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820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就业成为报考研究生的最主要动因。继2017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高涨之后，2018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继续高涨。考生中，往届生增幅超过应届生。

在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屡创新高的同时，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也在不断增长，从2007年的36.1万，迅速增长至2016年的59万，增长比例达到63.6%。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报考竞争度、录取难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到2016年达到3∶1。

在《2018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中，有关考研动机的调查显示，“改变学校背景出身，提高就业竞争力”是考研的主要动机，比例超过70%。而比较茫然、还没有作好就业准备以及为就业“备胎”，分别达到30%、21%。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考研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能力，而是为了贴上新的身份标签，在择业中增添筹码。那么，考研能否真正实现“提高就业竞争力”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提问，同样是选拔性考试，4年之前的高考是否提高了就业竞争力呢?如果提高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4年之后选择走进新的考场?如果没有提高，那我们凭什么认为考研就可以呢?

我们知道，教育的主要功用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提高个人能力，另一个是改变社会地位，这是人们接受教育的主要动因。反映到现实里，即学历与薪水成正比例关系。总体上，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尤其是现代社会正在逐步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用人单位如何在茫茫人海中判定人才，学历就是最主要的凭借之一。

虽然学历具备判定和遴选人才的功能，但是，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博弈，随着高学历文凭的发放数量不断增加，学历膨胀以后，就业市场便被扭曲，能力与薪水的关系也被异化。拉米雷兹和沙伯特在《发展与教育》中说，学历证书的等级可能会扭曲市场，因此削弱生产力与工资间的联系。在真实的范围内，全世界对正规学校教育的重视在日益增长，这可能增强把学历证书用作找工作的资格证的趋势。因而，不断增长的学校教育个人回报率未必伴随着个人生产力的增长。

学历膨胀会制造这样一种现象：高学历——高薪水——刺激追求高学历——学历膨胀——学历注水——更高的学历。很多院校在本科阶段不断扩大招生规模，而较多的人上了大学，意味着实质的竞争被推迟到下一轮，本科学历的含金量已经不足，要竞争研究生的学历了。这也意味着学生在时间和金钱上需要加倍投入。学历的增发，导致的是学制的延长，以及青少年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而这些要比物质财富更为宝贵。

于是，为了更进一步遴选人才，用人单位的标准也只好水涨船高，在招聘时不断填上更高的学历要求。可以说，整体来看，正是因为本科学历在就业市场中判定和遴选人才的功能不断弱化，以致失灵，才刺激出研究生学历的高需求。由此观之，考研热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就业压力，而非缓解。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调整产业结构，以带动对人才需求的调整，同时改变人才的评价体系，不再迷信学历;另一方面，则要从顶层设计入手，改革教育制度，使之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让高等教育规模与就业市场接轨合拍，不再盲目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