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Google的内部数据系统就像汽车的仪表盘一样无所不有，我每天收到Gmail产品的数据报告，这些数据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所有的一切。”这是搜索引擎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听证的时候，从国会到消费者都紧张的地方，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Google拥有这样的系统，掌握了我们今天光顾情色的网站信息，明天搜索标准化管理的学术链接，这样下去，他们还会不知道什么？并且拿这些信息来做什么？

　　一个传统行业企业，快速消费品需要在产品推出之前，花费巨资做起码10次以上的消费者调查才能完成产品定位，前后要经历从研发到试验的长达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过程。而新兴的互联网络公司掌握了所有的终端数据，他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再进一步分析，然后把握好每一款新产品上市与否，特定的定位和推广。

　　“在Google的新产品推广上，虽然公司也做新产品发布会等等，但是我们最重视的是口碑传播。”大卫·克兰说，“我们希望开始培养一个系列公司发言人，以后每一个产品的开发工程师就可以对外解释关于产品的一切了，我们甚至不希望再用外界的公关公司去做新产品发布会，因为口碑传播是最有效的手段。”大卫·克兰每天要面对巨量的采访邀约，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媒体，然而Google全球却只有不到30个公共关系方面的雇员疲于应付。“所以我们想，最直接的方式依然最有效，我们邀请记者们参观Google在山景城的总部。”

　　Google找什么样的人替它赚钱？

　　误读：一直以来，Google大家庭式的企业文化得到推崇，但是也不可避免地遭到诟病。在其上市之初Google的竞争对手就指出其最大的挑战就在于随着Google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建立在以前散漫自由企业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原动力可能会失去依托，创新能力可能会大打折扣。当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能带宠物狗狗上班的轻松环境下的员工到底有没有压力？他们的压力来自何处？

　　——“在工作上，Google的工程师们是压力巨大的群体，但也是轻松幸福的群体。”

　　“进入Google之前，我在原来的公司每天都用Google搜索引擎查找各种各样的资料，我觉得能为这样的公司工作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可是申请和面试的过程却并不是特别有意思。他们是在四个半月左右的拉锯战之后，才决定录用我的，在这里我工作了六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很不错。”大卫·克兰说。

　　走进Google的办公休息室，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网虫搜索Google时候的关键词排序，也可以看到钢琴，可以说Google虽然扩大到了近6000员工的规模，可是从管理到企业文化，仍然像一个创业型的公司。

　　“现在的我，拥有5台电脑，他们在楼上楼下，帮助我完成繁忙的工作。”作为一个产品项目制主导的公司，Google最为尊重的财富还是他们的工程师，所以理性的气氛弥漫了公司，因为他们都是“数学、计算机和网络专家”。

　　“更多时候，你能感觉到这个公司更加像一个研究机构，或者大学城，大家的生活方式严谨谦逊。”有趣的是，Google技术合作经理郑群在Google黑板报里说起，连上下班的班车时刻设计问题也被工程师们上升到“经典的数学统计问题”层次。员工自发组织的班车讨论BBS里，“解决班车问题”小组用跨部门小组讨论的产品项目制来解决问题。依然是数据先导式：工程师们搜集到常坐班车的遍布于旧金山市区各处员工的住址，每个站点、每个时段、每个站点的满员情况，他们就用这些数据做成了一个最优化的路线车次时间表，满足大多数乘车员工的需求。

　　在工作上，Google的工程师们是压力巨大的群体，但是又是轻松幸福的群体，他们每月有20％的工作时间，什么都不干，干得是天马行空的创造新项目的创意工作。很多重要的产品都来自于这个“把项目和产品创意丢到项目库里去”的做法，像是Google新闻频道，AdSensecontent和社交网络Orkut等。

　　走进Google的办公室，在女员工的办公桌上，我们能够看到了琳琅满目的Google标记小饰物。“Google的工作是很人性化管理的，比如我们有免费的午餐和晚餐，我们有专供员工子女上学的幼儿园，网络上盛传的我们可以让员工的狗狗们都有电脑倒不确切，但是喜欢宠物的员工，都可以把宠物带来上班，它们受到大家的欢迎。”

　　“但是并不意味着Google的工作只有轻松没有压力。作为上市公司，在对外沟通上，Google就要求非常严格。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就有员工因为任意接受媒体的采访，没有通过公关部门被解雇的案例，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Google的创始人一直强调的是在Google重要的是搜索，两个现年才32岁的创始人，虽然他们在斯坦福初次相遇时，并不欣赏对方，但是Bloomberg的终端系统告诉我们，他们开创了目前净收益增长率高达82.4%的生意。销售收入每季度增长86.1%，所以Google迫切需要从一个富有个人色彩的创业型公司转向一个管理规范的公司，因此他们请了职业经理人埃瑞克·斯密特（EricSchmidt）。

　　“然而实际上，创始人对于生意，对于战略，对于发展，甚至每天的工作执行，比埃瑞克到任之前管得更多了。”在公司的IPO（首次公开募股）日，Serge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呆在那里检测每一个核心项目的进展情况，从项目库里挑选好的创意，甚至亲自跟各个项目组谈他们的产品创意和设计。

　　工程师们的伟大创意不付之东流，当然它们其中的一些，一定会被决策层的市场思维和系统数据否定掉。通常这样的工作是由CEO和两位创始人来共同完成的。“他们三个人通常的分工是埃瑞克更多亲历亲为的接手项目，他说“老是以为自己高高在上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也会让你很孤独”。Serge更多地负责一些长远的有技术突破的项目，“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学家”，Larry则更多地专注于一些近期重要的事务，他有一个100项紧急事务表，在选择什么样的项目上线时，他是最有决定权的把关人。那么空降的埃瑞克主要负责什么呢，大卫·克兰说：“他能保证Google这个大列车准时准点的工作。”

　　当然一个年轻的公司不可能没有问题，急速行驶的Google列车，由于全球各个分部的茁壮成长，而不可避免地遭遇沟通效率的问题，“有的时候大家会说，这个巨大的引擎是不是瘫痪了”。在面临来自于微软和雅虎等等对手的巨大压力面前，Google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为快速发展的硅谷里，每天都有迅速成长崛起的新企业和模式，也有网络泡沫破灭的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