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世界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重大变化回顾 (转)
过去的百年世界新闻传播，基于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传播的信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事实，可以用“百年激荡”来形容。从出现传单式的印刷新闻纸，到形成定期出版、有固定报名、每页有数条新闻的所谓“真正的报纸”，花费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从“报纸”的成形到出现日报，经历了半个世纪；而日报的普及又耗费了100多年。从出现“真正的报纸”到形成专为报纸提供新闻的通讯社，则经过了200多年!然而在20世纪，十几年甚至几年的变化和发展，就等于过去的一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如果回顾过去的百年，那么以下几方面都可以形容为变化“激荡”。
一、媒介业集团的崛起和迅猛发展
过去的一个世纪，从媒介结构规模看，最大的变化是媒介业集团的崛起、迅速发展。20世纪伊始，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两个报团开始被世人注目，这就是英国的北岩（Northcliffe）报团和美国的斯克利普斯（Scripps）报团。其实，那时的所谓报团，不过只拥有一二家较大的报纸和一些小报刊，其中大部分还是地方性的，规模并不大。在这两个国家的企业集团中，报团尚排不上号。然而，正是以此为起点，百年内世界媒介业的集中化速度和规模，令人瞠目结舌。
随着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发达国家出现了广播电视集团，但是这些广电集团独立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60年代，加拿大的报业主汤姆森（R．Thomson）进军英国、美国，购买了数百家报刊；70年代，澳大利亚的报业主默多克（K．Murdoch）也进军英国、美国，基本上替代了汤姆森报团的地位，买下了数百家报刊和广播影视公司，形成巨大的跨国“新闻集团”。然而，默氏的新闻集团从90年代起就面临着另一个新起的跨国新闻业集团的挑战，这就是起家于加拿大的康德拉·布莱克（C．Black）所掌管的集团。他从加拿大“打”到美国，买下几百家报刊，同时又在英国、以色列买下主要报纸，最后“打”到默氏的老家澳大利亚，买下了澳国最大的报纸《悉尼先驱晨报》。竞争仍在继续，鹿死谁手，要在新世纪见分晓了。
这个世纪，新闻业垄断和反垄断的斗争此起彼伏，然而垄断的趋势看来无法阻挡。新闻业集团从单纯的报业或广电业集团，转为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综合性产业集团；而在最后一个10年，这种相对单一的传播业集团也开始消失，其他各种产业集团逐渐成为大众传播业集团的母公司。例如在美国，90年代中期迅速形成传播业大兼并的高潮，独立的NBC、CBS、ABC和闻名不久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已经消失。时代——华纳公司与CNN合并，从而成为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介产业集团；而到2000年1月，该集团又与网络传播的美国在线集团合并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这个由最先进的网络传播集团、本世纪中叶兴起的大型电子媒介集团、80年代起风靡世界的最大的有线电视集团、传统的印刷媒介大型集团形成的特大组合，成为世界上媒介集团的“巨无霸”，资源配置更为合理，但也为信息传播的更大垄断埋下了伏笔。西欧国家的一些主要的电子媒介，也已经成为更大的重工业、电子业、玩具业等等公司的产业的一部分。
欧洲大陆与英国、欧洲与北美、整个欧洲北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广播电视竞争，也日趋激烈。随着大众传媒业日益被更大的工业、服务业集团所控制，21世纪的大众传播业竞争，会在更大的规模和广度上展开，而不限于具体的报刊或广电之间，也许会形成某一地区的各种媒介(包括网络传播)的全面联合。这在经济学意义上具有提高效率、减少成本的优势，但是对社会观念和文化的多元化会产生何种影响，将是21世纪面临的新问题。
二、电子媒介兴起，网络传播威胁传统大众传媒
在这最近的百年中，最早引发媒介业异动的是广播。如果把数百年发展的报刊业算作1小时，那么20世纪诞生的广播业，普及到世界多数国家只用了不到1分钟。1920年出现第一家广播电台之后，二三年内，就普及到世界各主要国家。从第一家广播电台到第一家电视台、从二次大战后电视台的重建到卫星通讯的试验成功，都只用了十几年。如今所有的大众媒介又面临着以交互性为特征的网络传播的挑战。自从出现电子媒介，世界上流通的新闻开始呈几何级数增长，因而60年代起传播学界得以提出“信息过载”的问题。
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将电波战的宣传艺术发展到极致。战后随着“冷战”的兴起，各主要国家的对外广播事业得到强化。这种独特的政治性新闻传播，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的多元化发展，正在不知不觉地减少政治色彩，而多一分民族文化和经贸宣传的色彩。
二次大战后重新开始发展的电视业，不断地更新各种传播技术，在有线传播、卫星传播、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已经成为大众传播中唱主角的媒介；报纸和杂志虽然依旧具有发展的潜力，但总种数在减少，发行总量也在缓慢减少。由于电视提供了丰富的晚间生活节目，电视普及后，曾经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走红的晚报，逐渐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报纸品种中消失。广播电台，由于接收装置越来越简便价廉，人们在某些场合仍需要它，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然而不论怎样，除了报刊被人们看作传统媒介外，发明只有几十年的广播、电视现在也成了“传统媒介”，因为90年代兴起了以计算机互联网传播为特征的多媒体传播技术。虽然它目前在发展中国家的普及率尚很低，但是其涵盖所有媒介的功能特征和未来可能会部分涵盖传统媒介的发展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将带着关于传统媒介是否会消亡的问题，进入21世纪。
三、传播内容趋向大众化
20世纪伊始，英国的“三每”报(每日邮报、每日镜报、每日快报)称雄报界，开创了新世纪报业大众化的风貌；与此同时，美国的黄色新闻潮汹涌而来，接着又是20年代以图画为特色的“小报”热。不论人们怎样从道德角度批评它们，报纸的大众化，以媚俗、迎合读者为特征，为报业主们带来了滚滚财富，养育了年轻的新一代受众。与此同时，少量报纸脱颖而出，成为与之相对的“高级报纸”，适应了社会精英的需求。这种分化很快就“传染”到世界各主要国家。
自50年代《花花公子》流行美国和世界后，各种色情期刊风靡世界，常盛不衰，利益的驱动轻易地掀开了这个无底的欲望需求的领域。另一类休闲娱乐、轻松话题的期刊，在和平环境下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以妇女为读者的杂志，办得成功的，都有几十至几百万份的发行量。
70年代，以英国《太阳报》为代表的新一代大众报纸，恐怕会使世纪初批评黄色新闻的人眼晕。像《每日邮报》这样诞生于世纪初的大众报纸，面对更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以视觉冲击为特征的新一代大众报纸开始风靡世界；90年代香港《苹果日报》与较“老”的《东方日报》的竞争，也是新老大众报纸交替的世界性潮流的一部分。就连《泰晤士报》这样的传统高级报纸，现在也在改变面貌，多彩的版面和相对活泼的文字，似乎要与当年的风格告别了。
至于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节目，本来就是面向大众的，特别是面向文化程度不高的大众，因而它们成为当今最为广泛和廉价的大众文化的载体，其影响力稳居各种媒介之首。
许多媒介已经“上网”，网上传播的信息中，娱乐性同样远远超过其他内容。人们在道德上对商业性色情、暴力内容的批评，能否抗住原始欲望市场的需求带来的利益驱动，到21世纪恐怕依然是让人们头痛的问题。
四、世界新闻流通越发不平衡
20世纪的第一年，美联社宣布正式诞生。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上升，1870年由欧洲的三大通讯社，即哈瓦斯社、路透社、沃尔弗社瓜分世界报道范围的格局，从20世纪30年代起被打破，二次大战后形成美联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四大通讯社垄断世界新闻流通的新格局。世界上80%的新闻稿是由这四家通讯社发出的，很少涉及发展中国家，而它们所代表的地区人口不及全球的五分之一。于是从70年代开始，争取“世界新闻新秩序”的口号得以提出；而发达国家(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以《塔鲁瓦尔宣言》的形式反批评这个口号。他们认为，这个口号的实质是鼓励政府实行新闻检查。虽然这场观念上的斗争在80年代中期，由于美英等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被削弱了，但是实际问题并没有解决。
从世界主要国家报纸的发行量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集中了世界总发行量的近一半，美国和加拿大则集中了世界的五分之一，整个非洲不到1%，拉丁美洲也不过3%。高发行量的报刊，多数集中在发达国家，例如日本的《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均超过1000万份；英国的《太阳报》和德国的《图片报》，分别为400万和500万份；美国的《读者文摘》3000万份、《全国地理杂志》1000万份、新闻周刊《时代》近500万份、《妇女日》等五种妇女杂志均在500万份以上。而其他国家只在特别的情况下才偶然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前苏联的各种中央级报纸，曾在80年代末期达到过1000万份；中国的《人民日报》在“文革”中曾经达到过600万份。好在电视基本普及了，许多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和体育赛事可以通过电视获知。但真正代表思想深刻程度的印刷媒介，才是文化均衡发展的标志，而影响世界的著名英文大报，则全部在发达国家。
这是一个道义上的悖论：新闻流通能力的大小建立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这不是道义的问题。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要求给予它们较多的新闻流通机会，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必须主动“让利”，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偶然做做是可以的，但作为经常项目是不可能的；而在道义上，这又是公正、合理的要求。看来，还得靠发展中国家的自力更生。只有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自身的综合国力，才是改变世界新闻流通不平衡、不合理状况的根本途径。
这个问题，将带到21世纪。也许随着国际互联网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这本身还是需要经济实力)，新闻流通不合理、不平衡的状况会有所缓和，但根本解决，依然要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加强。
五、媒介业，特别是广播电视业民营化趋势渐强
西方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官报时期”已经消失了几百年，“党报时期”也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了消亡的过程。二次大战后，为防止法西斯专制主义的媒介死灰复燃，联邦德国在美英法三国的影响下形成分散的民营报刊体制和分散的广播电视公营体制；日本在联合国军的自由主义改造下全面恢复报刊民营体制，建立广播电视业公营、民营并行的体制。90年代，苏联瓦解后的各国和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改而实行媒介民营化，初期相当混乱，以后逐渐走向有序。
报刊民营化的国家，报业竞争在20世纪越来越表现为集团与集团的竞争，而不是单独几家报纸间的竞争，常常是整个报业集团或其中的一个子公司被另一家或几家吞并。例如跨国的加拿大汤姆森报团在英国被默多克从英国全国性报刊中排挤出去；突然膨胀的美国英格素尔报团，1986年起在几年内一下子购进了世界各地的260多家报刊，接着又在1990年的金融危机中几乎全军覆没。
在广播电视体制方面，自从1927年英国实行“公营”垄断体制以来，西方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继而效仿，在五六十年内成为世界上半数国家的主要广播电视体制。
然而，随着世界性市场经济向各个领域的扩展，这个被视为非市场化的领域开始被逐渐侵蚀。1954年，英国当权者被迫允许民营电视业，接着于60年代允许民营广播业，于是形成广播电视业公营、民营两大体系间的竞争。这种情况很快“传染”到欧洲大陆，尽管法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的当权者不断地抵抗民营化趋势，还是在80年代以后，一步一步地被迫承认了民营广播电视业的合法存在。甚至法国原来公营的电视一台，也出售给了一家民营工业公司，成为目前法国最大的电视台。这种两大体系的竞争，从客观上看，确实促进了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广电节目的质量也提高较快；但商业化趋势又在不断地使高雅文化面临窘境。
这又是一个悖论：公营体制下的广播电视节目不受广告商的影响，通常是较为健康的，但是整个体制的运转缺乏激励机制，经营方面普遍亏损；民营体制的广播电视节目受到经济竞争的影响，档次较低，因为要赢得高收视(收听)率。从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的情形看，由于存在公营、民营广电的竞争，一些实力较大的民营广电公司，反而具备了提供较健康、高雅节目的能力，形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公营广电公司也开始适当地引入市场经营机制。21世纪这种公、民营相互制约的体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特别是公营体制的改革是否能够挡住民营体制的大潮冲击，只有拭目以待了。
百年来的中国新闻传播，同样经历了太多的变化。如果就激荡的形态而言，可以用“天翻地覆”来概括；如果以冷静的态度来描述，可以说这是一个媒介业“多方向发展”的百年。下面以时间为序，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历程：
一、党派报刊林立的20世纪前十年
1900年，孙中山先生指派革命党人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开创了革命派通过报刊进行革命活动的传统。该报不仅在内容上，也在报纸的编排上为中国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带来了创新的面貌。
很快，中国出现了约700个大小党派，其中多数追随孙中山的主张，大多有自己的报刊，热闹非凡。革命派报刊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舆论基础。
二、本世纪中国新闻传播遭受的第一次灾难——癸丑报灾
中国的现代新闻业自19世纪初诞生以来，遭受过许多局部的迫害，但整体的发展尚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然而，袁世凯为压制反对他称帝的舆论，1912—1916年间全面迫害报刊，这期间至少有71家报刊被封闭、49家受到传讯、9家被军警直接捣毁；至少24名记者被杀害、60名被捕入狱。全国报纸1912年有500多家，到1916年已不足130家。由于迫害最为严重的年代是1913年，农历癸丑年，所以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癸丑报灾”。随着袁世凯的垮台，中国的报刊才得到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术新闻学诞生，商业报纸蓬勃发展
袁世凯垮台后，各地军阀争夺权力，于是在新的强权产生之前的缝隙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大约从1916年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止)。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少有的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新思潮展现着自己的魅力，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无数新报刊的诞生，以及报刊面貌的更新。采用白话文、使用标点，竖排改横排(这一点后来没有推及开)，报纸副刊普及，电报的使用，记者站的纷纷建立，使得新闻的流通大大加快。
在这个背景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商业报纸得到较大的发展，其特点用邵飘萍的话来说，即突出了“以新闻为本位”，以传递新闻为主要功能。例如所有权转到中国人史量才手中的《申报》、北京《京报》、改革后的上海《时报》、天津新记《大公报》、上海《新闻报》等等。尽管各报倾向有所差异，但它们主要不是政治性报纸，而是商业性报纸。通讯社也是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1926年时，全国已有155家。中国的广播电台也诞生在这个时期。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的学术新闻学，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由蔡元培先生倡导而形成，其标志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中国的新闻教育也由此为起点。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是中国学术新闻学的开山鼻祖。
四、中国国民党的媒介业形成的“官方”体制
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蒋氏为代表的国民党成为控制中国的新的强权。该党的媒介，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以及在围剿红军时创办的军队报纸《扫荡报》，构成了控制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官方新闻传播体系。但是，这种控制不是绝对的，许多商业性的报刊，国民党内的自由派人士办的报刊，以及各种文化、教育、科学刊物，某些民营电台和通讯社，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主要新闻机构虽然居主导地位，但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各级报刊、新华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等)已经在根据地形成了自身的体系；同时，还有大公报团、新民报团、益世报团、世界报团、申报团等民营报刊集团居于偏左或偏右的中间状态。
五、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斗争中成长壮大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产生于五四时期，但是真正成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标志是毛泽东领导的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改版。这次改版确立了通过党的报刊指导党的工作的原则，毛泽东认为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改版的精神扩及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各根据地的报刊和国统区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为未来新中国的新闻传播体制奠定了基础。1940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但该台真正在全国产生影响，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六、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最大的变化——新中国新闻事业的诞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在全国居于主导地位。原国民党的中央级新闻机构龟缩到台湾省，留在大陆的各种分支机构和依附于国民党的报刊全部被查封；进步的民营报刊继续出版。
1949年8月，《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12月，原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启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随后各大区、省级行政区均有了党的机关报和相应的人民广播电台。1954年取消大区，大区级的报纸、广播电台消失，形成中央、省级党的机关报和中央、省级广播电台(及后来的电视台)体制。新华通讯社在共和国成立之时即成为国家通讯社，并于1950年完成了各地支社、分社的归口工作。
1952年底，允许继续出版的几百家进步民营报刊和几家民营电台，最早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转变为国营或并入其他报、台，从此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不再有民营成份，完全国有化。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新闻事业的格局大体是：中央级报纸有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民主党派的联合机关报《光明日报》(1957年以后改为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全国性知识分子的报纸)、金融经济方面的全国性报纸《大公报》。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中央级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1958年开播，1978年改名“中央电视台”)。
经过50年代初的院校调整，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京大学成为新闻专业，随后再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上海原有的五家新闻专科学校和大学新闻系，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于是形成中国南北两大新闻系的新闻教育格局。另外，还有一家于1959年建立的当时规模不大的北京广播学院。
七、中国新闻传播的又一次大劫难——“文革”十年
“文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再次遭到劫难，全国原有的约700家报纸，大部分在造反派的冲击(1967年1月《文汇报》首先夺权，波及全国)下停刊，只有中央的几家报纸(《大公报》停刊，《光明日报》全部刊登新华社稿，勉强维持出版，最少的一期仅印了4000份)和省级行政区各保留一家，共约40家；各种杂志，绝大部分停刊。电视台停播。原来内部发行的《解放军报》开始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齐名，以“两报一刊”的名义，经常贯彻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发表重要文章，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
新闻教育完全停滞，中国人民大学解散，该校新闻系并到北大中文系成为一个专业。新闻学除了重复“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外，便是批判刘少奇同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
在邓小平主持工作的“文革”后期，新闻事业有所发展，报纸种数有所增加，电视台恢复播出节目，但内容依然受到“四人帮”的直接控制。
八、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国媒介业急遽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介业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仅从1978年底至1985年3月的1900天里，平均一天半就诞生一家报纸。80年代中期在全国开始形成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报纸新结构。从80年代初开始，电子媒介发展迅速，先是普及彩色电视节目，接着完善各省电视台，近年有线电视、卫星电视逐渐普及，不知不觉地电视已经成为人们接触最多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播业发展迅速，各种波段和频率的专题节目渐多。
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大众媒介的内容日益丰富多彩，报纸扩版加页，电视节目版块化，广播节目更加轻松活泼，同种媒介和不同媒介间的竞争局面已经形成。广播和电视的人口覆盖率逐年加大，已经接近90%。90年代以来已不再追求媒介的数量，而是强化质量。至2000年中期，我国的网民1600万，“第四媒体”对传统媒介的冲击在中国也见到端倪。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和教学得以恢复，至今已经出版了2000种以上的各类新闻学书籍，而“文革”前总共出版了约100种，其中没有一本是学术专著。传播学1978年引入后，即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至今新闻学与传播学实际上已经融合为新闻—传播学。高等新闻教育1981年起出现硕士，1985年起出现博士。全国各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播系多达60多个，广播影视院系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和完善。新闻法从1984年开始着手研究，日渐增多的新闻官司可援引的各种法律条文已经相对完善。
九、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新闻传播的发展
20世纪末香港、澳门先后回归中国，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其媒介业的体制与大陆有所不同。台湾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40年代的内战而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地区，其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20世纪内，香港的新闻传播经历了以英语传播为主向以汉语传播为主的过渡；经历了日本占领和光复的曲折，媒介业的变更较大。二次大战后，香港的媒介业才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媒介的更迭主要由于经济原因。1997年回归祖国后，香港的媒介格局保持稳定。市民报纸中最大的两家《东方日报》和《苹果日报》，竞争激烈，内容日趋庸俗化和注重视觉冲击。前者已有31年历史，后者在1995年创办后一跃成为与前者势均力敌的报纸。1999年《东方日报》创办《太阳报》，目前形成东方、太阳与苹果的竞争局面。除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的“香港广播电视”外，香港主要的民营广电如“亚视”、“无线”、亚洲卫视和“香港商台”(广播)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澳门的大众化报纸在20世纪初形成。伴随着内地不断的社会动荡和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澳门的媒介业长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澳门的媒介业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现在《澳门日报》发行量占全澳的80%，是唯一的大报。澳门地域过小，直到1982年才建立澳门广播电视公司，1984年播出电视节目，2000年建立了电视卫星台。
台湾省20世纪前半叶处于日本的统治下，只有很少的日文“官文”报纸。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创办了台湾第一家中文报纸《台湾新生报》。该党败退台湾后，为维持其统治，1951—1987年实行了38年的“报禁”，只维持31家报纸存在的局面。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促动下，即使报禁时期也发生了党公军营报纸与民营报纸力量对比的变化，后者逐渐壮大。开放报禁后，登记的报纸多达数百家，但是真正稳定下来的约50家。在原先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民营报系外，现在增加了《自由时报》系，形成台湾三大报系；国民党自2000年起在大选中失去执政党地位，其报刊影响力自然江河日下。原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即现在的中广公司前身)、中央通讯社，早已改组为独立法人的股份制公司，尚是台湾最大的广播公司和通讯社。1962年，集资创办的“台湾电视台”首播电视节目，接着出现中国电视台、中华电视台，加上近年建立的全民电视台，形成四家鼎立竞争的局面。
公元历法是世界上一部分人创造的，正好凑上百年和千年的整数，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以往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当然很好，但我们应当清楚，任何事物的发展不会依据某种历法年头的整数，会各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例如，根据本世纪科技普及的“一代人法则”，从某项科技发明和运用的年头延续一代人时间(二三十年)，应当成为研究的一个时间段，例如电视发展的起点是20世纪30年代，到出现卫星电视的60年代(其中应减去第二次大战的时间)、从1969年最早的计算机联网传播到现在的因特网，均可作为一个研究的时间段。另外，许多具体的研究话题，例如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对大众传播业的影响、加入WTO的背景下中国的新闻传播业等等，也将比以百年、千年划分的历史话题更为抢眼。
20世纪过去了，21世纪到来了，这只是我们自己画圈自己跳的一种感觉，简单纪念一下这种感觉无妨，但一切该怎样依然怎样，还是各自努力工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