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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的某种“妖魔化”，方孝孺因遭灭门十族而饱受非议，乃至有“莫须有”之嫌，齐庆民《冷血方孝孺》（2007年1月《书屋》）一文堪称“代表作”，笔者略商榷如下。
据《明史》所书，朱棣篡位侥幸成功，尚有诸多原因。削藩之议，燕王竟置于最后，于是得以蓄谋抗旨，且使诸王与之同恶相济，岂非朝廷失策？朱棣二子质于京师，而建文帝纵之归燕，朱棣不必投鼠忌器，奸谋遂发。倘若二子遭囚，篡位又有何用，朱棣难免束手就缚，从而消患于未然，天下幸甚。李景隆丧师辱国，尤于北京将陷之际，忌他将之功而停战，于是功败垂成，生灵涂炭，罪莫大焉，有者多劝诛之以肃军威，而帝枉法徇亲，终遭出卖，可谓，咎由自取。魏国公徐辉祖齐眉山大捷，骁将张玉战死，燕军魂飞魄散，帝却令班师，纵虎归山，如关羽华容道之谬。刘璟知兵，弈棋不让燕王，太祖赞曰“真伯温儿也”，因属“外人”，终不见用。
由是观之，建文帝之败，远非朱棣所向无敌，而是前者少不知兵，妇人之仁，任人唯亲，用非其人，不啻将帝业拱手相让，岂忠良如方孝孺辈之过哉？项羽武夫，亦知楚汉纷争，天下汹汹，祸根即刘、项势不两立，故欲汉高祖与之“单挑”以息天下之兵，救黎民于倒悬。自古“擒贼先擒王”，今日则有英美入侵伊拉克的“斩首行动”。朱棣谋逆，十恶不赦，祸国殃民，而帝尚尊之为叔父而不敢行天诛，实愚不可及，范增所斥项羽“竖子不足与谋也”，无异“农夫与蛇”，何足惜哉？客观而言，建文帝充其量太平天子而已，实乏勘乱之才也。
李景隆身为皇亲贵戚，名将之后，颇知兵书，受任于老将耿炳文失利之际，并无不妥，错在建文帝刑赏不立，知人不明，自取灭亡。若方孝孺未曾替李景隆文过饰非，逃避国法，不知其何罪之有？
朱棣造反，数年无功，不知计所从出，因太监叛归，颇知京师空虚，于是提兵南下，孤军深入，并无成算，堪称危道，实乃破釜成舟，孤注一掷，以死求生，因为攻城掠地以争天下，已被证明为绝路一条。在此危急关头，若建文帝弃城而逃，则大势人心顿去，未免正堕入朱棣奸计。所谓兵败如山倒，“长征”险恶，更易为敌追歼及叛臣所弑。可见，方孝孺谏帝严防死守，绝非失策，岂能以成败论英雄呢？
须知，南京乃帝师刘基规建，固若金汤，牢不可破，《烧饼歌》誉为 “只怕燕子飞进来”，舍之而不守，何异自毁长城，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虎落平阳被犬欺？事实上，若无意外，坚守南京，各地勤王，朱棣之兵不啻以卵击石，进退无据，死无葬身之地，从而铲锄元恶，毕其功于一役。可见，朱棣南犯，可谓自投罗网，死守京师不啻瓮中捉鳖，上策也。
京师之陷，纯属叛臣贼子李景隆开门纳寇，引狼入室，卖主求荣，远非朱棣“战功”，尤非守城派方孝孺之过。依齐庆民之见，帝若弃城而逃，内奸李景隆之流不会伺机藉其首级以邀功乞赏吗？
方孝孺力主帝“死社稷”，而不能同年同月同日共赴国难，今人乃以此非议之，其实不过是对古文的误读、无知。因社稷仅对帝王而言，臣子永无资格“死社稷”，只能谓之尽忠殉节。而忠臣死各有道，无高下之分，不为贰臣可矣。齐庆民责方孝孺不敢如他臣行刺朱棣，殊不知“刺客”乃匹夫之勇，有辱大儒之身，而况朱棣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且值窃国之初，“草木皆兵”，荆轲之勇何异飞蛾扑火？不过令暴君杀心愈炽而已。
方孝孺之于建文帝，有师、父至情，城陷之日，必痛不欲生，难以言表，其与朱棣势若水火，岂可同处？泣詈国贼，情不自禁，伟大夫也。苟且偷生，俯首称臣，为乱贼“诏天下”，只会令儒者斯文扫地，不齿于世，方孝孺别无选择，惟有以身殉道。杀方孝孺，成就其千古英名，徒令朱棣的极端暴虐、愚蠢暴露无遗。诚如僧道衍所谏，“置之不理”岂非上策？设身处地，方孝孺不可能因忧及十族而忍气吞声，杀与赦尽在朱棣一念之间，方孝孺对无辜者之死绝无责任。纵使孝孺当诛，何必株连？
孰非父母所生，孰不望子成龙？方孝孺身为“天下读书种子”，学富五东，才高八斗，岂不爱其亲乎？然自古忠孝难两全，臣子当择其大者而从之，故方孝孺大义凛然，视死若归，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血染青史，不齿于求生以害仁，是浩然正气，惊天泣鬼，彪炳千古。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刘备托孤，诸葛亮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然何面目见先主于地下哉？豫让不敢负国士之遇，以死为智伯复仇，而况方孝孺蒙王佐之尊乎？尽忠报国，乃视天下为父母，可谓大孝至仁也。方孝孺果真如刘庆民所说“冷血、泯灭人性”，早变节呼朱棣为万万岁矣。“误君”之论，已属误读；“冷血”之谓，何异污蔑？“误身”之叹，实难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讥，只因儒者以义为利，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也”。
可以想象，倘无朱棣之乱，以建文帝之仁德，辅以方孝孺之才识，不啻如鱼得水，猛虎添翼，稍假以岁月，成康、文景盛世不难复现。井田制抑兼并，均贫富，重农抑末，丰衣足食，堪称万世“治安策”，而方孝孺于叛乱之际行之，其远见卓识，匡时济世，可窥一斑。且安内以攘外，兵以农为天，井田制使民安居乐业，不失为剿灭叛匪的釜底抽薪之策。孰料建文帝无康熙帝之智，空负方孝孺经天纬地之旷古奇才。
是非无关成败，儒生莫不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座右铭，诚“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视名利若粪土，洁身自好。齐庆民以为方孝孺不惜牺牲十族以扬名于后世，不能不说是对方孝孺的严重无知。敢问“烈士求荣”论者：若断子绝孙、弑亲求名乃人之常情，你会如是选择吗？
对人格的最大考验，当属以死相胁。明代廷杖、杀戮惨烈无比，而儒生们前仆后继，无所畏惧，体现出忠君爱国、以身殉职的高尚风范，令“现代人”无地自容。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皇帝废朝，某种程度上实出于对士大夫的无奈。皇帝“渎职”，阉宦乱政，而明朝三百年不灭，正归功于世代儒生的中流砥柱、惩恶扬善。清代“文字狱”不绝，谏者亦大无畏，曰：“余读孔孟书，主使者孔孟二人而已。”儒生堪称历代政治的“消毒剂”，防微杜渐，致君尧舜为己任，方孝孺究竟是如齐庆民所说“开了一个坏头”，抑或“治国平天下”征途上的一面“帅旗”？讥死谏者“小题大做，沽名钓誉”，显然无知古代道德，是非颠倒，大小不分。且小事不敢谏，遑论大者哉？
为“力证”方孝孺可恶，齐庆民断言“朱棣以叔逐侄，王爷、公主、附马都无异议”，此何足一驳哉？显见不争的是，朱棣称帝，建文帝一朝的旧有利益必然大损，岂能“都无异议”？奸贼谋逆，渝太祖遗命，大逆不道，人神共愤，莫非皇亲国戚皆忘先帝之恩而漠视忠孝乃至助纣为虐？乱兵之下，敢怒而不敢言耳！徐辉祖死不称臣，朱棣幽禁终身；某附马都尉勤王未果，对朱棣愤叹曰：“臣劳而无功，有负先帝！”此皆书之册也。
古代中国，决定政权合法性者，惟先帝遗诏，而与新君的年龄、才德等无关。齐庆民企图以朱棣之“长且才”为之开脱，全然脱离了历史的真相，无异以现代人的一己偏见强加于古人而荒谬之极。立朱允炆为皇太孙，首先出于太祖对太子朱标的无限追思，且太孙仁孝闻于天下，四海归心，年非幼子，久经考察，足以任社稷之重，不可谓之不当。
建文帝登基，君臣大义已定，无论朱棣成败，皆注定永世钉于“燕贼篡位”的耻辱柱上，这与其是否姓朱亦毫无涉。齐庆民认为二者之争不过是“朱家事”，不知其有无“君臣父子”观念？以下犯上，叛臣弑君，祸国殃民，恶莫大焉，当天下共诛之，岂止“八佾舞于庭”乎？方孝孺身为“卫道士第一”，与逆贼不共戴天，焉能不置喙？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仁不让，粉身碎骨，有死无二！天子以四海为家，家事即国事，忠良必以死争。唐高宗欲立武后，顾命大臣褚遂良、长孙无忌寸步不让，高宗意沮欲辍，佞臣李勣谗言：“此陛下家事耳，何必问外人！”终酿武后之祸，几灭李氏，深负太宗，是殷鉴不远也。若“朱家事”之说有理，无异宣称支持建文帝平叛的忠臣义士们皆乱臣贼子，叛变投敌的李景隆则成为大功臣矣！
批方孝孺之余，齐庆民归咎于宋明理学杀人，实令人啼笑皆非。方孝孺以身殉道，死得其所，万世楷模，仰之弥高，是证明理学杀人抑或育人？理学核心之一即帝王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孝治，为天下式，若朱棣受其感化，必如艺祖皇帝不嗜杀人以取天下，还会嗜血成性、大施淫威吗？实与理学背道而驰，相去远矣。视“存天理，灭人欲”为 “精神自宫”，也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对传统的误读。因为东方文化揭示，免于饥寒等生存权乃万物共同遵循的天理，超出此者即人欲，而“有欲皆苦，无欲则刚，澄心寡欲是长生”，故“灭人欲”意味精神的解脱、幸福，才可谓真人而得道成佛，物质主义者则迷失本性、离经叛道而是真正的精神自宫，这是反传统派无从理喻的。至于《易经》之奥妙，哪轮得上“不懂者”置喙？清圣祖曰：“《易》之为书，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德类情之用，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维世，所以极天人，穷性命，通变尽利者，其理莫详于《易》。”“五四”灭国学，白话文“无文化”，英语“愚民”，洋学“专制”，理科非“人学”，“新中国人”愈益沦为道德、智慧、文明的“荒漠”，舍是取非，有识者忧心如焚，而齐庆民依然盛赞“五四健将”，也许是有所脱离现实使然，此乃数代人的悲剧，远非个别人的局限，在下盼望更深入的探讨，以拨开迷雾，重见历史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