马并行。西周的大道可能设置有亭舍等设施，以供行人的食宿和保护道路的畅通。周道似只归贵族使用，因“小人”，即劳动者被固着在田土上，不可能使用周道。这些从宗周至雒邑，以及到各诸侯国的大道不仅有益于西周王朝的统治，而且为商贾的远行贸易创造了条件，从而加强了各地的经济文化的沟通。
九 夏商西周的文化
１. 夏朝的文化
关于夏朝的文化，虽因文献不足，还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正如孔子所说：“殷因子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夏朝文化的发展，直接为商、周两朝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我国传统的干支纪日法，起源是很早的。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一定顺序组合，共六十个单位，成为一个周期，称为六十甲子，周而复始。夏朝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桀)等，都用天于为名，说明当时用天干作为序数已饺普遍。
夏朝的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含有丰富物候知识的农书。它将天象同相应的物候糅在一起，构成了物候历和天文历的结合体。对物候的仔细观察，并与气候、天象及农事活动联系起来，反映了夏朝人们在这些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科学知识。由于夏代文字未被发现，《夏小正》不可能为夏人所写，是周代，更可能是战国时人追记古事。但与殷历比较，它的记载很能代表夏代的历法水平。
“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是由野蛮高级阶段过渡到文明时朝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仰韶文化到大汉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巳发现的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正如郭袜若同志所说：“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朝，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从殷墟时朝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朝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
２. 商朝的文化
1 ．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史学研究的划时代的大事件，这种龟甲文字首先在河南省安阳小屯发现。当时一些农民在田地耕作中发现一种带符号的龟甲和兽骨。当地农民认为这是“龙骨”，就陆续当做中药材卖给药贩或药店。有时还把“符号” ( 即文字 ) 刮掉再卖。这样，历代甲骨文字毁了许多。
随着时代的发展，甲骨上的文字增多，记载的内容也愈加丰富，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甲骨上的文字多记载占卜的内容，故又称为“卜辞。”卜问内容涉及很多方面，这样就留下了大量的有关殷商历史的文字资料。 1899 年有一个名叫王懿荣的偶然从药材中发现“龙骨”上有字，而且认为是一种古代文字，开始多方搜集购买，于是甲骨逐渐地汇集到研究者手中了。
在甲骨学史上，有四位学者做出过重大贡献，被钱玄同推誉为“甲骨四堂”，这就是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和郭沫若(号鼎堂)。
甲骨文是商朝占卜的记录 。商人迷信鬼神，商王室的一切行政和日常事务，都要探询鬼神的意旨，于是尚卜法。商人行卜的方法是选取好的淡水龟甲和牛胛骨，干洁后在甲骨的反面挖成若干行非常整齐的椭圆孔槽，仅留薄薄的一层不穿透甲或骨面，名曰“钻”。卜时将钻好的甲骨取来，先取一孔，在正面差不多的地方画一墨道，名为“墨”。又在所选定的孔中放入艾绒，点火灼之，使未穿透的甲骨薄面出现灼裂纹，名曰“灼”。灼后反过来观察裂纹是否侵及墨道和所灼裂纹呈什么形状，凡侵及墨道者名为“食墨”，吉；不侵者为“不食”，不吉。其裂纹的形状，大致分为五种，曰雨、霁、蒙、驿、克，是为“兆”。这一系列的活动统名曰“卜”。将卜的预测和后来的征验等一系列活动写刻于所卜的兆旁，名曰“贞”。因为商人无事不卜，卜必有贞，就积累下无数片的卜辞，迄今所得已有十几万片。这些占卜记录刻在甲骨上，人们就称之为甲骨文。因为是卜的记录，故称之为“卜辞
金文，即铜器上的铭文。这些铭文多记载铜器主人的身份地位、或祭祀先祖，或者是族徽、族名、作器者的名字等。如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司母辛”大方鼎，是祭祀母戊、母辛的器物。这些金文亦是研究殷代社会的重要的资料。
2 ． 商代的天文历法
殷商时期的天文历法知识已相当丰富。商代把一年称为一祀，这与商代的祭祀有关。
商代可能把一年分为春、秋两季。春、秋是春种、秋收之意，用春秋表示一年是容易理解的，直至周代，各诸侯国还把自己按年代编写的历史，叫做“春秋。”
商代将一年分为 12 个月。董作宾先生在《殷历谱》中认为，商代历法有大、小月之分，大月 30 日，小月 29 日， 12 个月为一年。如遇闰月，则采取年终置闰的方法，那么这一年就是 13 个月。 每月又分为 3 旬，每旬 10 天。甲骨文中有大量的“旬亡祸 ? ”的记载。
商代采取干支记日法，在甲骨文中有完整的甲子表。我国历史上一直沿用这种干支记日法。
商代把一天约分为八个单位时间，名曰：明 ( 或旦 ) 、大采、大食、中日、昃、小食、小采、夕等。从天亮开始叫做“明”或“旦”，天亮到吃饭之前叫“大采”，上午就餐叫“大食”，中午叫“中日”，中午过后日偏西之时叫“昃”，吃晚饭时叫“小食”，吃晚饭以后至天黑之前叫“小采”，从天黑到次日天亮叫“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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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西周的文化
１、西周时期的哲学思想
西周时期，随着民智渐开，人们已经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并在发展变化；还认识到事物的正反阴阳两个方面，如果阴阳不能调和，就会引起大灾难。《周易》是一本卜筮的书。自新石器时期起，人们就已经开始占卜，从而也出现了八卦。《周易》正记载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包括西周的卜筮理论，包含着高深的哲理。其中阴、阳相对的思想是《周易》中有名的辩证法思想，和矛盾统一对立的思想类似。
西周时期，人们还认识到水土等所演生之物是民所必依赖的。《国语•周语上》云：“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 ”虽然西周贵族把自然界的一切都与政治相结合，但由此也可知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的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
西周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有所发展。
《尚书•洪范》，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里面的“五行”观念可能自西周已经产生。所谓“五行”，水、火、木、金、土就是五种物质的实体，它们可以滋万物，以供百姓生活所需。此时人们对水、火、木、金、土的性质已有所认识，这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西周时期，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已经萌芽，虽然这株幼苗还很弱小，并与神学交织在一起，但它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深化。
２、西周的甲骨文和金文
周人的甲骨文契刻书写的方法及风格都与殷人基本一致，说明西周王朝完全接受了殷商的文化。
３、天文、历法
自原始社会起，人们就开始观察天象，以适应田猎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开始了对天象的研究。西周时期，天象研究进一步发展，开始对恒星进行观测，并给许多恒星命名。
西周时期，人们对日食也开始观测，此时对日食、月食已有较多记录。
西周仍然以 365 天为一年，已有明显的春、夏、秋、冬四季。并将一年分为 12 个月，每月分为四个阶段。王国维《生霸死霸考》一文认为，每一个月分为四份：从 1 日到 7 、 8 日止，称为初吉；自 8 、 9 日至 14 、 15 日止，称为既生霸 ( 魄 ) ；自 15 、 16 日至 22 、 23 日止，称为既望；自 23 日至于月底晦，称为既死霸。生霸、死霸的意思是，自 8 、 9 日开始，月虽未满，而未盛之明，则已开始渐生明亮；而自 22 、 23 日以后，月虽未晦，但其明亮渐死，实际就是一个上弦、下弦之分。始生之明既死，故称为既死霸。
另外还有“哉生魄”、“旁生霸”、“旁死霸”等名。“哉生魄”为 2 日或 3 日，汉代以来成为定说；如果“既生霸”为 8 日，则“旁生霸”为 10 日；如果“既死霸”为 23 日，“旁死霸”当为 25 日。
在计算具体的日期方面，仍沿用殷代的甲子记日法，如《虢季子白盘》铭云：“惟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吉父盘》铭云：“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等。
４、西周的文献典籍
西周早期就有史官。铜器铭文中有“太史。”在史官系统中，西周王朝还有“史”、“内史”、“右史”、“左史”、“御史”、“中史”、“省史”、“书史”等。史官负责王室的文书起草，策命官员、编订史册，记载国家大事，管理天文、历史、祭祀、图书典籍等。
随着文字的发展，书写工具的进步，史官成为西周王朝非常活跃而且地位很高的职官。西周的史官有名可考的有史佚、史伯、史墙等，另外，各诸侯国皆有自己的史官。这些史官是世袭的，他们可以利用职务去记载、积累大量的史料，并进行整理。西周时期留下了许多较为有据的信史。
西周流传下来的典籍主要有《尚书》、《周易》、《诗经》等。
《尚书》是流传于后世的一部上古的书，保存了不少西周和古代的历史素材。其内容包括从尧、舜、禹直至夏、商、周时期的文诰、册命等，虽然有些篇章为后世整理编撰，但却保留若干可贵的史影。《尚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如《牧誓》、《汤诰》、《太甲》、《盘庚》等篇反映不少商代史迹，《大诰》、《洛诰》、《酒诰》、《康诰》、《康王之诰》、《顾命》等反映许多西周的史实。《尚书》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文献。
《易经》是记载古代卜筮的书，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时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理解，每在行动之前，总害怕有不好的后果，于是采用各种方式方法由巫师进行占测，并将祈问的事情和结果记载下来，这不仅反映了古代人的思想意识形态，而且还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如《周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记载了殷高宗武丁伐鬼方的战争。《易经》主要为不断结集殷末周初的有关历史，亦可视为西周传下来的史书。西周时期，文、史并不像后代那样有明显的区别，有许多作品，既有文学性，又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如一些重要铜器铭文和《诗经》的一些篇章。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基本上属于乐歌，收集有西周传下的诗歌。据传为孔子删定结集。其中《周颂》、《大雅》、《小雅》中的一些篇章，以及《国风》中的《周南》、《召南》、《豳风》反映西周历史事迹。《诗经》的作者主要是主要周王室派出的叫做“行人”的采诗官。这些诗，大部分是贵族和自由人创作的，亦有采自民间的歌谣。《诗经》是集体所作，全属歌词。
这些诗，大部分配上音乐，即能歌唱；既有非常优美的修辞，又有讲究的韵脚。有些篇章是王室用于庙堂的颂歌，如《周颂》是周人在宗庙里歌唱祖先的颂歌，《商颂》是殷商后裔宋人歌唱祖先的颂歌，《鲁颂》是鲁人歌颂祖先的颂歌，从而保存了各个时期的部分历史事实。
５、西周时期家庭婚姻形态
西周时期，个体家庭已是普遍的形式，家庭组织以“室”为单位，社会上普遍存在耕种百亩土地的“五口之家，反映了西周时期一夫一妻的小家庭生活、劳动、居住等情况。
在西周社会中，贵族们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多妻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这个时期的婚姻形式以聘娶为主。《仪礼•士昏礼》和《礼记•昏义》反映出当时的婚嫁主要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等六个程序。当时的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是婚姻嫁娶的原则。而整个嫁娶过程又需要通过上述几个步骤。
在这种婚娶以礼的原则下，周代同姓不婚，主要到外族去进行聘娶。姬、姜两姓世代通婚。贵族婚姻目的是为了继宗嗣、繁子孙、承爵位、袭财产；所以，贵族可以一娶多女，即所谓“一聘九女。”贵族女子出嫁时，有许多媵女跟随，这些媵妇多是正式出嫁人的姊妹或侄女。这种制度叫娣媵制，当为远古妻姊妹婚遗俗。贵族们的诸妻还未有明确的等级，如诸侯国君的妻子统称为“夫人。”当然，由于受宠程度的不同，地位亦有高下之分。这种一聘多女和对女子的“苞苴玩弄”，正是一夫一妻名义下的贵族男子一夫多妻制的真像。
与媒妁婚娶的同时，也还保留着原始社会杂乱婚姻的残余。《周礼•地官•媒氏》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在仲春的这一时期，男女可以自由来往，自行婚配。在西周到春秋时期，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甚至于下层贵族之间，男女婚姻还是比较自由的。自由恋爱、自由选择还是婚姻嫁娶的重要形式。还有很明显反映出抢婚的事实。
此外，烝报婚姻和赘夫婚姻，也存在于西周社会，烝报制通常是父死后，子可娶其庶母；兄死弟可娶其嫂，叔父死后，侄可娶其婶。这里，既有经济或政治因素在起作用，也有原始社会的残余。赘夫，在后代或称招郎上门，在历史上延续的时间颇长，同样有经济原因，也有原始社会母权制的残余。
６、西周社会的丧葬与祭祀之礼
西周时期，丧葬之礼已变得日益重要。人们“事死如事生”，死者的葬礼是非常复杂的。人初死，先有招魂之礼，即复礼。由人持死者衣物到屋顶，对北方（主阴）对天、中、地三呼死者的名字。招魂不成，再举办丧礼。其步骤先沐浴死者，以米及具填死者口中，谓之“含饭”。天子、贵族可含珠玉等。然后为死者穿衣，铺盖衣被，为死者盖脸、填耳，以巾握手等，谓之小敛；小敛之后，再入棺。入棺谓之大敛。之后，则为殡。殡期的时间是：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士及庶人三月。殡之后，再卜筮葬日，埋葬墓地等。
周人对死者的祭祀亦非常隆重，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周人生活中的大事。
周代的祭祀可分为对天、地等自然的祭祀和对祖先的祭祀。夏、商、周时期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多神，可能每食必祭，每事必祭；年年、月月、日日都有祭祀活动。祭祀的方法和仪式也是多种多样，甚至达到十分繁杂的境地。
祖先祭祀 周人对祖先的祭祀非常隆重，他们一方面认为祖先的功德给他们带来福禄，一方面向祖先祈求更多的福禄。周人对祖先进行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一般在祖庙。冬初，粮谷已经入仓，周王用新米作的饭、新酿的酒祭祀祖先。这种祭祀叫做烝祀。
周代的宗庙之祭主要有六种形式：
祫祭，就是合祭，在太庙祭祀所有的祖先，即合祭群祖。
禘祭，禘，从示从帝，盖帝祭之称。“不王不禘”，只有王才能进行禘祭。禘祭的主要对象是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以禘祭可能祭祀其祖并配上帝 ( 天帝 ) 。
祫祭、祫祭皆为四时之上的祭祀，郑康成认为三年一祫，五年一祫，则祫大禘小。王肃、张融等人认为祫小禘大。孔颖达认为：“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谓之禘，取其合群祖谓之祫。”
除禘、祫之外，周代有四时之祭。
春祭曰祠。祠，即食也。春天万物生长，孝子思亲，增嗣而食之，故曰祠。
夏祭曰钓。可汋新菜之意。
秋祭曰尝。尝，即尝新谷也。
冬祭曰烝。烝，即进物品之意。
周代祭祖以祫、禘较为隆重，春、夏、秋、冬四时之祭规模较小。其祭祀的方法有祼、馈食等。
７商周宗教思想的发展
天命神学 崇拜对象：天 祖先神 自然神 “夏道尊命，奉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而尚施，事鬼敬礼而远之”。 (3)春秋战国（前770—前221）
一 春秋战国的改革与变法
1 春秋时期公室与私家势力的消长
1）三桓专鲁 始于鲁宣公时期，约公元前609年，宣公即位，季氏，叔氏，孟氏开始壮大
2）田氏代齐 前489年除掉国，高二氏 前379年，田和为齐侯
3）三家分晋 前403年三家分晋
2 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
1）魏国李悝变法
时间：魏文侯在位期间，前445—前396
内容：一.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选贤任能。二.发展农业生产。三.实行平籴法，维持经济秩序。四.制定《法经》，建立法律制度。
2）楚国吴起变法 时间：楚悼王期间，前401—前381
内容：(1) 均爵平禄。楚国爵禄是世袭的，即先辈如有功受爵禄，后代子孙虽无功，亦可承袭享有爵禄；而后来一些在战争中立大功者却无爵禄，极大地伤害了将士的积极性。吴起要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 (2) 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 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 (3) 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国用武力灭掉许多国家，开濮地、伐杨粤等，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及开发。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 这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
3）齐国的改革 齐威王 前356—前320 邹忌
太公和在取代姜齐建国后，经桓公午时期的发展，齐国已经相当强大。齐威王即位，正值魏国霸业强大之时，齐威王采纳邹忌的建议，让国中所有的人进谏，指出时弊，以求革新。
4）韩国改革 公元前 335 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提出以“术”治国的主张。申不害的“术”，主要是授宦任贤的原则，另外则是以权术统治。 申不害以术治国，对韩政权的巩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申子之术，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后世帝王在其统治政策中，也或多或少地用申子之术去治御臣下，从而加强帝王的权力。
5）赵国的改革
公元前 307 年，赵武灵王为了国家边防的急切需要，进行“胡服骑射”的改制，放弃华夏人“博衣大带”的衣着，改穿短衣、窄袖、小裤，以便骑马，发展骑兵。赵国士卒经过胡服骑射的训谏，兵强马壮，成为当时诸侯国中最先进的军队。
6）燕国的改革
公元前 316 年，燕王哙把国君位禅让给子之。这种做法遭到太子平的反对。齐国乘机袭破燕国。太子平即位后，是为燕昭王。他把齐人对燕国的劫掠视为奇耻大辱，为了表明自己招纳贤能之士的心迹，“为郭隗筑宫而师之”，於是天下贤士闻之，皆趋燕国。“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共甘苦。”燕昭王以勾践栖会稽的精神鼓舞自己，决心报复齐国。燕昭王经过二十八年的准备，励精国治，爱惜民力，不违农时，燕国民殷国富，成为一个较强大的诸侯国，几乎灭掉齐国。
7）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即位。 公孙鞅，卫国之诸庶孽公子，名鞅，姓公孙氏，其祖先本为姬姓。公孙鞅，因是卫国人，又称卫鞅；以后在秦封邑于商，故又称商鞅，或商君。商鞅见秦孝公，以强国之术说之，“语数日不厌。”秦孝公用商鞅以定变法之令，实行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全面改革。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颁布法律，实行连坐政策。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一家有罪，而九家举发，若不举发，则十家连坐，皆有罪。商鞅用重赏和重罚的方法强行推行法令。如果不告奸者，腰斩；隐匿奸人者，与降敌同罚；如果揭发检举奸人者，与斩敌首同赏。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商鞅严明刑法，甚至轻罪重判。(2) 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制。商鞅制定二十等军功爵位，按军功大小，授爵位和俸禄。如果宗室没有军功，则削去宗室属籍。按功劳以明尊卑、爵秩和等级，从而确定占有田宅、臣妾的多少和服饰的等级。 (3) 奖励耕织，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秦民如努力于本业，勤于耕织，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如从事商业而取利者，或怠惰以致贫困之人，官府收为奴婢。 (4) 发展小农经济。令民有二男以上者皆分家，如不分家，则让其出两倍的赋税。 (5) 为田开阡陌封疆，使赋税平。就是决开田中的阡陌封疆，扩大土地使用面积，废除古老的村社井田制。商鞅的“开阡陌封疆”，就是扩大每亩的单位面积，把原来的每百步一亩改为 240 步一亩，以尽民力、地力，使赋税均平。 商鞅对赋税制度的改革刺激了个体农民的积极性。 (6) 普遍推行县制，加强国君对地方的行政领导。 (7) 统一度量衡。 (8) 革除残留的较原始的社会风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建立文明的社会风俗。 (9) 迁都咸阳，建造宫室。商鞅将都城东迁至咸阳，为秦国的东进及后来的统一战争做准备。
３ 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制度的产生
春秋时期，县制普遍形成。楚国最早出现了县邑。县邑的收入用来提供军队给养、王室消费等。国君在县邑上直接征兵，并控制着县邑的土地，从而使国君在政治军事上保持绝对的优势。 春秋晚期，郡、县两级制就出现了。但最初是县大郡小。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郡逐渐成为县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战国以后，楚县的军事性质向行政性质转变。 战国时期，楚县的规模普遍缩小，难以应付战国时期激烈的兼并战争。这样，楚往往在战争紧急的情况下，联县为郡，即把几个县联合起来，组成郡一级的组织，以应付战争的需要。 楚郡设在边境，是在边事紧急的情况下临时设立的。战国时期，诸侯各国都设立了郡，县二级地方行政组织。郡县制的产生对我国国家行政机构的形成和中央集权的建立都具有重要意义。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无疑加强了国君对地方的控制，国君通过郡长官管理县级长官，而郡令又无地方实权，县令权力又太小，从而加强了国君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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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春秋战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1水利工程的兴修
西门豹引漳水治邺、李冰父子治都江堰以及郑国修建的郑国渠（前２４６年开始）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对我国古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有重大的作用。 战国时期，楚国在水利兴修方面亦有很大成绩。在楚大夫子思的主持下，修建芍陂 ( 今安徽寿县西南 ) 。
2农业生产的发展
春秋晚期，铁器出现了。铁器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工具，铁器的出现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战国中期以后，铁制生产工具更加普遍。 东周时期冶铁业的兴起，各种铁农具的使用，对于垦辟荒地、改良土壤和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3商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商人非常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赵国的卓氏、宛地的孔氏皆以铁冶致富。赵国富商吕不韦，“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的白圭。在楚国，鄂君启率领的庞大的商队。西周时期，贸易主要还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 我国最早使用的铸币是铜币。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铜币，另外还有金币、银币。铜币可分刀币、布币、圆钱、蚁鼻钱等四种。 刀币，是从工具刀而演变的，主要流通于齐、燕等国。 布币，其形状像耒耜。主要流行于三晋，即韩、赵、魏等国。 圆钱，有孔 ( 方孔或圆孔 )，主要流通于秦和东周。 蚁鼻钱，亦称为铜贝，形似背面磨平的贝壳，面有文字，多不可识。如“各六朱称鬼脸钱。这是楚国的钱币。 春秋时期，楚国已开始使用银币。 1974 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了一批楚国的银币，有空首布和实首布两种。战国时期，铜币已在民间广泛流行。
4城市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大的商业城市。当时，东周王室的都城雒邑和山东定陶都被称为“天下之中”，乃诸侯四通、货物交易的繁华之地。 齐国的都城临淄，楚之郢都， 河北易县的燕下都，魏国的大梁， 赵国的邯郸、韩国的阳翟、是战国文人学士、纵横家、政治家聚集的地方。 周的都城洛阳，自周公东征后营建；周平王东迁至此，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和商业的中心。战国时期，周天子地位衰微，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王朝，但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仍是一个人文和经济的中心。 工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建立，促使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从而出现了这些大的都市、都会。城市的形成又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
三 春秋战国社会等级关系的变化
1起点是西周分封制度的“氏以别贵贱”的阶级结构，终点是列国变法后于战国中期建立起来的以财产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的社会阶级结构。
2随着氏族组织瓦解，“国人”丧失干预政治能力
3地主阶级的构成 一.分封贵族 二.官僚和军功地主 三.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兼地主 四.平民上升为一般地主
4农民阶级的构成 自耕农，佃农，“庶子” ，雇农
“庶子”，有法定的主人但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雇农，完全失去土地但又没有固定主人的农民
5工商业者和奴隶
四 从诸侯割据到秦统一
1春秋霸政的兴衰
春秋：前770—前476
1）霸政形成以前的混乱阶段：从平王元年（前770）至齐桓公即位前一年（前686），表现如下：
一.周王室丧失了对诸侯国的约束能力
二.诸侯国内部和诸侯国之间篡杀，攻伐层出不穷
三.华夏族与少数民族矛盾激化。
2）霸政迭兴阶段，齐桓公元年至“弭兵”前一年（前547）
一.齐桓公的霸业， 齐桓公 ( 公元前 685 年～公元前 643 年 ) ，不记射钩之仇，以管仲为相，治理齐国，在政治、军队、经济制度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公元前 656 年，齐桓公率齐、鲁、宋、曹、卫、郑、许、陈等八个诸侯国军队南下攻楚，最后与楚达成历史上有名的“召陵之盟。”召陵之盟使楚国吞并北方的野心有所收敛，迫使楚国在表面上承认对周王室的臣服，并在华夏诸国中创立了一个共同对楚的先例。 公元前 651 年，周王室使者宰孔周公与齐、鲁、宋、卫、郑、许、曹会盟于葵丘 ( 今河南省兰考县东 ) ，因齐桓公定天子之位有功，周襄王派宰孔代表天子赐齐侯胙。胙，即宗庙祭祀所用的肉脯，只赐同姓祭祖，以求祖先赐福。周襄王将胙肉赐齐桓公，是给予齐国的荣耀。齐国的霸业达到顶峰。
二.晋文公称霸
晋国是周成王弟叔虞的封国，初封在唐 ( 今山西翼城县南 ) 。晋国初封时还很小，不过方百里之地。 晋文公重耳在即位之前，曾在外流亡十九年。流亡期间，跟随重耳身边的有赵衰、狐偃、咎犯 ( 重耳之舅 ) 、贾佗、先轸、魏武子数十人。晋文公也像齐桓公一样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公元前 636 年，狄师伐周王室，大败周师，周襄王逃亡郑国，处于汜 ( 在今河南荥阳县一带 ) ，狄师据王畿温 ( 今河南温县一带 ) 。晋文公率兵勤王，驻军阳樊 ( 今河南济源县东南 ) ，以右师围温，左师迎王，将周襄王送回王都，杀掉了勾结狄师攻王的大叔带。晋国攘夷狄、定王室之乱，也大大提高了晋在诸侯国中的地位。 晋文公称霸，城濮之战具有决定意义。公元前 633 年，楚军围攻叛楚附晋的宋国。宋向晋告急。晋国非常重视，认为：“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晋国进行了充分的作战准备。 公元前 632 年，晋、楚双方在城濮 ( 卫地，今山东省旧濮县南七十里有临濮城， 1956 年并入河南范县 ) 会战。城濮之战，晋军一战而胜。晋国向周天子献楚俘。 城濮之役，阻止了楚向北的发展。晋、楚争霸约百年，楚国虽多次想打开进攻中原的道路，却一直未能如愿。城濮之役后，北方国家形成一个以晋为核心的稳定的集团，成为阻止楚国北上的劲敌。 同年五月，晋文公召齐、鲁、蔡、陈、郑、莒以及周天子，会盟于践土 ( 今河南原阳县西南 ) 。原来臣服于楚的陈、蔡、郑、鲁等国倒向晋国，接着，曹、卫又被征服。是年冬天，会盟于温。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成为北方中原诸侯国的霸主
三.秦穆公称霸
秦在西周时期仅是一个西垂大夫。西垂，在今甘肃天水一带。 周幽王被犬戎杀于骊山之下，秦襄公 ( 庄公子 ) 将兵救周，又护送周平王东迁。周平王即封襄公为诸侯，秦开始建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周平王还赐秦以岐、丰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宁公时 ( 前 715 ～前 704 年 ) 又从 氵开 渭之会 ( 今陕西眉县附近 ) 徙居平阳 ( 今陕西岐山县以南 ) 。 秦武公 ( 前 697 ～前 678 年 ) ，。秦武公初建秦国县制，并在陕西逐步稳定发展。 秦德公时 ( 公元前 677 ～前 676 年 ) ，初居雍城 ( 在今陕西凤翔县 ) ，建立大郑宫。秦国政权日趋巩固。秦国西起甘肃东部，东至华山，控制整个渭水流域。 公元前 627 年，晋文公死去。同年，秦国伐郑，郑国商人弦高得知，一方面“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然后报知郑国。郑国有备，秦人不敢伐，灭了晋的边邑滑 ( 今河南省偃师县之缑氏镇 ) 而还。晋襄公认为这是伐丧，因此在殽 ( 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六十里 ) 伏击秦军，全歼秦卒，俘获其三帅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后在晋文公夫人文嬴的请求下，晋国释放了秦国三帅，但从此秦晋之好，变成了秦晋世仇。 殽之战后，秦国的东进基本没有可能，秦穆公开始向西开拓。整个春秋时期，秦国除了在适当的时机向晋国报仇外，很少参与春秋诸侯国的盟会和战争，而是把精力放在向西部发展上。 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西戎活动的范围向西可达河西走廊的瓜州。
四．楚庄王称霸
楚是西周初年，周天子因其故地而封的诸侯国。春秋时期，楚在江汉流域兴起。 楚成王时期 ( 公元前 671 ～前 626 年 ) ，齐桓公称霸，率八个诸侯国军队南下攻楚，阻止了楚的北进。楚庄王 ( 公元前 613 ～前 591 年 ) 即位以后，任用孙叔敖为令尹，整顿内政，在任官制度方面，“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楚王任用最亲信的王子或宠弟来协助执政，组成政府核心集团。楚以治理政绩命官，以军功胜败论将，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在外交上，楚乘机拉拢秦国，结为婚姻。秦、楚之盟结成后，与北方的晋、齐盟国成为对立的两大集团。 在国内已经稳定的情况下，楚庄王又开始积极从事其霸业的活动，灭掉群舒，重新定其疆界，并强迫吴、越与楚订盟，承认其霸主地位，接着，又迫不及待地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中原。 北方唯一能与楚抗衡的晋国，这时正当晋灵公统治时期，君杀臣，臣弑君，处于混乱之中。晋国的混乱为楚国的北进制造了机会和条件。周定王元年 ( 前 606 年 ) ，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郊，以炫耀武威，向王孙满问周鼎的大小。周鼎是周王室权力的象征，楚庄王周室问鼎，表现了要取代周室的勃勃野心。 楚庄王问鼎周室是其向北推进的先声，紧接着，楚开始向陈、郑进攻。周定王十年 ( 前 597 年 ) ，楚庄王发兵围郑，六月，晋国前来救援。晋、楚双方在邲 ( 河南荥阳东北 ) 展开了一场恶战。 邲之战，楚军大获全胜，为楚在中原的称霸廓清了道路。楚又降服了宋国，而晋却不敢相救。楚庄王时，中原的一些国家成为楚的仆从国，对楚纳贡，对楚称臣。楚国势力所及，东达吴越、齐鲁边境，北到鲁、卫、郑、宋腹地，西至秦邦，南达洞庭，横跨江淮，称霸中原，威震华夏。楚的霸业达到顶峰。
3）吴越争霸和大夫执政阶段 ，弭兵会议（前546）至前476年
一.吴越图霸
吴国是周太王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所建之国，都于吴（今江苏苏州）。公元前 496 年，越允常死，吴王阖庐伐越，越王勾践一举打败吴师。阖庐因伤不治而死于军中，其子夫差即位。夫差即位后，日夜练兵，欲以报欈李之仇。勾践得知吴王夫差的情况，便先发制人而伐吴。越以无准备之兵攻同仇敌忾之吴，结果大败于夫椒 ( 今江苏省吴县太湖中有夫椒山 ) 。越王勾践及仅存的五千人被围困在会稽山 ( 今浙江绍兴会稽山 ) 上，越国基本灭亡，勾践乃举国为臣妾，以向吴国求和，吴王夫差答应了越的求和。 公元前 484 年，吴王夫差欲越陈、宋而伐齐，伍子胥苦谏不听，夫差反将子胥赐死。夫差伐齐，大获全胜。夫差认为霸业已垂手可得，就召集北方的晋、鲁等国会盟公元前 482 年，吴王夫差召集诸侯在黄池 ( 今河南封丘县南 ) 会盟。越王勾践乘夫差黄池会盟之机率大兵伐吴，夫差回国，向越国讲和。公元前 478 年，越国又进伐吴国。越军三战三胜，进入吴国，兵围王宫。公元前 473 年，夫差战败请和，并希望依照当年勾践栖会稽之例，“举国为臣妾”，但勾践不许。夫差又羞又气，自杀而死，吴国灭亡。勾践攻灭吴国，开始以兵北渡淮水，以向中原争夺霸业。越召集齐、晋等国，在徐州 ( 今山东滕县 ) 会盟。在徐州之盟会上，越仿照以往霸主的做法，向周王室致贡。周元王派使者赐勾践以胙肉，命为伯。勾越王勾践死后，本来就不是太强大的越国，又失去贤能之士的辅助，於是逐渐衰落，越国最终被楚所灭。
二.弭兵之会
弭兵，即停止战争的和平运动。
第一次弭兵，鲁成公十二年 ( 公元前 579 年 ) ，由宋国大夫华元策划，结盟双方为晋和楚。
第二次弭兵之盟宋国大夫向戌发起第二次弭兵运动。鲁襄公二十七年 ( 公元前546 年 ) ，晋、楚、齐、秦、鲁、卫、陈、蔡、郑、许、宋、邾、滕等 14 国盟于宋的西门之外，弭兵盟会后，春秋争霸战争暂告一段落。
二.大国争霸的实质及其历史意义
春秋时代，大国诸侯的争霸战争，是奴隶制接近衰亡的反映。齐桓、晋文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具有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的含义。不过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利用这一口号作为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手段。仅据《春秋》记载，在 242 年间，列国进行的战争共 483 次，朝聘盟会 450 次。这些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实际上是大国对小国的掠夺。
尽管春秋时代争霸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灾难和痛苦，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 第一，争霸战争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大国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开拓了疆土。山东诸小国为齐所并，河北、山西诸小国为晋所并，江淮、汉水诸小国为楚所并，西北诸小国为秦所并，使春秋初年百十个国家，缩减成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这种集权趋势的加强，为全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第二，争霸战争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春秋时代是一个新旧制度交替变革的过渡阶段，社会上存在着开始产生的封建制与日趋没落的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大国争霸战争，程度不同地打击和削弱了奴隶主贵族集团，为封建地主阶级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有助于新势力的发展。春秋后期尤其如此。 第三，争霸战争，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春秋时代，居住在周边的蛮、夷、戎、狄不断袭扰中原；中原霸主也以“攘夷”相号召，与之进行斗争。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彼此犬牙交错，杂居共处，打破了各族间固有的地域界限，为各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前提，从而密切了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经济文化的联系。正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互通有无，相互通婚，相互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各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总之，争霸战争打破了列国的分野，逐渐泯灭了各族的界限，形成了南方以楚国，东方以齐国，北方以晋国、燕国，西方以泰国几个融合的中心。随着民族交往联系的频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各族先后走上了封建制的轨道。
2 战国的兼并斗争（前475—前221）
1）七国并立局面的形成 前475—前386
七强并立的形式在春秋末已逐渐出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赵.韩.魏三家为诸侯，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承认齐田和为诸侯，七国并立正式形成。
2）魏国强大期
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吴起推行武卒制，等改革之后，国力迅速增加，开始向外扩张。 魏国强大以后，魏文侯欲伐中山，向北扩张。公元前 408 年，魏文侯命乐羊为将，越赵国而伐中山。公元前 406 年，魏灭中山。魏文侯死后，太子击即位为魏武侯。梁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曾为魏相。中山国因恃魏轻赵，最终为赵所亡。 魏国在灭中山的同时，又向西发展。公元前 409 年攻占秦的河西地。吴起曾为魏将，以守河西之地。魏国团结韩、赵两国，三晋相联，乘齐国内乱以伐齐。三晋在廪丘 ( 今江苏徐州一带 ) 大胜齐国。三晋迅速向外扩张，韩灭郑国，占领了河南中部；赵攻取了卫国的 50 多个城邑，占领了河南大部分地区。三晋败齐军后又南攻楚。魏武侯五年 ( 前 391 年 ) ，三晋大败楚军于大梁、榆关。魏国攻占大梁 ( 今河南开封 ) 及其外围襄陵 ( 今河南睢县 ) 。公元前 371 年，魏武侯又攻占楚国鲁阳 ( 今河南鲁山 ) 。魏国占领了河南中部之地，拥有绝对的优势。 另外，田齐之所以名列诸侯，也是靠魏国的帮助。魏文侯、魏武侯事实上成为诸侯的霸主。不过，魏所领导的这些国家 ( 韩、赵、齐等 ) ，已与春秋小国不同，魏不能取得贡纳聘享的利益。所以，《吕氏春秋•举难》说：“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霸。” 魏惠王为了便于统治东方，维护和巩固自己的霸业，于公元前 362 年 ( 一说前 365 或前 353 年 ) 迁都大梁 ( 今河南开封 ) 。故魏惠王又称梁惠王。这个时期，齐、秦虽渐次兴起，但还不足与魏国抗衡。魏文侯在位 50 年，武侯在位 26 年，魏惠王承祖父之业。在战国初期的 60 年内，魏是最强大的诸侯国。当时西边的秦，东边的齐，南边的韩、楚，皆受魏之攻击。公元前 353 年，魏攻破了赵之邯郸，并连续占领两年，目的是想统一三晋，作霸主，继承齐桓、晋文的事业。魏惠王二十六年 ( 前 344 年 ) ，魏惠王召集 12 国诸侯在大梁北边的逢泽会盟。逢泽大会是魏国霸业发展的顶点。魏惠王打着“朝天子”、“尊王”的招牌召集诸侯盟会，实际是以霸主自居。
3）齐.秦并强期 从齐魏相王次年（前333）至齐灭宋（前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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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齐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
魏国自魏惠王开始，三晋关系破裂，力量大大分散。《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即位的次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三晋关系由团结一致到相互攻伐，大大削弱魏国。 魏国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人才的摒弃。魏文侯选贤任能，使魏国出现了独霸中原的强盛局面。魏文侯死后，自魏武侯就开始了对贤能之士的排斥。此时魏国相继走了吴起、商鞅、孙膑等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到了其他诸侯国后，成为魏国强大的对手。魏国摒弃人才的政策，当是魏国衰落的重要原因。
魏国迁都大梁以后，地处中原，无险可守，魏国遂成为天下之兵的攻击目标。而此时，齐国经过齐威王的改革发展壮大，开始成为魏国的强敌。 魏齐争霸战争实际上在魏惠王的逢泽之会以前就开始了。公元前 354 年，赵国为了扩张，占领了卫国的刚平之邑，卫臣服于魏。次年，魏号令诸侯以伐赵国，攻破邯鄣。赵国在国都被占领的情况下，向齐国求救。齐国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以救赵国。孙膑是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对兵法有极深的研究。孙膑采取了“围魏救赵”之策。即齐军以兵攻魏之襄陵，魏 军虽然攻破邯郸，但却不得不紧急收兵保卫魏国，以击齐兵。魏、齐二国军队在桂陵 ( 今河南长垣县西南 ) 相遇。魏国从邯郸至桂陵已行军几百里，长途跋涉使魏军士兵疲备不堪。齐军则早已至此，以逸待劳。两国交兵，齐国一举打败魏军，重创魏军。
桂陵之役魏国虽然被齐打败，但仍有一定实力，于是魏惠王召集逢泽之会，韩国竟然没有参加此会，这是魏国所不能容忍的。因此，魏惠王在逢泽会后大举攻韩，韩国战败以后向齐求救。齐威王命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率军攻魏救韩。魏惠王也派将军庞涓和太子申率领 10 万大军迎战。庞涓素来骄傲自大，孙膑利用庞涓这一弱点，令齐军佯做逃遁，采取“减灶”的策略，引诱魏军深入。孙膑则在马陵 ( 山东荷泽一带 ) 的险要地带设下埋伏，全歼魏军，庞涓自杀，孙膑从此显名天下。魏国元气大伤，独霸中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而齐国通过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以大国的姿态登上战国的政治舞台。
二.秦国的崛起
春秋时期的殽之战后，秦在强大的晋国的打击下，不能东向，转而向西发展，独霸西戎。 三家分晋之后，强大的魏国又进一步攻取秦国最肥沃险要的河西地，使秦处于更不利的地位。秦孝公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魏国的强大不仅限制了秦国的发展，而且严重地损害了秦国的利益。秦、魏之间的斗争，水火不能相容。 当魏国全力与东方的齐、赵等国斗争的时候，日益强盛的秦国当然不会放弃侵袭魏国的机会。商鞅将兵以伐魏，魏派公子卬以迎敌。两军对垒，商鞅派使者对公子欢说：“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信之，前去与商鞅会盟，商鞅暗伏甲士以虏公子卬，遂破魏军。 秦还攻陷了魏的河西重镇少梁 ( 今陕西韩城县 ) ，又渡河攻陷魏旧都安邑，严重地打击了魏的西部地区。魏国在秦国的打击下，被迫迁都大梁。从此在与秦国的斗争中，处于被动状态。商鞅也因此封于商 ( 今陕西商县东 ) 。但此时，秦国的力量还不足与魏抗衡，只是利用魏在东方与齐、赵战争之机，对魏袭击。而当魏稍得喘息，认真对付秦时，秦国立即讲和，认为“以一秦抵大魏恐不如”，并即派公子少官参加魏惠王主持的逢泽之会。
秦孝公死后，惠文君即位。惠文君立后，车裂商鞅，以泄私愤。商君虽死，但其法仍施行于秦。公元前 330 年，秦公子邛在雕阳 ( 今陕西 鹿阝 县 ) 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龙贾，斩首 8 万，迫使魏国献出河西地。次年，秦军又渡过黄河攻占了魏国的皮氏 ( 今山西河津西 ) 、汾阴 ( 今山西荣河北 ) 、焦 ( 今河南陕县南 ) 和曲沃等地。秦惠文君与魏惠王相会于应 ( 今河南鲁山 ) 。魏慑于秦的压力，于公元前 328 年纳上郡 ( 今陕西绥德一带 )15 县于秦。至此，秦终于打败魏国，扫清障碍，向东发展。
三、合纵连横格局的出现与五国伐秦的失败
秦惠文君十年 ( 前 328 年 ) ，魏人张仪来到秦国，被任为秦相。公元前 325 年，秦惠文君称王 ( 是为秦惠王 ) ，并于公元前 324 年改元称元年。这时秦国国力昌盛，有“并吞八荒”之心，张仪入秦，奔走呼号，大倡连横之说，拆散东方诸国联盟，游说各国事秦，声称这样才能免受秦国的威逼征伐，以求安宁。张仪是自商鞅以后，对秦国的发展扩张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
合纵、连横的政治活动是并行的。魏人公孙衍，号犀首，乃是合纵的倡导者。合纵，即号召山东六国联合，以抵抗秦国的蚕食和吞并。 合纵、连横的轴心之国是魏国，魏国都于大梁，地处各国之间，交通便利，是各国攻伐征战的必经之地。魏只有依靠与诸国合纵才能生存，而秦只有拉住魏国，建立连横，才能抽去合纵的核心而拆散合纵，所以魏国始终是合纵、连横的焦点。张仪来到魏国，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境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韩、楚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最初，对张仪的游说，魏襄王不肯听，认为“秦岂能有爱于我哉 ? 兵不来除道，何为以说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迷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无忧哉 ? ” [54] 张仪见此，暗暗使人到秦国，让秦攻魏，魏国大败。于是魏国“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效河外。”魏献上郡 15 县于秦。
魏、秦连横，张仪相魏。张仪相魏，实利秦国，欲一摇而动天下，使各国仿效魏国与秦连合。 与此同时，公孙衍、陈轸等主张合纵的政治活动家也积极地策划于密室，奔走于廊庙，大倡合纵，以制张仪抗强秦。他们代表各国的利益，纷纷登场，往来于六国之间，游说各国国君合力以抗秦。他们陈明观点，晓以利害，使这些国君知道只有联合抗秦，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得以生存。合纵与连横，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秦国逐渐发展强大后，对山东六国构成威胁。在公孙衍、陈轸等人的奔走组织下，齐、楚、韩、赵、魏五国联合起来，以伐秦自保。 “五国攻秦”之役，由于与秦作战的只有韩、赵、魏三国，所以当三晋联军打到函谷时，秦出击，三晋战秦不胜退回。次年，秦庶长樗里疾与三晋联军战于修鱼 ( 今河南原阳 ) ，秦大败三晋联军，消灭 8 万多人。
第一次五国合纵伐秦，由魏国发起。楚怀王虽为五国合纵伐秦的纵长，但在攻秦战役中并不卖力，合纵攻秦的五国心又不齐，各怀私心，所以这次五国伐秦之役以失败告终。
四.楚国由盛而衰
“五国伐秦”之役以后，秦国对韩、魏加紧进攻。公元前 313 年，秦在雕阴击败魏将龙贾的四万五千士卒，魏的河西地尽入于秦。次年，秦又攻取了魏之汾阴、皮氏和焦。魏的上郡 ( 丹、鹿阝延、绥等州北至固阳 ) 尽入于秦。同年，秦又与韩发生了岸门 ( 今河南许昌西北 ) 之战，大败韩国，迫使韩国向秦屈服，秦、韩、魏结成暂时的联盟。
“五国伐秦”之役中，齐、楚并未积极参战，在韩、魏被迫向秦靠拢时，齐、楚也相应地结成了联盟。 秦国在逐渐强大之时，开始有并吞天下之心。特别是当秦攻灭了巴蜀之后，认为“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秦认为必须拆散齐楚联盟，方能打击、削弱楚国。为了离间齐、楚关系，秦派张仪前往楚国。秦假意要把侵占的楚的商於之地六百里归还于楚国，其条件是楚必须闭关绝齐。商於之地是秦、楚之间的军事要冲之地，楚怀王听说无举兵之劳而复得商於之地，非常高兴，马上派人到齐去宣布绝交，另外派使者到秦接受土地。 楚使者跟随张仪到达秦国后，张仪佯装从车上跌下来受伤，称病三月不出，楚使者不能得到土地。这时，楚国仍然没有意识到已受秦国的欺骗。楚怀王道：“以吾绝齐为尚薄邪 ? ”乃派一勇士宋遣前往齐国以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彻底与楚绝交，并与秦结成盟国。 当秦得悉这一情况后，张仪才出见楚使者。秦国毁约赖地，对楚使者说：“子何不受地， 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使者将此消息归报楚王。楚怀王才知受骗，但与齐绝交，且辱齐王，绝之甚深，楚悔之已晚。楚怀王大怒，在毫无准备、又无外援的情况下，对秦发动进攻。在丹阳 ( 今汉中地区 ) ，秦人大败楚军，斩甲士 8 万，生俘了楚大将屈、裨将军逢侯丑，楚“通侯、执圭死者七十余人。”楚怀王又尽发全国之兵袭秦，战于蓝田 ( 今陕西蓝田县境 ) ，又大败。秦国完全占领了南郑、汉中地区。 接二连三的疆场惨败，使楚国闻风丧胆。公元前 299 年，秦昭王在连破楚军后，又投书楚怀王，要与其会于武关 ( 今陕西西安东南 ) ，以结盟好。楚怀王见秦王书，犹豫不决，前去，恐见欺；不去，又恐秦怒。楚怀王怀着恐惧的心理前往武关会秦王。秦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冒充秦昭王，待楚怀王一到，则闭武关，劫持楚怀王西至秦都咸阳。秦昭王态度傲慢，对待楚怀王如同藩臣，威胁他割巫、黔中二郡与秦。楚怀王想先结盟，秦则要胁他先割地后结盟。楚怀王大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遂坚决拒绝秦国。秦国也因此扣留了楚怀王。 楚国无主，国内不安。公元前 298 年，楚将昭睢赴齐接太子横。齐湣王与其相乘机要胁楚国，如接太子，需割送楚的下东国 ( 今淮北一带 ) 与齐国。昭睢答应了齐国的条件，迎回太子横，立为王，是为楚顷襄王。 秦得地不成，而郢都又立新王，使秦的企望破灭。秦昭王大怒，即刻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 5 万，攻取楚国的析 ( 今河南内乡西南 ) 等 15 城，秦国逼近了南阳盆地，这是一个直通楚郢都的要塞地区，楚国一片恐慌。 次年，楚怀王从秦逃出。秦立即派兵封闭通往楚的各条道路。怀王从山路绕道赵国，赵不敢收纳。怀王又想往魏国，被秦兵捉回秦国。楚怀王悲愤交加，遂发病，客死于秦。 公元前 280 年，秦将白起攻取了楚国的鄢邓二城，公元前 278 年，白起又攻取了安陆（今湖北安陆县），继而攻破了楚国的郢都（今湖北荆州）。秦以郢为中心，建立南郡。 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散，遂不复战。楚国贵族除一小部分通过水路退居江南长沙等地外，大部分贵族随楚顷襄王仓皇逃往陈城 ( 今河南淮阳 ) ，迁都于陈，故陈城又称郢陈。 这一次战争，楚国失去国都以及江汉流域的故地领土。楚国的上国之兵及保卫国都的王室主力被击溃，楚遭到沉重地致命打击。从此，楚国的盛世成为历史，楚国开始走上衰败灭亡的道路。
4）齐赵削弱期 前285—前260
一.燕国破齐
公元前 288 年，秦与齐相约称帝。秦昭王在宜阳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后来，在诸侯国的激烈反对之下，秦、齐又被迫放弃帝号，说明秦尚未有压倒诸国的力量，称帝条件还没有成熟。 公元前 286 年，齐湣王与楚、魏伐宋。腐朽而虚弱的宋国不堪一击，宋王偃出逃，死于温。齐、楚、魏三分宋地，齐国得到的最多，占有宋的大部分领土，齐国势力大大增强。齐似乎有吞并天下之志，诸侯各国都感到威胁，天下共同攻齐的形势出现了。
公元前 284 年，秦、魏、韩、赵、燕五国伐齐。燕国经过 28 年的准备，民殷国富，士卒勇战。五国攻齐之时，燕乐毅率兵参战，并成为战争的重要指挥者。齐军很快被击溃，各国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秦得定陶，魏占故宋，赵取济西，楚国也得到了淮北之故地。各国相继罢兵，而燕国遣返了诸国军队，率师长驱进入齐国都临淄，尽取齐国之重宝，焚烧齐之宫室宗庙。半年之间，燕攻下齐国 70 多座城市，除聊、莒、即墨外，齐城皆属燕国。齐国遭到了毁灭性地打击。 六年之后，齐国在将军田单的率领下，进行反攻，一举赶走燕国军队，恢复了齐国。齐虽复国，但复国后的齐元气大伤，永远失去了强国的地位。
二、秦与韩魏的伊阙之战
秦昭王时期，魏国贤士范睢在魏受到迫害，几至於死，逃到秦国以见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秦昭王任范睢为相，开始进攻韩、魏。
公元前 294 年，秦昭王首先派将军向寿伐韩，攻取了韩的武始《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在河北邯郸县西南 ) ；派左更白起攻新城 ( 今河南伊川西南 ) 。在此时，魏亦感到恐慌，于是派军队与韩一起守卫伊阙 ( 今洛阳市南 90 里，即龙门 ) 。公元前 293 年，秦将白起与韩、魏大战于伊阙，斩韩、魏士卒 24 万。韩、魏惨败。秦俘获了魏将公孙喜，并攻获魏国五座城池。
伊阙之战，秦斩杀了 20 多万韩、魏的精壮之士，韩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伊阙战后，魏国把河东四百里割给秦。秦在战国初年曾得到河西地，而至此又得到了河东，而且还攻拔魏国的众多城池。从此，魏国灭亡之势已成。
伊阙之战，韩国同样遭受惨重的打击。以后，秦攻战韩的城皋、荥阳、上党郡。韩国已沦入秦的掌握之中。 伊阙之战，韩、魏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在秦国的猛烈进攻之下，韩、魏毫无还手之力。大量城池被秦攻占，韩、魏只好割地求和以苟延残喘。
三、秦、赵长平之战 赵惠文王时 ( 公元前 298 年～前 266 年 ) ，赵任用乐毅为相，蔺相如为上卿，廉颇、赵奢为上将，君臣和睦。其士卒又经过胡服骑射的训练，成为当时诸侯各国中最先进的军队，可谓兵强马壮，成为秦国兼并过程中最强的敌手。
公元前 270 年，赵在阏与 ( 今山西和顺 ) 大败秦军，大大挫伤了秦国的锋芒。秦国意识到，如果想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必须击败赵国。 公元前 262 年，秦攻取了韩的野王 ( 今河南沁阳 ) ，把韩的的上党郡与韩国本土隔绝开来。韩国恐惧，割上党郡向秦求和。上党郡守不愿降秦，反把上党 17 县献与赵国。 秦国因上党郡守不降秦而降赵，大怒，派白起、王齕进攻赵国。赵派廉颇迎敌。秦、赵双方在长平 ( 今山西高平西北 ) 展开了自战国以来空前的大战。廉颇是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家。秦、赵在长平相持三年，秦军终不敢前进。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撤回了廉颇，派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赵括一反廉颇的军事布置，更换军吏，对秦军全面出击。秦将白起佯装败走，然后纵奇兵，绝粮道，两路夹击赵军，赵军被围，绝食四十多天。赵军数次出击，均不能突出重围。赵括亲自作战，被射死。公元前 260 年，赵军 40 多万士卒败降于秦。由于赵军曾经受过胡服骑射的训练，多为英勇善战之士，白起害怕赵卒复为赵国所用，于是灭绝人性地将 40 万赵卒活埋。赵国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其国力大大地削弱了。
长平之战，秦国的损失也是惨重的，“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而秦王却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于公元前 259 年，又兵围赵都邯郸。赵国经长平之战，赵人之死者不得救，伤者不能疗，涕泗相哀。秦坑赵卒 40 万，赵人对秦国再也不存任何幻想。当秦军攻伐邯郸之际，赵国人民作了英勇的抵抗。与此同时，魏国信陵君无忌窃兵符以救赵国，楚国春申君黄歇也派将军景阳率大军救赵。在赵军、魏军、楚军的夹击下，秦军大败。秦将郑安平以 2 万人降赵，这是秦自阏与之战后的又一次大败。
邯郸之役的胜利，使战国晚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战役把各国又联系在一起，使秦国暂时放松了对东方的进攻，减轻了山东六国的压力。但山东六国并没有乘强秦的暂时失利而休养生息，励精图强，而是又隐入互相争战之中。楚向北灭鲁，魏乘机灭卫，燕国认为“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于是起二军，车二千乘以伐赵。“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赵又起用廉颇为将，破杀燕军，虏燕将军乐间、卿秦。秦、赵战争，使兼并战争后期唯一能够对秦起抑制作用的赵国被削弱，再也无力与秦抗衡。
5）秦统一六国 前259至前221
公元前 246 年，秦王政即位，是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名义上的周天子也不存在了，秦国的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事在必然了。
山东各国也已清楚地看到，秦攻伐不已，自己迟早会被灭亡的。公元前 241 年，山东各国又相谋合纵，为了保护自己，再做一次努力。这次合纵以楚考烈王为纵长，春申君负责具体的指挥。 然而，此时山东诸国的情况已不能与战国前期相比了。秦在与诸国战争中采取杀伤有生力量的措施，使诸侯各国元气丧失殆尽。公元前 293 年，秦与韩魏伊阙大战，秦将白起斩韩魏士卒 24 万，并攻占 61 座城，魏割让河东地四百里，韩割让武遂地 200 里。公元前 274 年，秦攻至魏国大梁城下，斩魏卒 4 万，攻占四城。公元前 273 年，秦攻三晋，斩首 15 万。 公元前 312 年，秦与楚有丹阳之战。秦人败楚，轩楚甲士 8 万，俘虏大将屈丐等。公元前 300 年，秦复攻楚。楚军死者 2 万。公元前 260 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为了消灭赵国的有生力量，使经过胡服骑射训练的赵卒不再为赵所用，坑杀赵降卒 40 万。在前后 30 余年的时间里，就大战被斩首山东壮年男子将近 100 万，如果连同小型战争计算在内，则 100 万之多，严重地摧毁了这些国家的有生力量。因此，这个时期诸侯列国的合纵伐秦，犹如群羊围攻猛虎，其失败是必然的。当诸侯兵至函谷关时，秦国出兵，山东各国也就不战而退，相继败走了。
公元前 238 年，秦王政 22 岁，在雍蕲宫举行加冕礼，亲政。他就是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秦王政、肃清了嫪毐、吕不韦等内部的反对势力，把政权完全控制自己手中，为秦国荡平宇内，并吞八荒扫清了道路。
秦的统一战争始于灭韩。公元前 230 年，秦派内史腾进攻韩，俘虏了韩王安，尽收韩地。秦国得韩地而置颍川郡。
公元前 229 年，秦派大将王翦、杨端和率兵伐赵，这时赵国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如李牧、司马尚均为名将，而且赵卒又经过胡服骑射的训练，故秦军攻赵不下。秦人乃使反间计，贿赂赵国宠臣郭开，诬李牧、司马尚将要反叛，赵王听信谗言，派赵葱及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李牧急赵国之所急，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拒不交出兵权，赵王竟然让人杀掉李牧，废除司马尚。公元前 228 年，秦军攻赵，杀赵葱，败颜聚，俘虏了赵王迁，赵国灭亡。赵公子嘉率其族人数百奔代郡，自立为王。代王与燕联合以自守御秦。
公元前 227 年，秦军以不可抗拒之势，席卷六国，燕国君臣一片惊慌。燕太子丹派出刺客荆轲，前去刺杀秦王。荆轲带上秦国逃亡将军樊于期的人头 ( 樊于期自刎，将首级献上，以助荆轲 ) ，还加上督亢 ( 今河北涿县东南 ) 的地图为礼，以秦午阳为辅，前去秦国，共行大计。结果，荆轲行刺未遂被杀，计划落空。 荆轲刺秦王的失败，更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公元前 226 年，秦王大举攻燕。秦大将王翦破燕都蓟城 ( 在今北京市一带 ) 。燕王及太子丹率其余兵走保辽东。秦大将李信追之，燕王被迫杀太子丹以献秦。当时正值辽东大雨雪，秦军无法前进，于是退兵。
公元前 225 年，秦大将王贲包围魏都大梁，掘开圃田泽水以灌大梁，三月后城坏，魏王假出降，魏国灭亡。
秦在灭了三晋、燕以后，挥兵南向，进兵楚国。公元前 223 年，秦灭楚国，设立九江郡、长沙郡。秦又以楚地为基地，南征百越之君。公元前 222 年，秦降服越，设立会稽郡。 公元前 222 年，秦又派王贲率大军进攻燕，俘虏燕王喜，燕亡。王贲回军途中，攻代，俘虏了代王嘉，赵国最后灭亡。次年，秦兵挥军向南攻齐，俘齐王建，齐国灭亡。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从秦灭韩起，共用 10 年时间，秦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战国封建割剧局面结束，一个新的封建的中央专制主义的秦王朝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
五.春秋战国的思想文化和科技
一 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
1、春秋时期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统治者都看到民的作用，知道如果没有民的支持，贵族的统治就会崩溃。有识之士看到民的力量，因此产生了重民思想和民本思想。《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先秦史籍中记载有关民本思想的内容，比比皆是，说明春秋时期我国思想界已经把民看得高于神了。这种重民思想相对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思想当又是一个进步。
把民看高于国君、高于社稷，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思想，表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对“民”的重视。民是国之本，这种民本思想是可贵的。
2、唯物辩证思想的产生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周天子地位下降，日益衰微，而诸侯大国迅速发展，成为霸主国，如齐、晋、楚、秦等。诸侯国内的一些旧贵族也沦为下层平民，甚至奴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就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这种思想具有朴素的辨证法因素。
春秋时期，无神论和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皆已产生。人们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两个
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些对立的方面是相互转化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这些思想表明人们对事物、对社会认识的深化，代表当时社会的先进思想。
3、巫术思想
春秋社会出现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和无神论的思想，但也同时存在着迷信的巫术思想。
祭祀在春秋时期非常盛行，号称“淫祀。”信巫鬼，重淫祀，还是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的主导意识。
解放前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战国时期楚帛书，计有九百余字，分为《四时》、《天象》、《月忌》三篇。这些篇的内容就是论述天象灾异的。楚国贵族将天象灾异的学说写在帛书上，并藏在墓穴中，说明战国时期楚国巫术思想的盛行。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有用羊判案的情况。《论衡•里应》云：“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不触。”这种以羊断狱诉的做法，荒唐之至，应是受巫术思想的影响。
春秋时期的人们在每逢大事之前要行占卜，也是当时重要的社会习俗。这种现象和习俗是受巫术思想的影响而出现的。
4、道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老子
道家学派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与儒家思想互相补充，对中国历代王朝起过重要的作用。 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是老子。《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史也。”老子是陈国思想家。他掌管周王室的图书典籍，是北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不能算做楚国思想家。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治国方式。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有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幅原始公社复归的蓝图，老子不满意当时的社会现象，在反对大国侵略小国的基础上，产生了恢复原始公社的理想。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统治阶级应无为，不要折腾老百姓，老百姓才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老子主张天下“均平”，反对社会上出现的贫富分化，他说：“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反对上下尊卑贵贱的礼，主张人人平等。他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老子反对战争。他说：“夫乐杀人者，则不以得志於天下矣。”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
老子认为世界上有一个万物之源的本体“道。”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 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道，本来是道路的意思，引申为法则。老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之源。道，是精神的。老子的哲学思想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老子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它揭示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括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是对立的统一。这是人们对世界认识深化的表现。
5、儒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孔子
儒家学说是先秦时期形成的。自西汉至清朝，它一直是封建王朝正统的理论和统治思想，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之大、之深、之长久都是空前的。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我国伟大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理论。唐宋元明清时期，儒家经典是封建社会科举入仕的必考科目。孔子被历代封建王朝尊为“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 ( 今山东曲阜 ) 人，名丘，字仲尼。孔子的祖先是宋国 ( 今河南商丘 ) 人，其祖籍采邑在今河南省夏邑县。孔子先祖弗父何是宋襄公的长子，没有继承国君位，让位给弟弟厉公。弗父何成为宋国的公室贵族。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在宋国被华督所杀。
孔氏在宋国衰落。孔父嘉生木金父，金父生夷，睾夷生防叔。防叔为避华氏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梁纥生仲尼。孔氏一家是避祸奔鲁的，在鲁国属低等贵族。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他的青少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故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自少年热爱学习，又出生在礼乐之邦的鲁国，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孕育了孔子。孔子曾周游列国十四年，到过卫、宋、郑、陈、蔡等国，宣传他的学说和主张，晚年回到鲁国，讲学著书。 73 岁而终于鲁国。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和“仁。”《论语•颜渊》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人而不仁，如礼何 ? 人而不仁，如乐何 ? ”礼，仁皆孔子思想的核心。
礼，就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礼，是调节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制度。在礼制的指导下，国君和臣下，贵族和平民都要人为地划出等级。根据这种等级身份地位的高下，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地位低下，自然就较少的占有社会财富。
孔子主张以“仁”治国。仁者，爱人也。孔子要求统治者要爱护百姓，以仁政治国，反对苛政。
孔子主张选贤任能，主张廉政、仁政。这种仁政思想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具有民本主义因素。
孔子对道德有极深的理解和思想，他的许多有关道德的箴言成为我国几千年恪守的原则。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夫人之道，忠恕而已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等。孔子所提倡的伦理道德、重义轻利、宽恕忠信、敬老爱幼、乐于进取，恭、宽、信、敏、惠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态和理想人格。孔子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也激励着中国历代志士仁人去建功立业，英勇奋斗。孔子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他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局面，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使学移民间。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他所教的课程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项基本技能。孔子在教育实践中，对教学有着深刻的见解。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些是我国几千年教育思想的精华。孔子在我国教育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6、兵家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孙子
我国先秦时期研究兵学的理论有《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其中以《孙子兵法》最为有名，并具有代表性。
孙子，名武，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是齐田敬仲完的六世孙，因其祖伐莒有功，赐姓孙氏，食采乐安 ( 乐安，一说在今山东省惠民县，一说在今山东省广饶县 ) 。后来齐田氏、鲍氏为乱，孙武奔吴，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庐，得到吴王的赞赏。
孙子主张战争必须是有道之战，方能取胜。他认为，战争必须“唯民是保。”不用战争的方式，而达到和平，这是战争的最上策。《孙子兵法•谋攻篇》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即战争不以攻破敌的国家、歼灭军队为目的。战争的目的是通过战争达到和平，因战争中任何一方的伤亡都是“民”的伤亡。这种以民为本的军事思想在历史上有深远的意义。
《孙子兵法》是一部具有成熟的军事思想的兵书，它揭示了战争的规律，有明确的主导思想，并且还含有丰富的哲理。孙子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在战争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将帅在战争中，兵之所向，要向水流趋下一样，向敌薄弱处进攻。《孙子兵法•虚实篇》云：“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行避实而击虚。”战争中不仅要了解自己，也要了解对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认为，战争是人的行为，绝不能依赖任何迷信。他说：“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不相信卦象卜筮，不相信鬼神，不相信类推，而只相信人。孙子的军事思想含有丰富的哲理，含有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7、春秋时期的史学及其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历史的记载。自从有文字开始，中国人就开始记载自己的历史，并追述文字产生之前的历史。
春秋时期，诸侯国均有了自己的国家政权机构，同样也拥有了自己的史官系统。如齐国有太史、南史；晋有太史董狐、史墨等。又《史记•孟尝君列传》云：“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这条史料说明，当时诸侯国中的一些达官显贵亦有自己的“侍史。”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皆有自己的史官以记载本国历史。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史书多已失传，当被秦火焚之。至今传下来的鲁国《春秋》，即今之《春秋经》。
中国史学有严肃的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权臣崔杼杀齐庄公，但崔杼不愿有弑君之名，求太史不要在齐国史籍上记载此事。齐太史不听，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太史与其弟为了能写信史，接连死亡。史官为能续写信史，不怕杀头。崔杼面对史官们的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不得已才不杀太史的弟弟。与此同时，南史听说“太史尽死”，也准备前去续史，听说史书己续，才回去。中国史官这种不畏牺牲、不畏强暴，凭着史学家的良心，秉笔直书历史的真实，开后代直笔史书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也记载晋国大史董狐不畏晋国正卿赵盾的权势，秉笔直书“赵盾弑君”，并“以示于朝。”孔子认为“董狐，良史也。”
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巨著《史记》的撰写中，以信传信，以疑传疑。汉代的刘向、扬雄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中国先秦时期至汉代的史学是严肃的，具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
7、科技的发展
天文历法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而天文历法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自石器时代就开始了，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天文学已有相当的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采用三种历法，即三正：夏正、殷正、周正。《史记•历书》云：“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正以十一月为岁首。“春秋时，晋国用夏历，其他各国都用周历。战国时，魏、赵、韩三国沿用晋的夏历。”
医学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身体和疾病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并在诊治疾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医经学派认为，病是由于自身的阴阳不调所起，但用箴、石、汤、火、药即可医好。《汉书•艺文志》还记载有“经方”，即疾病和治疗该病所用之“方”，云：“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汉书•艺文志》所记的“医经”与“经方”，是对先秦医学的总结。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不仅已经认识疾病的原因，而且有了医治疾病的能力。第五章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变法与兼并战争
二 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科技
一、学术思想领域的“诸子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我国思想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周天子东迁雒邑，地位衰微，诸侯霸主国兴起。为了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各诸侯国相继改制变革，以谋求富国强兵。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已转变更为残酷和激烈的兼并战争。为了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的需要，诸侯各国都争用贤能之士。 诸侯国君的礼贤下士，无疑给贤能之士一个上升的机会，并造成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诸侯国君为了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他们不惜重金，招纳天下的贤能之士为自己所用。知识分子成为诸侯国君最欢迎的人物，於是一些下层的“士”，开始刻苦攻读，总结历史经验，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著书撰文，陈明自己的观点，大批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代表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发表演说，以求他们政治理想得到实现。我国思想史上的出现一个最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道、墨、农、兵、名、阴阳、法等。在这个时期，先秦思想家们从探讨治国治民的理论，到研究国家的产生与形成，探索宇宙人类的起源，对世界、社会和人生都进行深刻的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以其博大精深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墨家和墨子 墨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是宋人。墨家学派是先秦时期很有影响的学派。墨家学派是手工业者利益的代表。
墨家学说最重要的思想是“兼爱”、“非攻。”“兼爱”，就是要人与人互相亲爱，不要互相仇视。“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反对大国对小国的侵略攻伐。
墨子有尚同的思想，“即令民与上同意也。”墨子还要求尚贤，墨子所尚的贤，不分贵贱，包括“农与工肆之人”，代表了下层小手工业者的呼声。
墨子主张节用、节葬、节乐，反对厚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厚葬表示不满。墨子作为一个平民阶层的学者，对贵族收括民财以奢侈享用，表示极大的愤慨。
在对事物的认识方面，墨子提出“三表法。”墨子提出的“三表法”认识论是客观的，唯物的，就是用古代圣王治国治民的史实，用国中百姓对国君所实施政策的看法，并观察现行政策是否对人民有利，来判断政策的正确性。“三表法”，就是判定事物的三个原则。他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提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道家和庄子 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曾为漆园吏。”庄子象老子一样，主张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有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庄子鄙视富贵，对上层贵族统治者表示极大的愤慨，并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和鞭挞。庄子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明晰的思辩，他把先秦时期的唯心主义发展到高峰。他也认为，天下万物生于道，道是万物的本体，但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的。他认为，世上万事万物出于一个源。一个物被破坏，但它又成为一个新的物体。而每当一个新物体形成，它必将破坏一个旧物体。即事物的成与毁，皆归于一，但是，只把事物看成循环往复的变化。把事物看成循环往复，复通为一，而没有看见事物的发展，这是庄子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老子和庄子皆是代表小国贵族的思想家。他们反对侵略，鄙视富贵，主张均平，反对压迫。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主张小国寡民，公社复归，并主张实行愚民政策，不尚贤，反对儒家提倡的礼制。从主流上说，老子、庄子都是反封建压迫的哲人。在哲学思想上，老子、庄子都认为天下万物出于道，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他们都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庄子是我国最早提出完整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学者。
儒家与孟子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孟子。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鲁国邹 ( 今山东邹县 ) 人。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受业于孔子的学生曾子。孟子是孔子的四传弟子。孟子一生与孔子有相似之处，他 3 岁丧父，是在慈母仉氏的教育下成长的。
孟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即王道政治。 孟子主张给百姓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 让人民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孟子反对战争。他说：“春秋无义战。”孟子认为，那些热衷于战争者都应受刑。 《孟子•尽心下》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之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孟子把民看得最重，其次为社稷，再其次为国君，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把“民”看得高于国君，在我国思想史上是一个灿烂的火花。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是继孔子以后儒家学说的奠基人，被后世尊为“亚圣。” 儒家学说以等级为内容的礼制思想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是维护王权的理论；但其主张仁政治国及王道政治，具有深刻的人民性。
除孔、孟外，先秦早期儒家，还有孔子弟子曾子的仁孝思想，子思的中庸思想及以诚为本的思想，亲亲尚恩的思想，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荀子 荀子本是儒家学派的后裔分支。 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法家学者韩非和李斯的老师。荀子是承儒启法的重要思想家和学者。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荀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曾三次为“祭酒”，是当时地位很尊的学者。他晚年在齐受谗，至楚国，春申君任之为兰陵令，终死在兰陵。
荀子认为，礼、法都是治国治民的根本。荀子主张维护等级制度，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 他认为一国之内，君主必须实行集权，不准有分散国君权力的情况出现。
荀子主张以礼治国，隆一而治，王权集中，天下必分贵贱之等级，这正是礼制的内容，并带有法家思想的倾向。
荀子主张尚贤。
荀子具有民本主义思想。他认为对待百姓，应“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 荀子认为，以民为本，才能国富君安。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主张人性恶。
荀子思想最光辉的是其唯物主义思想。《荀子•王制》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也就是说，在世界上先有天地等物质，才有礼义等制度和道理。物质是形成万物的基础。 荀子认为，天，即大自然有自己运行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的。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之规律是任何人不能改变的，但人们可以利用这种规律去改造自然。
“制天命而用之”，是荀子的又一个光辉的哲学命题，表现人类战胜自然的意志和魄力。荀子不迷信，不相信灾异，认为天行有自己的规律，人可以利用这种规律，使之为人服务。这在战国时期是最进步的思想。
在认识论方面，荀子认为，认识事物必先用目、耳、口、鼻、体等得到最初的感性印象；然后再用心去综合分析这种感性认识，从而得到较全面的理性认识。在综合分析时，要不受故、欲、恶、始、终、远、近、古、今、博、浅等现象与感觉的蒙蔽干扰，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在对事物的观察、了解过程中，从学习到参与，才能真正了解事物得出正确的结论。荀子的认识论是正确的、唯物的、科学的。
法家韩非子 法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学派。战国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多是政治家，如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他们在诸侯国中为卿为相，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政治制度的实施。战国中期，法家思想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韩非子是这种思想和理论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韩国公子，曾与李斯师事荀卿，善著书。韩非子的《孤愤》、《五蠹》等传到秦国，秦王政见之，甚悦，乃急攻韩，索取韩非，韩王乃使韩非使秦。但是在秦国，韩非遭李斯、姚贾的谗害而死。
韩非子主张，国君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为了保证这种权威，韩非子提出国君驾驭臣下的“七术”，指出威胁国君权有“六微”和“八奸。”韩非子认为刑、德之权必需掌握在国君手中， 也就是说，国君必须牢牢握住生杀予夺之权。 韩非认为赏、刑必须严格依法。术、法皆是国君统治必须掌握的工具。
韩非子认为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国君用法，要不阿贵，不挠 曲，使智者不能开脱，勇者不敢争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在哲学思想上，韩非子与老子有共同之处。韩非子与老子一样，认为天下万物之本是“道。”韩非子赋予“道”更多的政治性。韩非子研究“道”，是为了让国君以知“万物之源”、“善败之端。”韩非子的哲学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
韩非子对世界的认识论方面是唯物的辩证的。他反对龟卜蓍筮。韩非子认为，把复杂的事物比较分析，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如何把对事物的认识转移到对人的认识，韩非子提出，国君必须烛私明察，不要只听其谈，而要观其行，责其用，全而考察，才能真正地得到人才，他的认识论是为政治服务的。韩非子的认识论是正确的，唯物的，其特点是与政治结合。
其他学派
阴阳学派的鼻祖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邹衍。邹衍因诸侯国君“淫侈，不能尚德”，才创立阴阳学说，企图惊动帝王，为帝王服务。邹衍提出了“五德转移”的学说。 “五德”，就是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所演绎的德行，即《尚书•洪范》所说的“五行。”邹衍把水、火、金、木、土演绎成五德，与朝代兴衰相附会。 邹衍认为，五德相胜相克，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五德的相胜， 是从一种物质向另一种物质的转变。每一种新的物质都在旧的物质中孕育产生，从量变到质变，逐渐代替母体，形成新物质。这实际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但是邹衍把五德相胜相克的理论与人世间王朝的更替变化相附会，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转移受五德转移相胜说的制约，从而使之具有了神秘的色彩，把“五德”相胜说推向了唯心主义。
名家是一个探讨名、实关系的学派。他们“控名责实，参伍不失，”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名家研究名、实关系，具有丰富的思辩性和逻辑性。
名家最有名的学者是公孙龙。公孙龙、赵国人。公孙龙反对战争，主张偃兵，兼爱天下。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反对暴政，具有儒家思想倾向。 公孙龙最著名的是“白马非马”的论点。公孙龙的另外一个哲学命题是“坚白论。”公孙龙认为，一个又坚又白的石头，人之目只见其白，手只能拊其坚。他说：“目不能坚，手不能白，不可谓无坚，不可谓无白，其异任也。其无以代也。坚白域于石，恶乎离 ? ” 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石头的坚、白性质，要目、手共同感觉，才能得出“坚白石”的结论。
孙膑，齐国人，生于阿鄄之间 ( 约当今山东荷泽一带 ) 。司马迁《史记•孙子列传》中认为孙膑是继孙武的后代子孙。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宾法》和《孙膑兵法》。孙膑曾为齐威王之军师。他创造的“围魏救赵”“减灶诱敌”等军事方略，显名于世，并著有《孙膑兵法》。其兵学思想与孙武相似，具有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孙膑更重视战争中的阵法、士气、选卒、维护军令的威严等。孙膑是继孙武以后我国历史上留下兵学理论的优秀军事家。
许行，战国时期楚人。他假托“神农之言”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许行代表农民提出“君民并耕” 的思想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在商业贸易方面，许行主张“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这种思想反映了农民对富商大贾欺行霸市，渔取重利的不满，反映了农民要求公平的市场交易的愿望。 许行主张君民并耕，反对不劳而获，表现了下层农民要求平等，反对剥削的理想。许行希望有一个贤明的国君，实施仁政，来实现他君民并耕的思想，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许行为代表的农家追求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是世外桃源式的幻想。但许行的社会理想，主张均平，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思想，闪耀着平等思想的火花，在中国思想史上是非常可贵的。
二、史学和文学艺术 《左传》是春秋战国史学的伟大成就。有人认为《左传》为春秋时期的瞽史左丘明所做。《左传》成书年代在战国，记载了上始鲁隐公元年 ( 公元前 722 年 ) ，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 ( 公元前 468 年 ) 计 255 年的历史。《左传》史实丰富，文辞优美、生动，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先秦历史的必读书籍。
《国语》亦是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文献，战国时成书。《国语》包括《周语》、《晋语》、《楚语》、《郑语》、《齐语》、《鲁语》、《越语》、《吴语》等。该书偏重于记载各国贵族的言论，属于《语》一类的书。 相传《国语》亦是丘明所著，它保存了不少春秋时代各国的史料，《国语》的成书亦在战国。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西汉刘向校勘整理。该书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的不同写本，皆是西汉宫廷藏书。刘向根据这些不同的写本，删去重复，重新编定为《战国策》，三十三篇，即今流传之本《战国策》，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战国时期的两种重要史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根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盗发魏襄王墓所得。《竹书纪年》记载了自黄帝至魏襄王二十年之事，成书在战国。《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游之事。书中说周穆王西游曾到过中亚，曾在昆仑山见到了西王母。此书虽带有神话色彩，但仍是研究古史的重要史料。
战国时期的诸子都是优秀的散文家。诸子的文章，思想开阔，语言生动，文辞多采，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庄子的文章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荀子语言生动，说理透彻；韩非子峻峭尖刻，锋芒毕露。如庄子用“望洋兴叹”的故事来比喻见认少而又自高自大的人，韩非子用“守株待兔”来比喻政治上的保守派。这些寓言寓意深刻，有极强的感染力。
战国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首推《楚辞》。《楚辞》是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所作。屈原是楚怀王的左徒，“博文强志，娴于辞令，”很得楚怀王的信任。其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嫉妒屈原，在楚怀王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免去屈原的官，将其流放。屈原被流放，初在汉北，后又放逐江南。楚国政治日益腐败，他悲愤之极，於旧历五月五日，投长沙附近的汨罗江而死。 屈原在放逐中，创作了许多优秀诗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二十五篇。其作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有《离骚》、《远游》、《渔父》、《卜居》、《九章》，是写作者被放逐后的苦闷心情，表现作者对故国强烈的热爱。第二类主要是《天问》，是作者在流放中，对自然界、古代史迹发问的诗篇。作者提出一百多个问题，诗中保留了古代的传说和史料，有相当重要的价值。第三类作品《九歌》，是作者利用楚地的神话、民歌写成的一组风格清新优美的抒情诗歌。 《楚辞》以其磅礴雄伟的气势，丰富浪漫的想象，优美清新的文采，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遗产。太史公说：“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又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诗人。 屈原之后，宋玉的《九辩》亦是抒情诗歌的文学杰作。战国时期，以《离骚》、《天问》、《九歌》为代表的楚国辞赋确实形成一个文学的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墓葬中都出土有编钟、石磬等乐器。这个时期的贵族家庭多有乐器，称为“钟鸣鼎食”之家。这些现象表明音乐已经走进了许多贵族的家庭，成为一种普遍的娱乐活动。《礼记•乐记》是一篇研究音乐的文章。该文研究了音乐的起源，是“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论述了音乐的作用、种类、意义等。《乐记》及《荀子•乐论》皆是研究音乐理论的学术著作。 先秦时期，凡有大事皆需行礼作乐。如战争有军乐，婚庆有喜乐，丧有哀乐等。中国自古就是诗书礼义之邦，音乐是先秦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
天文历法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生产部门。天文历法与农业有密切的关系。战国时期，我国的天文历法有进一步发展。
周烈王时，即公元前 370 年左右，我国出现四分历，包括《颛顼历》和《殷历》。四分历规定一年为 365 又四分之一天，十九年之中置七闰，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古罗马公元前 46 年曾创造《儒略历》，与我国的《颛顼历》相同，但要晚 300 多年。《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 [101]
在制定历法的同时，人们还注重气候和物候的变化。战国时期，根据黄河流域气候的变化，创立了二十四节气。如冬至、夏至、雨水、惊蛰、霜降、春分、清明等。这是我国古代人民的杰出创造，对于农业生产有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开始对天空星辰星象的观察与研究。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的东椁室出土一个漆箱盖。箱盖中心有用毛笔写的一个大的篆字“斗。”围绕“斗”一圈是用篆字写的二十八宿的名称。二十八宿名称按顺时针排列：角、亢、氐、方、心、尾、箕、斗、牛、女、虚、危、西萦、东萦、圭、委女、胃、矛、毕、此 ( 隹 ) 、参、东井、与鬼、酉、七星、张、翼、车。
《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昂、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这里不仅记载了二十八宿的名称，还记载了星宿在天空中的方位。
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记载，及《吕氏春秋•有始览》都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二十八宿的记载。
战国时期，有专门研究天象者。《史记•天官书》云：“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甘德，或曰鲁人，或曰楚人；《集解》引徐广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正义》曰：“《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则是魏人。后人二人的书合在一起，称之为《甘石星经》。该书测定恒星 120 颗，记录了这些恒星的赤道坐标，并绘成星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1973 年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其中有一部《天文气象杂占》，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该书绘有二百五十幅云气、彗星、恒星的图象，其中有二十九幅是绘有各种形状的彗星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天文学已有很高的成就。史书上不仅记载了天象、灾异等，并对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都有了一定的研究。
医学
战国时期的扁鹊，号称神医。扁鹊是齐人，曾师事长桑君，得长桑君秘传禁方，能知人体中五脏之症结。《史记•扁鹊列传》记载，扁鹊过虢时，虢太子暴卒，体温尚存。扁鹊让弟子子阳拿来针和砥石，针灸虢太子的穴位三阳和五会。过一会，太子复苏。扁鹊又让弟子子豹配药，以温湿巾拭药熨太子胁下，虢太子起坐；又服两剂药，虢太子康复。这就是历史上流传的扁鹊起死回生之术的故事。
《扁鹊列传》云：“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扁鹊是一个妇科、五官科、小儿科全能的医生。
扁鹊还是我国中医脉胳学的创始人。他重医不重巫，“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102] 扁鹊所创立的中医学是科学的，他的“望、闻、问、切”的诊疗方法至今仍是我国中医诊断的重要手段。扁鹊过秦时，秦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及扁鹊，派人杀了这位绝世名医。扁鹊死后，他的医术传给后人，对我国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技术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有许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被总结，并上升至理论，结集成学术性的著作。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有许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被总结，并上升至理论，结集成学术性的著作。 《周礼•冬官•考工记》就是记载周代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著作。根据《考工记》的记载，当时的生产部门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墨家学派是小手业者及小商人的代表。在生产中，墨家已总结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知识，保留在《墨子》中。《墨子》记载了许多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包括对力学、光学、几何学都有所认识，并对这些现象和学问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这是古代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表明了我国先秦时期的科学水平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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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xi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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