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沃尔福威茨第一次访问了中国，“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他说。22年后，沃尔福威茨又来到中国，这是他第一次以世行行长的身份造访中国。

　　“你知道，不仅仅是天气比22年前好得多了。中国整个状况都有了巨大改善，特别是中国贫困人口的状况。”沃尔福威茨笑着说。

　　世行与中国

　　这一次，沃尔福威茨是在金秋时节来到了中国。“我将利用这次访问更多地了解中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我还想了解我们未来在哪些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他在抵达甘肃时说。

　　在中国期间，沃尔福威茨与社会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了交谈，从最贫困的地区到最繁华的城市，从甘肃农村的贫困妇女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还在北京受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接见。

　　在接见中，温总理提醒沃尔福威茨，2005年是中国取得世行席位25周年。而就在本月，世行驻中国代表处也将庆祝自己成立20周年。

　　2005年，世行在中国开展竞赛以鼓励扶贫创新项目，并为之设立了奖励计划；此外，其旗下国际金融公司(IFC)还首次发行了熊猫债券。

　　为什么世行要留在中国？

　　“人们有时候会问，为什么世行还要留在中国？毕竟，我得知中国上周已把航天员送入了太空，还拥有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沃尔福威茨说。

　　但是，中国还是贫困人口第二多的国家，还有1亿多中国人生活在贫困中。“我们可以提供资金帮助。”沃尔福威茨说，“虽然世行已经停止向中国发放优惠贷款，转而发放硬贷款，但是我们还有许多软因素可以交流。”

　　“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传播经验和理念。”而这一个传授过程是双向的，中国经验也可以向世界传播。“比如我所参观过的黄土高原项目，可以与世界分享。”

　　毋庸置疑，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而且中国已经开始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更重要的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灵感。”

　　“22年前，在座的青年人可能还没有出生。50年前，中国和东亚被认为毫无希望。”今天，世行开始致力于将中国的经验和灵感传播到非洲等其他贫困国家。中国曾经是世行最大的受捐助国家，而现在已经成为重要的捐助力量。

　　但是令沃尔福威茨不安的是，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在他眼中，北京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兰州则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甘肃定西市九华沟的人们开垦了绿油油的梯田，而甘肃东乡县和平村的村民才刚刚搬出窑洞。

　　如何消除贫困

　　怎样做才有助于消除贫困？“我将反复强调，12月份在中国香港举行的世贸组织会议对于全世界贫困人口的极端重要性。”

　　“除非贸易谈判的结果能够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市场准入，让他们能够增加商品销售和扩大就业，否则谈判就会失败。”

　　“我们已经成功减免了贫困国家的债务，我们还获得了增加援助的承诺。”沃尔福威茨说，“世界以及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无法承受贸易谈判失败的结果。”
场，如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此外，中国银行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信贷风险管理技能总体缺乏，而且即使有一些银行在总部、在高层的决策是正确的。

　　但是这些决策在分行乃至支行这个层面上的贯彻却缺乏很多技能上的支持而失效。我们注意到中国银行业已经开始注重技能培养，新增贷款中的不良贷款率和以往相比已有大幅度下降。但在一些零售银行领域，比如说信用卡、中小企业放贷等，中国的银行明显还缺乏大量有效的信贷、信用数据，这方面风险管理的技能相当欠缺。我们不希望中国发生像韩国两年前发生的情况，在两年前韩国个人信用贷款大幅度发展，然后突然崩溃，中国应当预防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银行体系目前的基础设施还非常薄弱。比如征信机构，中国的征信机构的规模不够大，不足以覆盖大部分人口，没有很好起到收集消费者信贷行为的功能。同时市场上也缺乏非常出色的评级机构，对公司尤其是本地公司进行评级。此外中国的支付体系也非常薄弱，偿还信用卡欠款，还需要取现去偿还，支付手段非常落后。总体来说基础设施这一块特别是征信机构、评级机构和支付体系三个方面亟待加强。

　　《第一财经日报》：刚才你从市场角度阐述了你的观点，那么你又是如何看待中国金融业监管现状的？

　　鲍达民：根据过去20年的经验来看，我认为中国金融业的监管机构获得的支持仍远远不够。市场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监管者也需要足够的资金和培训来帮助他们做好工作。很多的国家包括像韩国到1998年为止，监管部门的运作依旧非常低效，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风险管理，不理解银行的经济，以至于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这些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我相信对于监管机构每1元钱的投入产生的回报可以达到10倍以上，尤其在预防金融风险等方面。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危险的市场——金融危机中的管理之道》一书中详细分析了金融危机到来前的十个预警信号。中国的金融界需要注意什么？

　　鲍达民：这正是我期望补充的。我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当前尤需关注几方面的征兆。首先一个信号就是如果把中国的企业作为一个总体来看的话，目前企业获得的回报甚至无法抵消它的资本成本，这里面上市公司尤为明显，这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其次，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整个银行业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只有0.4%，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值。对于银行业来说，正常情况下资产回报率应该在1%以上。我曾经提到“国民经济过度依赖无法盈利和经营低效的银行，且银行无法维持现有增长速度”是一个危机到来的预警信号，中国在这方面亦须谨慎应对。

　　此外，我们应当高度关注储蓄转移的可能性。比如我们看到在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6个月,阿根廷很多的存款都被从当地的银行提取出来，放到西班牙的银行，甚至于放在床底下，这是一个很大的信任危机问题。在中国，少数的存款者拥有很大比例的存款，一旦都觉得这个银行不好，要把钱转移到另外一个银行去，形成共振发生大规模储蓄转移的话，会对整个银行业带来很大的冲击，引起流动性方面的严重问题。银行依赖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机制，钱都是别人的，存款转移甚至会牵涉到一大片银行。所以一定要关注存款的转移和流动性的情况。

　　还有一个来自不良资产方面的信号。不良资产现在碰到了很大的问题，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但事实上这些不良资产没有被真正的重组和消化掉。比如墨西哥在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的不良资产就被拿到某一个地方让它自然损失掉，这当中有一些资产还是不错的。不去处理的转移，我称之为假重组，拿来放到某一个地方，到最后就真正的坏掉了。所以我认为，在中国要做好破产程序等防范工作，一些表现不佳的小银行所带来的不良资产的增长量往往会很大，不关闭的话后患无穷。总而言之，不良资产该清理就得清理，不是说简单地转一个手就可以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