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一两事

　　对于文科博士生而言，生活的重量在于一页一页的论文中间，读博期间，如何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成为他们追求的最大目标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博士生杨震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三年时间，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完成一篇 10万字的博士论文，实在太紧张了。”

　　而对于理工科的博士生，压力都在一个个项目上，“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金烨离开实验楼，扭头又见熟悉的场景——工科实验室灯火通明，而其他专业的实验室则一片漆黑。

　　在他看来，这明暗之间，恰好点破了研究生阶层的差别：与其他专业不同，工科专业导师手里的项目繁多，多到学生需要日以继夜。

　　不过，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需要花点时间去理解各自的博导，几年的博士生生涯里，“关系”二字或许才是最核心的命题，需要认真思考。

　　跟导师“入伙”

　　已是凌晨两点，28岁的信息工程二年级博士生金烨比白天更精神。他说，自从为导师做编程项目以来，自己不仅懂得多吃果蔬更能熬夜，还迷上了深夜的足球比赛转播。

　　“世界杯凌晨直播的28场比赛我看齐了，连铁杆球迷都不理解我是怎么做到的。”这位来自广西的博士生这么说的时候，语气很平静。

　　从武汉一所名校分校的研究生院“混”到工科硕士文凭后，金烨在职场面试中接连受挫，“软弱的个性”让他对自己在社会中立足这件事缺乏信心。

　　而这种消极情绪的另一面，是一名研究生对波澜不惊的校园生活的迷恋。

　　金烨参加考博，并选择了这所二本A类大学中仅有的三个博士点之一的信息专业，他说自己实属无奈。

　　“感觉还是学校更适合自己。父母也相信我有了博士学位的话，找不到好工作至少还可以在学校里待着。”他说。

　　2008年，金烨来到这座位于沿海发达城市的大学校园。当时，他所就读的信息工程专业作为博士点启动刚满两年，学科带头人具有国家级学术协会任委员身份，带领了包括金烨在内的22名在校博士生。而与此同时，该专业还与北京、上海、武汉的大学联合吸纳了另外40余名博士生。

　　在金烨就读之前，这个专业十年间共有100多名硕士和4名博士后毕业，出路多为属地企业。

　　入读前，金烨就考虑到了由于这所院校并非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缺乏申请国家科技项目的实力。在学院的亲眼所见也证明，导师每年申请到的国家公开项目还不到十个，且名目都是与重大项目相距甚远的“边角料”。

　　不过即便如此，金烨还是发现导师开的是两辆车，其中一辆还是进口车。

　　事实上，尽管国家级项目为数不多，但身处在这座电子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信息工程专业可以参与的商业项目却层出不穷。规模大到国有企业的研发项目，小到私人公司的程序系统开发。导师可以借着博士点的名义，把程序卖给公司，差价可以一般都可以达到几十万。“导师自己也不遮掩，总是热情地和我们讨论项目。”

　　于是，作为导师的博士生，金烨责无旁贷地入伙了。

　　为导师做商业项目的“补贴”开始超过国家和大学对博士生每月不到1000元的补贴。工作的种类繁多，其中大型的就分给多个人做，小型的就让一个博士生带着能干的硕士生一起做，“分成”后的导师补贴从几百元到几千元。

　　刚入学的时候，金烨和高年级博士生一起为一家物流公司做大型编程。由于时间很紧，几个年轻人几乎是在每天只休息两三个小时的情况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才完成的。交工当天，他们为了庆祝，从宿舍叫了比萨外卖。没等比萨送到，导师的电话就到了，要求他们立即回实验室修改一处明显的运算错误。

　　在金烨的眼中，博士生涯的前两年就是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高度的重复性劳动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一名高级技术人员，而没有任何学术成就可言。学生与导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无言的默契，只不过谁都不想说明白。

　　“导师很忙，我们也很忙，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还会考虑什么学术问题了。学术根本不成气候。”金烨平静地说。

　　包括金烨在内，这20多名信息工程博士也不必担忧论文。因为依照前辈经验，只要从读博期间做项目的过程中任选一点并略加论述，博士论文的通过和导师组织的论文答辩都不会阻碍他们毕业。甚至在“两篇权威、一篇核心”的论文发表上，也只是疏通关系的问题。

　　2009年《文汇报》的报道中说，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王明的“菩萨心肠”几乎闻名于整个校园，每到晚上，他都会拿着猫粮给学校周边的流浪猫喂食，数年风雨无阻。王明有一次坦率地说，猫只不过是他转移压力的一个道具，“如果生活中没有猫，这几年一个人做学问，我可能会做疯掉。”

　　“博士生其实在地位上是被动的。我也听说过好导师，也相信一定有好导师，但一切都取决于博士生身边的环境了。”金烨说。

　　被动的地位

　　博士生的生活，大多和金烨类似，他们被动地沦为各种项目的“技术工人”。

　　在一座西南重镇的非重点理工类院校，贾超的博士生涯进入第四年。在这位冶金专业的博士生眼中，导师总能拿到千万元规模的重大项目，几乎像是一位 “老板”。

　　这位“很喜欢在实验室待着，做实验、想问题”的男生，因为当年英语的“挂”科而从北方调剂到了这所自己并非满意的学校。为了能继续留在实验室里，他接受了这所学校当年的鼓励——硕博连读。因为“那个时候调剂的都是自费，我如果选择读研，三年学费需要交2万。学校为了鼓励硕博的，给的条件是，如果选择继续深造，免去学费1万，另外从研二可以拿到公费的补助，住宿连续免费。”“考虑到家庭条件很差，而且自己很喜欢科研，于是就选择了在这所大学继续读博士。”

　　之后，贾超的生活是，每天早晨8点多到实验室，晚上12点多回宿舍，周而复始，有时两三个月都不出校门。

　　“不过说来惭愧，一直都没有什么科研成果发表。”这位年轻人说。“读博还是挺难的。我曾经想过放弃，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没有钱，又没有生活，就失去那种迎难而上的信心了。但在最困难的时刻，我心里的念头就一个：既然已经选择了，就不应该放弃。于是我坚持到了现在。”

　　在做实验的同时，贾超还得帮导师带硕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导师的硕士很多都是我带出来的，包括实验设计什么的。”

　　除了日复一日拼命地实验和帮导师带好师弟师妹们外，贾超比很多同学多了一项事情，就是兼职做家教和代课。

　　来自农村的他，每月生活费除了那不变的258元国家补助和导师给的不到300元的补贴外，别无其他。而学校食堂的菜却是一涨再涨，“以前研一的时候最便宜的菜是4毛或者6毛，现在是一块二 。”

　　然而，今年老板不让出去做兼职了，实验室又太忙，没有精力，就放弃了兼职。所以，“这学期我有的一点点积蓄，都是上学期瞒着导师做家教和助教的。”

　　和自己的导师相比，副校长的项目更让人“羡慕”。 “其实他人穿着非常朴素，也不开车。但他拿到的科研经费相当多，一般都是几千万规模的课题，和冶金相关，因为冶金是我们学校的王牌。”

　　由于副校长揽入怀中的课题涉及面很广。“如果是能源的项目，他就从化工学院找研究生一起做。如果是生物冶金的项目，那就得从生物科学院找人。所以，他的学生几乎是遍及学校每个学院的，算下来60个学生也很正常。”在他的实验室里负责的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几名助手，都是他培养出来的博士。 “他的学生都是批量生产的。每次带出去活动，都得包好几辆大巴。”

　　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读环境专业的博士生王音说，目前急功近利的学术体系催生了“项目型”导师和“项目型”博士群体的壮大。尽管在重点大学，对导师和研究生从事商业项目的管理比一般院校严格得多，然而单是国家项目的压力就足以将博士生的研究冲动抹杀。处在生态链最底层的博士研究生其实无力改变什么，只能坐等学术环境的改善。

　　王音告诉记者，国家的重大项目多到这所大学的导师都应付不来，他们没时间也没精力外面兼职做项目。导师拿到的项目都上报学院，之后学院从项目中提成其中8%，而项目组所用学校的资源和学生都全部免费，并且还给项目组成员发工资。

　　“导师也没必要外面偷偷接项目和在外面租办公室。他们要想晋升或申请到更大的项目，也要凭此前上报的项目成果。”他告诉记者。

　　方中明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专业的博士生。在他眼中，由于科研机构跟高校的不同，学生的角色也会弱化很多。“很多时候自己就是职工。”他说。

　　“学术创新需要一个好的环境 ，老师有科研任务，课题必须结题、要发表文章，因此肯定要走‘短、平、快’的路线，不容得自由探索，不然课题组就得解散。”他说。“创新是需要时间的。国内目前的环境下，研究生或科学家都是以谋生为目的的。”

　　一名在北京重点大学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告诉记者，由于就业压力大，为了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和很多人一样，主要为了学位证书坚持 。“我们的研究生生活补助不高，很多硕士的生活都有问题，还谈什么学术兴趣呢。”他说。

　　学术创新遇到的瓶颈在文科类研究生中更为普遍。众多在职博士生拥挤在同一位导师的门槛下，学术的碰撞在现实条件下无法形成。不少在职博士生常常延期毕业，但可能在找到工作之后不再继续学业，于是从开始到最后，导师与学生甚至未能有几面之缘。

　　断了的传统

　　直到今日，白志东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参加自己博士答辩的日期：1982年5月15日。

　　1978年，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国内大学严重的教员短缺问题，教育部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设立博士试点，将一批高学识的知识分子直接培养成为博士。今年56岁的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白志东就曾是197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并在1982年学位制度重建之后获得新中国第一批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本来培养博士是解决师资问题，但我们的导师坚持让学生写paper(论文)。”白志东教授告诉记者。

　　白志东当年的导师是生于湖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教授陈希孺。陈先生不仅亲自将学生的论文寄到美国的同行教授手中征求意见，还督促这批中国未来的博士重视对学术专著的研读。

　　“我们当时除了上课之外，就是要读十几本大部头的学术专著。看完之后，我们需要提出质疑，进行学术讨论。”白教授说。“现在的学生，也许用五年都读不来那些书。”

　　在白教授看来，博士生培养的优良传统在一些学术领域被切断了。如今国内的博士生教育扩招之后研究生数量过多，出现了从学生到导师良莠不齐的问题。

　　“我们听说博士生不做学术、做项目的事情在计算机、建筑等工科类领域比较常见。”白教授说。

　　回忆当年严格的学术制度，白教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多次派专员考察研究生的学习情况，并且对导师资格的审查十分严格。

　　当年，必须是在最近三年内有杰出成果、并可以组建优秀团队的正教授级别专家，才能任博士生导师。

　　1982年，在新中国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和白志东一同被授予博士学位的还有马中骐、谢惠民、李尚志、赵林诚和冯玉琳。除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冯玉琳教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外，其余5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1983年2月27日，6位博士的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时就有导师说，将来的博士生能否超过第一批，这一点很难说。因为第一批博士生知道困境中做学问的艰难，他们更珍惜学习机会。”白志东说。

　　然而如今的博士生的生活状况，却似乎全然取决于其导师。

　　相比之下，北京大学数学科学系的二年级博士生雷锦江是幸运的。他认为自己遇到一位好导师带有一定“机缘的偶然”。

　　“一来北大，发现老师特别朴素。桌子上的显示器还都不是液晶的。老师喝水的杯子还是那种搪瓷的，让我特别震动，所以就决定跟他了。我一直都挺庆幸自己遇到一个好老板。” 雷锦江说。

　　当记者把这位幸运博士生的故事告诉金烨时，他并不表现得惊奇。

　　“可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他只是淡淡地说。 本刊记者/崔晓火 文/刘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