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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个关于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文章，有点老。但可以给考研考古队同学们参考，欢迎大家讨论。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苏秉琦 殷玮璋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是我国考古学，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项基本任务。
1979年4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上，我们曾经提出这个问题，目的在引起各地的同志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重视，并适当地把它列入今后的工作计划之中。这里，我们对这个问题再作些探讨，以期与同志们进一步讨论。
关于我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划分，是我国考古工作获得飞跃发展后提到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这一学科获得的发展却相当迅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现无论从上下所跨的时代或涉及问题的广度来说，都是空前的。很多空白已被填补；不少重大的课题被提到我们的面前。我国的考古学已经初步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这一切都表明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这是我们今天提出探讨区、系、类型这一课题的前提。
以新石器时代考古来说，解放前的工作主要局限于黄河流域的少数几个地点，而且工作很不深入。例如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对它们的特征、分期、分布、时代等都不是很清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不少遗址已经试掘或正式发掘。已被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文化的内涵、分期、年代等都了解得比较清楚。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方法和其它自然科学手段应用于考古学，为建立比较可靠的史前时期的编年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使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置于可靠依据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作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组织并推进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
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六千处之多。它们的时代绝大多数是距今七至四千年间的遗存，就其文化面貌来说也诸多差异。这些差异与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在已经命名的数十种考古学文化中，除了一部分可能存在前后承继的关系外，其它各种考古学文化溯其渊源又是什么关系呢?
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它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全国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在史前时期，部落和部族的数目一定更多。它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为开发祖国，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出丰富多采的物质文化是可以理解的。
目前还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把某种考古学文化与文献上的某个族人为地联系起来，把它说成是x x族的文化。从长远来说，进行这样一项工作可能是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但在现在，在对各地的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其它文化的关系以及上下的源流等的认识还很不充分，还不具备做这种探索或考订的时候，似应先做些基础性的研究，积累起必要的原始素材，以备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
为了进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划分，各地同志应立足于本地区的考古工作，着力于把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及相互间的关系搞清楚。要选择若干处典型遗址进行科学的发掘，以获取可资分析的典型材料。然后，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有关区、系、类型的课题必将会出现突破并取得重要成果。
迄至目前为止，我国已有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这说明，早在一万年前，我国很多地方已经适合于人类的生存，繁衍，因而留下了他们进行生产劳动的踪迹。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活动的领域更加广阔了，他们在征服自然界，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假如我们拿这一时期的遗址分布图与今天的人口分布图加以对照，那么不难发现：我国今天的人口稠密区恰恰也是古遗址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这种情况是耐人寻味的。
不过，人们所在活动地域的自然条件不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是各有特色的。这样，表现在他们的产品，即我们今天接触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器以至其它遗存所表现出的差异也就可以理解了。当时，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并强固地维系在氏族、部落之中。这样，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所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有其独特的特征也是必然的。今天我们恰可根据这些物质文化面貌的特征去区分不同的文化类型，同时，通过文化类型的划分和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探索，以达到恢复历史原貌的目的。
由于各地区考古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要在今天对全国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详细划分，难度是相当大的。不过，假如我们以已公布的材料为依据，以典型的发掘材料为骨干，借助于调查试掘的材料，那么我们在目前的人口稠密地区内，依各地区文化内涵的差异和特点；它们的发展道路（阶段性和规律性），及其源流等方面，可以划分的区域当不下十块之多。这里，我们试对这些地区的文化面貌作一些简单的分析，跟同志们一起讨论。
(一)陕豫晋邻境地区
这个地区是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我国的腹心地区，也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这里工作做的较多，材料比较丰富，但问题也不少。不过，就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问题而言，有些现象是很重要的。例如丁村遗址中的出土物，与山西境内其它不同时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在文化面貌上有不少共同之处。有趣的是丁村遗址(汾河西岸)中也有细石器，层位关系清楚，距今二万六千年以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细石器。它与沁水下川的细石器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也有连续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中条山北侧的西阴村，还是南侧的东庄村、西王村以及垣曲境内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中，除其它特征有相似之处外，都含有细石器。这或可说明山上山下的文化之间具有承继关系，应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探寻。
至于仰韶文化，虽然武安磁山，新郑裴李岗或华县老官台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较早遗存，为探讨仰韶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可是迄今只有宝鸡北首岭遗址的下层遗存，从地层与器物两个方面提供了较直接的可资讨论的资料。
众所周知：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文化都是各有特点并经历了很长一个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华县泉护村、元君庙和临潼姜寨等地的发掘，则进一步揭示了它们的内涵。在这两种类型的遗存中，都有小口尖底瓶(它们的形制各有特点)和彩绘的装饰花纹(主要是鱼、鸟、花卉，多为黑彩)。它们各为该两类型的代表性器物，并在阶段性变化中各具特征而可以排出序列来。但从北首岭下层到中、上层的材料中看到，这两种不同形制的小口瓶却是共生平行发展的。不过，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约在庙底沟类型的后期，两者又逐渐统一起来，而为另一种新的文化型所代替。
在豫北、冀南地区，被称为后冈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的两种遗存，也不排除与半坡、庙底沟类型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类似情况。问题在于它们本身的发生、发展(分期)与相互关系等，都缺乏必要的材料可以说明。更不能因磁山、裴李岗在这一地区，就简单地把它们说成是这两种类型的前身，因为还缺乏如宝鸡北首岭那样的材料。
南阳一襄阳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存也有特色。典型器物中的罐形釜不饰绳纹；高颈小口瓶的变化与庙底沟类型相似，但自有特点；鼎、圈座自成序列；彩陶花纹中的阴阳三角纹、叶瓣纹也自成序列。镇平也发现了与裴李岗类似的早期遗存，可以推断该地区的古代文化有其源流，并经历了独特的发展过程。
(二)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
围绕泰山发现的被人们称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比较密集，这一地区也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古文化中心。有一个时期，因为工作做的不多，认识不深，出现了孤立地对待这两种文化的情况。在两者的关系方面，概念也很含糊。就它们的范围来说，被不恰当地夸大了。近几年来新发现的材料，使我们对大汶口一龙山文化的认识逐步明确了。它们分布的范围基本上围绕着泰山，并且自成一个系统。
大汶河上游的新泰，曾经发现过旧石器地点。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太少，所以对大汶口一龙山文化的起源还很不清楚。不过，兖州西桑园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为我们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缩短了距离。特别是近年在大汶河北岸、兖州王因和滕县北辛这三个遗址的发掘，证明它们的遗存可以相互补充。北辛是类似磁山、裴李岗那样的单独存在的代表，王因遗址的下层则类似北首岭下层那样提供了两者间衔接关系的线索；而在大汶河北岸遗址则找到了王因——大汶口(专指已发表报告的河南岸遗址)两者间衔接关系的线索，这样，就可以把大汶口文化的上限推至距今七千余年。
我们从器物的形态上看到，北辛的典型器类如堆纹带腰釜跟王因等大汶口文化中的釜形鼎的发展序列互相衔接。这种鼎则一直延续到大汶口文化的后期，是大汶口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北辛发现的三足杯，不仅与王因遗址的三足杯可以衔接，近年的工作成果还表明，大汶口文化中的三足杯和它后期出现的高脚杯，都与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黑蛋壳陶杯连接起来。至于鬶的变化，是从实足变为空足和袋足。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这三种器形曾共存过一段；后来，尤其到了龙山文化中，鬶的器形才变为空足和袋足两种。由于在几种器类上都能看到这样一些变化，因而使这两种文化之间本来很模糊的关系逐渐清楚了。不过，综合这一地区的文化遗存，可以看到两者的活动中心却并不完全一致。大汶口文化的分布以泰山为中心。龙山文化最初发现的蛋壳陶虽然是在历城的城子崖，但它的老家却在鲁东南的临沂、昌潍地区。
大汶口一龙山文化的特征十分突出。除了陶器以外，生产工具中以出土大量石铲而引人注目。这里出土的石铲从早到晚，由厚变薄，越做越精。
但是，山东境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非仅此一个系统。胶东半岛的古文化遗存就另有特色。虽然这一带的考古工作比较少，材料比较零散，但从半岛顶端的荣成到黄县的沿海一侧遗址中看到，农耕工具很少出土，陶器中筒式的夹砂陶使用类似铆钉状附件作把手，甚至到了铜器时代还保持了这种传统痕迹——在同类器上加有泥饼。假如把长岛的出土物与辽东半岛上旅顺郭家村和长海广鹿等地的出土物加以比较，却可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在长岛缺乏农耕工具，而大量使用鲍鱼壳作工具，甚至打制或磨制的石刀，形制也与鲍鱼壳相近似。这种工具既利于切割，也便于刮削。此外，辽东半岛的两处遗址虽似缺乏用鲍鱼壳制作的工具，但是，却大量出有类似前者的石刀。这种情况，应与当时的生活方式有关。
不能低估这一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山东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地点，以胶东一带为最多。烟台地区十七个县市中，有十三个出有商周青铜器。不过，与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冈相似的早商遗存却只在济南一带发现。这或可说明，山东及其邻近地区的古文化发展是经历了独特的道路的。
(三)湖北和邻近地区
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以它们的特征和变化情况及分布地域大致可分为三块：汉水中游地区；鄂西地区；鄂东地区。
属汉水中游的南阳、襄阳地区的仰韶文化，上面曾经提到过，它们的特征是很突出的。这里是仰韶文化的边缘地区，处于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的连结点上，是很值得重视的。
宜昌及其周围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也很有特色，并有其自己的渊源。命名为大溪文化的巫山大溪及县城下压的遗址就有时代较早的遗存，而宜都红花套、枝扛关庙山等遗址所包含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层，表明它们经历了很长时期并且自成系统。例如：盂簋类器、盘豆类器都具有高、低圈足两种；支座、圈座、器盖的形制富于变化；器物上压印有点、圆圈、方格等几何纹样，彩绘的绹索纹从早到晚自成系列。
鄂城周围的鄂东地区是尤为重要的一块。虽然过去在几个地点(京山屈家岭、黄冈螺蛳山、武昌放鹰台、天门石家河等)做过一些工作，但材料较少，本身分层分期有困难，它们的相互关系缺乏深入分析的条件。不过，如参照其它两个地区的材料也可以看出它曾经历过同它们大致类似的几个阶段。如富有特色的细泥薄胎光面陶杯、碗、高颈壶、彩绘纺轮等，器表的彩绘纹样中圆点和罗网纹的变化都有规律可寻。
这三个区域的文化遗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物质遗存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个区域与另外两个区域的相互影响、渗透比较清楚。距今约五至四千年期间，鄂东这一块文化的发展，对其他两块的影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里迄今出有商周青铜器地点和遗址，多在洞庭湖周围和古云梦泽的东侧(即在屈家岭文化分布区的东南侧)。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还是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在这里都相当集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在这一地区发掘的大量春秋时期楚墓所出随葬陶器组合中颇具特色的高颈壶与高脚“鼎——鬲”或称“楚式鬲” (在鬲的三个实脚外再附加柱状脚构成似鼎的鬲)。前者可以追溯到屈家岭文化，后者可以追溯到商周以前的同类器，说明这一地区文化的源远流长。
（四）长江下游地区
过去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状况认识不足。近十多年来的工作，使人们认识到这里也是我国重要的古文化中心之一。从这一地区古文化面貌的差异及其分布的情况来看，似可分为三个区域：宁镇地区；太湖地区；宁绍地区。当然，它们之间既有差别，也有联系。
1、太湖地区的材料较多，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也比较清楚。先后发掘的几批材料，揭示了这一地区独特的文化面貌和它们的变化情况。
对这一地区古文化遗存认识的过程与黄河流域下游的情况很相似。这里也是先认识时代较晚的良渚文化，后认识时代较早的马家浜文化。吴县草鞋山，张陵山等地提供的地层关系以及后来在桐乡罗家角的发掘，证明这里的早晚关系为马家浜文化一良渚文化一青铜文化，而且它们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以溧水神仙洞为代表的洞穴堆积，为探索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提供了线索。至于早到距今七千午前的、以及晚至四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和它们的变化情况也粗知轮廓了。马家浜文化中的陶器自有其组合，如宽平檐腰带的釜、有类似腰带的鼎、豆、壶以及大穿孔石斧(钺)等等。中期阶段可以青浦崧泽遗址的主要遗存为代表，再后是良渚文化。
围绕太湖附近，古文化遗址的分布相当密集。它们在各个不同阶段中分布情况是否有规律，当然也需要考虑。我们注意到包括马家浜文化一良渚文化的多层堆积遗址集中分布在太湖东北侧，在太湖东南侧则良渚文化比较发达，位于太湖西南侧的浙江嘉兴地区则发现商周青铜器的地点较多，有的出在良诸文化一几何印纹陶遗址附近(多数出在几何印纹陶遗址附近)。这类遗址多是几何印纹硬陶与釉陶或原始瓷共生，青铜器具有当地铸造的特征，釉陶或原始瓷的特征更为明显。
2、宁绍平原的早期遗存以余姚河姆渡下层为代表，时间与马家浜文化相当。它的文化特征明显，如陶器组合中缺乏鼎、豆，使用的炊器多为有子母口的圜底釜(有支垫)，水器为带流的盉。这些器物都各有其变化的系列。生产工具也很有特色，如骨耜和小型的石凿、石锛等。马家浜文化中多见的大石斧钺，这里仅在后期出现。这种文化可能自有渊源。种种迹象表明，在稍后阶段，这里与太湖地区古文化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地区也有良渚文化和几何印纹陶的遗存，而且越到后来，两者的关系也越密切。
3、宁镇地区：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的出土物很有特色。陶器中有罐式鼎、带把鼎、盂、盉、盘、豆等等，它们也自成组合。生产工具中的有肩石铲、有肩石斧、新月形石刀等与其它地方的同类器有明显的差异。虽然还没有发现比它更早的遗存，但当不排除有其自成系统的可能。在发展过程中也有类似崧泽那样的阶段。最近在安徽潜山薛家冈遗址发现了相当于北阴阳营这一阶段的遗存，特征也多相近，表明该文化类型的分布，西北部已到达今安徽省境。北阴阳营上层有几何形印纹软陶、硬陶和釉陶等等，突出的是还出有类似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冈时期的陶鬲和镞，刀等小件青铜器。这或许跟它处于南北通道有关。类似这样一种现象在鄂中、湘西也能看到。
(五)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这一地区从现在提供的情况看也可分为三块：
1、赣北地区已知时代较早的有万年仙人洞遗址。它有上下两层堆积，典型器物的变化序列反映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两个阶段。它的特征主要是几何印纹陶的萌芽，下层只出单一的夹砂陶。时代当在距今七千年以前。
修水山背、清江筑卫城与吴城等地的遗存，在年代上不能与万年仙人洞遗址相衔接，但估计其间的差距是工作上的缺环，而不是实际上的空白，因为在这一地区的东、西、南三面都有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间的遗存。筑卫城的几何印纹陶相当发达，一直晚至商周时代，陶器上盛行的印纹包括三类：一、圆点、圆圈、重圆圈；二、方格、菱形、回纹、重菱形、米字形纹；三、平行曲折线纹和雷纹等。这三类花纹都有其变化的规律。几何印纹在距今五至三千年间是最发达的阶段。以后或趋于简化，或立体化了。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后，这里也进入青铜时代。
2，北江流域也有类似万年仙人洞下层的堆积，如在始兴玲珑岩发现了在胶结层中包含单一夹砂陶和打制石器的遗存。马坝石峡发现的稍晚的遗存，特征明显，有阶段性变化。工具中有肩、有段的锛、钁、铲等自成系列；陶器组合上，盘形鼎、带盖豆、平底圈足或平底三足盘等都很有特色，并且自成系列。在石峡还能见到晚至商周时代的遗存，其中的青铜靴形斧尤为突出。
3、珠江三角洲一带也有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南海西樵山是一处很有希望的大遗址，可能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晚不同时期的遗存。打制、琢制的石器大量存在，可惜缺乏进一步分析的条件。佛山河宕遗址的时代约与石峡相当，但没有看到时间较早的青铜器。可是汕头地区的饶平发现了相当早商时代的铜戈、玉戈、石戈，还有釉陶尊。韶关地区和汕头地区出土的石戈，从最原始的无阑戈到有阑的戈，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是中原所没有见到的。
(六)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
这里由东向西可分为：①以昭盟为中心的地区；②河套地区；③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
在昭盟，历年来发现的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两种青铜文化遗存有交错存在的情况，使我们对这一地区的认识比较清楚了。这对了解我国北方地区的古文化面貌及其发展是一把钥匙。
红山文化与富河文化的交错地带在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一带。这两种文化在这一带有早晚之分，但从分布来说，红山文化向西南延伸；富河文化则向东北方向延伸。虽然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有关，但各有渊源，不能混为一谈。它的较早阶段眼半坡、庙底沟类型的时间差不多；更早的遗存，在沈阳新乐等地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但是，真正足以代表红山，富河两种新石器文化的早期或其原始阶段的遗址是什么样子，还有待今后的工作予以回答。
这里发现的两种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也在亦峰附近交错。近期在赤峰附近的小河沿、石棚山这两个遗址的发掘，提供了红山文化后期可能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衔接的线索。那么，富河文化是否也有可能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衔接呢?就这两种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时间来说也不无可能。这只能留待今后工作中给予解决。比较清楚的是；敖汉旗大甸子遗址清理的大批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所用的彩绘陶器具有礼器的特征，彩绘的图案自成系列，表明这是该地区土生土长的一种文化。出土的青铜器标志这一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而且物质文化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一文化实际所跨的时间要比目前碳十四测定的两个年代数据要长。
河套地区：巴盟、乌盟曾发现出有旧石器的地点多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是位于呼市东郊的大窑村。这多处旧石器地点属旧石器时代的不同阶段。有一种龟背形刮削器，它的器型和加工方法有其特色。大窑村遗址土坡下属全新世的土层中出有细石器——石刀、柱状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它们与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很相似。同当地黄土层底部角砾层的旧石器文化晚期遗存可能有渊源关系。这种堆积情况也同晋南地区的丁村汾河西岸相似。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不多。现已发现两种含彩陶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两种不含彩陶的晚期新石器文化遗址邻近并有交错的现象。前者的代表性遗址，一在乌盟的清水河，出有花叶纹、鱼形纹彩陶和壶形口和双唇小口尖底瓶；一在乌盟的托克托，出方格网纹、锯齿纹彩陶，无小口尖底瓶。后者(两种不含彩陶的晚期新石器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一在伊盟准旗，典型陶器组合是鬲、盆，高领罐；一在伊盟的伊金霍洛旗，代表性的陶器组合是斝、鬲、豆、单耳罐、双耳罐等。鬲的特征是在扁平鋬着壁处加铆钉状小泥饼，还有铜锥同出。晚期还出有青铜刀和早期商式鬲共生。近年在晋西北、陕东北临近黄河的地带发现出商周青铜器的地点多处，大多有过去所谓“鄂尔多斯式”特征。这说明，该地区出现青铜器的时代也比较早。
对该地区的文化遗存虽然要注意它与中原同时期文化有类似的一面，但对其独特的一面应给予更多的重视，不能简单地把该地的文化理解为从中原传过去的。
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近几年来有不少重要的发现。在秦安发现的典型堆积层次，表明这里有和宝鸡北首岭下层类似的较早遗存和包括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层次，而且看到了仰韶文化后期与马家窑文化衔接的线索。至于马家窑文化诸类型的关系，其细节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应该看到：陇山(六盘山)东西两侧古文化的发展道路是有差异的。在东侧，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以客省庄二期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在西侧，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则是马家窑文化和有关诸类型以及齐家文化的遗址。因此，在考虑陇山两侧古文化的渊源时，如果简单地归为同源显然并不妥当，应在积累更多的科学资料的基础上再予推定。这一地区青铜文化的类型更加复杂，详细情况这里不再叙述。但要指出的是，这里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晚于商代。根据现有的线索，倒可以认为它是我国又一个较早发明青铜器的地区。
在对我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古代文化的区、系、类型作了以上探讨之后，我们还应补充以下几点：
假如从昭盟地区看富河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和影响，我们看到的线索是：它们向东北三省的西侧和内蒙古的东三盟方向延伸，北边可以到贝加尔湖地区。辽东辽西的文化面貌有接近之处，但区别也很大。在西边的甘青地区，沿河西走廊到新疆东部一带，古文化面貌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把这里出现的细石器和彩陶，看作是甘青地区古文化的延伸。近年在西藏的林芝、墨脱和昌都的卡若等地发现的遗存，它们的文化面貌各有特点，但又有与陇东一带古文化接近的因素。就文化关系来说，陇东地区与其东、西北，西南三面的文化都有关系，似处于三叉路口。至于河套地区(包括晋西北与陕东北沿黄河一带)，如果从出土的青铜器看，它既有与中原青铜文化相似之处，也与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如斯基泰文化)有联系，它正处于南北的通道上。
在南方地区，有段石器的分布地域可以延伸到南太平洋、新西兰；而几何印纹陶的分布地域则遍及整个东南亚地区。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我国的版图分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部分的话，那么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民俗方面还有拔牙的习俗。当然，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这广大的地域内，古代劳动人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着交往活动，越往后这种交往活动就越密切。这个问题在此不再详述。
在我们结束这篇文章时作这样一个说明或许是必要的：我们这里所作的有关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区、系，类型的探讨，只是基于现有资料所作的探索。说不上是对各地区工作成果的概括。何况我国的面积那么大，古文化面貌又那样丰富多采，要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阐述清楚，实在是件力不从心的难事。但是这个问题确很重要，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我们认为，这项工作还是大家来做。如果由于大家的协同努力，在不太远的时间内能在这方面出现新的突破的话，那么我们或可以说这篇短文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了。


《文物》1981年第5期，第10页至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