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流派

 
剑桥学派
剑桥学派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创建的一个学派。由于马歇尔和他的忠实门生庇古、罗伯逊等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所以被称为剑桥学派。
又由于其创始人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庸俗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十九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庸俗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
这个学派所传播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在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该书继承十九世纪初以来的英国庸俗经济学传统，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庸俗经济学体系。
该书一出版，就被吹捧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与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提并论。马歇尔的学说，通过其忠实门生，特别是庇古，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阐发和传播，形成学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有支配地位。
剑桥学派的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用“只有渐进没有突变”的所谓连续原理分析经济现象，认为在经济现象之间，经济概念之间都存在连续关系，没有严格的区分；用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和数学中的“增量”概念，来分析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价格的决定。在分析的同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使用所谓局部均衡法；在静态均衡分析的框框内引进时间因素，以区别在长短不同的时期内，供求状况的不同变化所达成的不同均衡状态；用主观心理动机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认为人类的经济生活都是由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这两类动机支配的，这两种动机决定着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
剑桥学派的核心内容是均衡价格论。他们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的，不同需求量和相应需求的价格所构成的需求曲线，与用边际生产费用递增规律决定的，不同供给量和相应的供给价格所构成的供给曲线，说明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的决定。他们用均衡价格衡量商品的价值，从而以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
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剑桥学派还建立了自己的分配论，他们认为国民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个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对劳动、资本、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劳动的“负效用”；资本的供给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享受的“期待”。
工资是劳动供求均衡时劳动的价格；利息是资本供求均衡时资本的价格；利润是资本家组织和管理企业以及冒风险的报酬；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剩余，它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另外，剑桥学派竭力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至于实际存在的失业，则认为主要是工资率缺乏伸缩性的结果。
作为剑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庇古，除了以精确、明晰的表述，忠实地传播马歇尔的学说外，还在其基础上提出一整套福利经济学，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他从边际效用基数论出发，提出国民收入量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的命题。
他还区别“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两个概念，来说明怎样使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配置达到最适度的一点，从而使国民收入总量最大，社会经济福利最大，这使剑桥学派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在货币理论方面，剑桥学派以提出货币数量说的剑桥方程式著称。1917年庇古首先把马歇尔在这方面的论点公式化，以后罗伯逊在1922年出版的《货币》一书中，凯恩斯在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一书中，对剑桥方程式和马歇尔的货币理论又有进一步的阐发。
此外，剑桥大学的罗宾逊于1933年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改变“均衡价格论”的完全竞争的假定，从不完全竞争出发，分析企业均衡产量和价格的决定，但在分析方法上，仍然没有超脱马歇尔-庇古理论的框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二十年代英国经济长期萧条，失业问题空前严重。特别是1929年爆发空前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严重困境，这使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濒于破产。
面临这一形势，原属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于1936年以叛离传统理论的姿态，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抨击他称之为“古典学派”的马歇尔、庇古的观点，建立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寻求新的出路和理论根据。剑桥学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经过修修补补，迄今仍是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货币学派
货币主义是二十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亦称货币学派，其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
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方面，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此后被广泛沿用于西方经济学文献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扩大有效需求的管理政策，虽然在刺激生产发展、延缓经济危机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却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相标榜，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他在1956年发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文，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作了新的论述，为货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后，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在理论细节方面不断进行琢磨补充，并且利用美国有关国民收入和货币金融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大量经济计量学方面的工作，为他的主要理论观点提供 了论据。
自6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日益剧烈，特别是1973～1974年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剧烈的物价上涨与高额的失业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作出解释，更难提出对付这一进退维谷处境的对策。于是货币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并对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货币主义的代表在美国有哈伯格、布伦纳和安德森等人，在英国有莱德勒和帕金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