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牛顿有一句名言流传甚广： “如果说我能够看的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抛开这句话的谦虚意味不谈，其中引申的含义无非是：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就要利用好身边那些学术平台。

那些起到助推作用的“巨人的肩膀”或学术平台，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们又在哪里?

眼下，又到了新一届研究生新生即将入学的季节。结合自己十余年来在高校耳闻目睹的关于研究生们在科研上遇到的种种困惑，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学术积累模式，才是适合青年人快速成长的模式?

希望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对年轻的朋友们有所启发。研究生开启科研生涯，不妨抓住三条共性原则：

原则1

现有的平台，就是你所能拥有的“巨人的肩膀”

在大学任教，我经常听到有学生抱怨自己的学校、专业或老师不如人意。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负面的情绪，一旦学生被这种情绪笼罩，就很难看到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机会。

哲学家斯宾诺莎曾说：“不要笑，不要哭，要理解。”这句话实在是人生的至理名言。因为任何一个“肩膀”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可见的支点。而学生们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抱怨，无非是对未来过于理想化的预期与现实存在差距带来的。这是人性中一种不想付出太多努力而又想获得超额收益的偷懒想法受挫后的情绪反应而已。

再仔细分析一下，产生这种情绪反应，常见的理想化起点条件大概包括这样几个指标：好学校+好专业+好导师+大量的机会。只要部分指标没有达到学生的心理预期，似乎就有了抱怨的理由。其实，真实的学术生涯哪有这么多如意的起点?!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呈现出最积极的自己，在现有的条件和基础上开始科研工作———这才是真实生活的常态。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学术平台是最好的? 是不是平台越高大上就越好? 其实，还真不见得。暂且不论获得这些条件的稀缺性，即使名校和名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见得个个都是人才。有时候，年轻学生向往的所谓高大上的平台，其实对研究者提出的要求也很高。如果你与“巨人的肩膀”提出的要求严重不匹配，估计很可能造成双方的失望，这个后果或许会很严重。因为，被高级平台承认，固然可以给自己加分，但一旦被高级平台否定，也会严重挫伤自信心。

因此，没有最好的平台，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平台。根据自己的能力，合理利用现有的平台，并调整自己前进的节奏，这样反而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渐进发展，总是最稳妥的进步路径。

原则2

成功更多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

任何学术成就的取得，都是缓慢积累的结果。那些寄希望于“一夜成名”的人，无异于把学术的积淀过程简化为一种“突发事件”模式———即便这种可能性存在，但也是极其稀少的。这也就是事业发展的渐进之路与突变之路的区别。

对于刚刚踏入学术领域的研究生来说，到底哪一种模式更适合自己呢?很多文学作品所展现的那些成功科学家的故事，有时为了凸显事件的震撼力或者阅读效果，大多把科学家的成功凝缩为一种灵光闪现。我们以前做过统计研究发现，科学家发表重要成果的平均年龄是38岁，而牛顿则是45岁。这实际也间接证明，缓慢的积累是科技发展的常态。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天才的存在，比如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划时代成果时，他才26岁。但是，除了极少数天才，对于大多数研究生来说，还是应该采取脚踏实地的渐进做法比较稳妥，这也是中国学生最熟悉的从量变到质变的最好明证。

记得美国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理查德·戴维森曾提到，他1972年刚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希望研究人的情绪。但那时，心理学界的主流范式是行为主义与新兴的认知心理学，他的选题明显与主流范式不同，因此他选择了一个能尽量靠近主流范式的主题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然后继续私下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随后20年时间里，他发表了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很多基金的资助，后来被聘为教授，并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可。直到这时，他才正式树起研究情绪的大旗。

这个故事其实很好地揭示了在学术界缓慢积攒学术资本的历程。最后证明，他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们不能轻易指望通过一个偶然发现就彻底颠覆整个科学界，要知道，科学界是非常保守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是一种优点，捍卫了知识的继承性。试想，如果戴维森不采取这种策略会怎样? 如果他最初一味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可能就没有老师愿意带他，也极有可能无法顺利毕业，如果那样的话，又怎会成为著名的情绪研究专家呢? 细读科学史，我们就会发现，那种“欲速则不达”的案例也有很多。

原则3

利用“长尾效应”尽早确立核心竞争力

科技界是一个分工细致而又充分竞争的“小社会”。这就意味着，它的既有生存空间与资源分配格局早已确定，后起之秀只能通过自身的学术资本积累，借助于新陈代谢法则，实现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个体参与这个“社会分层”的基础，就在于其所拥有的学术资本存量。

仅就狭义学术资本积累而言，笔者曾提出过一个模型：即∑C=C1+C2+C3+C4，其中，∑C代表个体所拥有的总的学术资本存量，C1指人才自身的学术禀赋，C2指地域文化梯度资本，C3指机构的声誉资本，C4指学术成果资本。上文提到的“巨人的肩膀”，相当于这里C2与C3之和，都是外源性资本。而真正学术资本中的内源性构成，则是C1与C4。

现在，很多评价体系过于看重外源性学术资本，这多少有“偷懒”的嫌疑。因为，这些外源性学术资本与个体的结合度并不是一个可以有效测度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照单全收”，相反，有时很容易造成泡沫学术资本的泛滥。真正让一个人获得学术界承认的是其内源性学术资本的构成，即你个人的禀赋与能力，以及你真正做出的成果。基于上面给出的公式，相信任何理性的人都会合理利用他的外源性学术资本，同时最大限度增加其内源性学术资本在整个资本构成中的比例。反之，过度依赖外源性学术资本，则会被当成“学术花瓶”。

既然内源性学术资本才是一个人进入科学界分层游戏的快车道。那么，在实践层面，又该如何操作呢? 在笔者看来，内源性学术资本在个人职业生涯中具有头等重要作用，而接下来的问题可以继而转变为：个人学术成果发表战略的布局选择。

这里有常见的三种战略布局：

第一种，高端路线。比如，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在最顶级的学术刊物上。这种战略，风险大、收益高，成功概率小;

第二种，中端路线。也就是科研的难度与取得的收益均适中，这也是目前学界学者们的常规做法;

第三种，低端路线。这个模式经常被污名化，但在互联网时代，原有的认知偏见会被迅速打破。大部分研究生作为刚踏入科研领域的新手，从这里入手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搜索能力大幅提升，这就意味着，好的成果最大限度不被遗漏。“孟德尔悲剧”出现的可能性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大幅降低。由于科研成果发表难度相对高端路线要低，这就意味着，你可以用比较快的速度取得优先权。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早已证明：优先权是获得承认的基础。因此，这种模式对于年轻科技工作者取得优先权是比较有利的，否则，就很可能丧失优先权。

也许有人会问，从收益角度看，成果发在非著名刊物上是否一定会“吃亏”? 就目前的评价体系而言，短期来看肯定吃亏，但对于学术资本积累与优先权的争夺来说，若从长计议，未必吃亏。

按照经济学家克里斯·安德森的说法：需求曲线的头部历来是竞争的重点，而被忽略的需求曲线的尾部同样暗含商机。目前，商业领域中已开始关注需求曲线的尾部，这就是著名的“长尾效应”。

回到学术界，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人不想将研究成果刊发在著名刊物、获得高级的承认，但是那里竞争激烈，影响因素众多，而且耽误时间，也可能会丧失优先权。相反，那些不知名的学术刊物，反而给年轻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锻炼平台，虽然相较于知名期刊来说收益小，但是，其提供的机会也很多。从长远来看，这里正是“长尾效应”发挥作用的地方。随着个人学术积累的增加，逐渐获得圈内认可，被知名期刊接受的机会也在增加。屠呦呦关于青蒿素的成果，最初就是发表在国内刊物上，而不是国外期刊。从结果来看，她获得了优先权，从而最终摘获诺贝尔奖。所以，“长尾效应”对于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人而言是一种有益的补偿。

当然，要实现“长尾效应”，还需要做的一个准备就是个人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在一个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的时代，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研究生们必须更加认真、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与产出方向;其次，作为知识的“产出端”，要明确你的潜在“客户群体”———他们有哪些要求，你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在这样的思考链条下，相信年轻人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研究究竟是“产品导向型”还是“消费者导向型”，而一名年轻研究人员的核心竞争力就会在这种双向调整中被塑造出来。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