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至10月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集华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一部分记者进行学习。10月2日，刘少奇对记者团发表了重要讲话，一方面立足于土改宣传的经验教训，深入地阐述了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任务；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新闻工作者的修养问题。
此讲话即后来整理成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第三节.国民党新闻事业在大陆的瓦解
1.“第三条道路”
在国统区，政治黑暗，新闻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国统区的进步报刊几乎完全不能出版。
此时，主张“第三条道路”的言论又在报刊上热闹起来，成为国统区新闻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第三条道路”即:不满于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愿实行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希望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提倡“第三条道路”的报刊并非由此时始，，早在双十协定签订不久，储安平便在重庆创办《客观》周报，宣传这种主张。1946年9月1日，储安平在上海创办了《观察》周刊，成了这种政治倾向的代表。该刊经常登载一些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言论，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同时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也时有微词。该刊在国统区影响较大。
这种政治趋向最初只是表现在以《观察》为代表的少数时事政治性刊物上，随着国民党的政权日渐崩溃，有些著名的大报也开始了这样的宣传。包括一直极力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大公报》。这也说明了国民党已经到了完全失去人心的地步。
当人民革命正处在节节胜利的时候，走“第三条道路”的宣传无疑是反动的。同时国民党也同样不允许“第三种势力”来与之争权夺利。因此，当《大公报》对国民党的出版发稍有微词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竟连写两篇社论，指责《大公报》。并说《大公报》的总编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7月19日，《中央日报》再发社论《王芸生之第三查》，表示要“三查王芸生”，终于使《大公报》噤若寒蝉。《大公报》的事实是众多人认识到，第三条道路终究走不通。
后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倍感苦闷彷徨。1948年10月，毛泽东派人与之联系，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于是王芸生于1948年11月避走香港，1949年9月到达解放区。
鼓吹“第三条道路”最有影响的《观察》周刊，也于1948年12月被国民党查封。
在国民党的压迫下，大批有正义感、有爱国之心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抱任何幻想，因此许多新闻工作者纷纷转移到香港，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开展新闻事业。
这些汇集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在最终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性质后，纷纷转变立场，从而大大加强了香港新闻界的进步力量。也有许多新闻工作者奔赴解放区，如《观察》被封后，奔赴解放区，加入了人民新闻工作者的行列。
第四节.共产党全国新闻事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建立新闻事业的政策
以“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等原则为方针，中国共产党规定:
1 对反动的新闻事业一律予以没收、封闭；对于进步的新闻事业则加以保护；对中间性的新闻事业允许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出版。
2 一切报刊、通讯社（包括党报和新华社）都要向政府登记。对于新闻言论不实行事先检查的方法。
3 读与外国人在中国的新闻事业也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帝国主义通讯社非经允许不得在解放区发稿和私设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