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栾梅健教授，刘志荣老师。
1现代文学的开端：海上花列传
《海》最早地展示了中国古老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化的历史画面，通过众多人物到上海淘金，奋斗，沉沦的真切描写，真实纪录了上海梦的产生与形成。农村经济的衰败和工商都市的崛起，留下了大上海早期难得的生活和文学图景，小说自觉地采用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技巧，故事完整，张弛有致，浑然一体。有意识地采用方言写作，是有计划的文学革命，能准确地表现人物的神情，口吻，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文学革命的要求，是作者对现代语言勇敢和可贵的尝试。
《海》主要写高级妓院中的妓女及侠客的生活，妓院，官场，商场，成了小说的三大场景，作者笔下的众妓女无不跃跃如生，她们既非美好，亦非丑恶，她们只是非人处境中的人，在非人的处境中他们既苦苦挣扎，也彼此争斗，相互炫耀，越发显出这种处境的可悲。作者描写这一切毫无夸张渲染之处。他的叙述始终很平淡，细琐如闲话，从中透出人物微妙的心理和人生苦涩的况味。鲁迅也称许其“平淡而近自然”其败笔也很明显，仍陷入旧小说卖弄辞章学问的陋习。作为长篇小说，它的情节未免过于琐细，另外，小说笼罩在灰暗的情调中，缺乏社会批判的力度。
2 周作人：《人的文学》
周作人主张与胡适重形式的革新不同，胡适认为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多从形式入手，要求文体的解放，因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而周作人进而认为文学是由思想和文字合成地，文字不良，固然足以妨害文学的发达，若思想不良，徒有文字，有什么用处呢？他的《人的文学》一文较集中地表达了人道主义文艺思想。在人生问题中，他更强调怀着悲哀和愤怒，描写非人的生活。因为这可以使人们明了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的差距，并是索改善的方法。在《平民文学》一文中，他说应该写普通人的生活，不必纪录英雄豪杰的事业和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这些见解较胡适，陈独秀，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对后来为人生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新文学创作中个性解放的主题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人具有灵肉一致的生活，兽性和人性合起来就是人性，所以反对禁欲和纵欲。
所谓人的文学，即以人道主义为本，摒弃兽道和鬼道的封建迷信的非人的文学，创造反映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生活，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时间本位的世界观，要求从个人做起，只有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爱人类。他列举了10样非人的文学，其中有《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等，而且他总是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满足某种趣味联系起来。
3 新文学的外来影响
鲁迅推崇汉唐时代的豁达之风，主张对外来文化广泛吸收，大胆拿来，为我所用，他自己从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中都吸取了许多营养。但促使他动手再现中国农村社会面貌的还是俄国和东欧的文学，他说，后来，我看到的一些外国小说，特别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个小国的，才明白世界上也有许多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也在为此呼号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
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同样发挥了影响，例如最早写象征派的李金发，在法国留学期间，遭受民族歧视与人格侮辱，这位自称徐枕亚式多愁多病的青年本来就有悲观的气质，此时便与法国象征派发生共鸣，这说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作家中，也能找到知音。只是因为现代中国社会缺少西方现代主义得以滋生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基础，所以它未能成为正在急切寻求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选择对象。许多注意学习外国文学的作家，宁愿向外国文学的古典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自然主义的方法，却对标榜创新的现代派缺少热情。在李金发之后，现代派的诗和小说，始终是中国新文学中世界中的小溪涧，汇不成奔腾的巨流，中国新文学把目光向外作全方位的扫描，逐渐地将其视点落在东方，这就是新文学选择性的表现。
1920瞿秋白在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序言中，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盛极一时，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俄国的赤色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世界的思想都受到它的影响，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出一条新路来。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来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
一切外来影响或文艺进入中国社会都曾按照中国社会的需要进行筛选和改造，例如易仆生是对中国影响极大的作家之一，但五四以来的进步作家不满足照搬他的作品，而是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社会情况进行思考。当《玩偶之家》在中国极为盛行之时，1923年鲁迅提出“那那走后怎样的问题”指出在未改造的社会，那那出走后只有两条路，一是回来，一是堕落。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多半描写个人精神上的空虚，不是失望便是厌倦。而中国现代小说虽也暴露黑暗和腐败，但他们对于祖国仍有一丝希望，相信某种制度可以挽救垂危的中国。西方文艺复兴造就了今天的现代西方人，把西方社会从宗教神学中世纪的蒙昧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所面临的不是宗教神学，却是千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所造成的蒙昧。五四前后，最有影响的论文是《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和《我的节烈观》这不是偶然的。
尼采对中国文学确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时代和政治需要的不同而变化。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力和智力的斗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1927年后，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尼采，到了40年代，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可见外来思想能不能在本国产生影响，产生什么影响，其决定因素是这个国家内在的时代和政治要求。全盘照抄或无条件移植都是不大可能的。
尼采在中国文艺界确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否定一切旧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与中国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正好吻合。正如郁达夫所说：尼采诸先觉为欲拯救精神的失坠，物欲的蔽人，无不在振臂狂呼，痛说西洋各国皮相文明的可鄙，这又和中国有识之士反帝反封力避资本主义弊害的愿望结合在一起。尼采提出强烈的意志力，真实而奔放的创造性，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对改造中国的社会风气确是一股有效的推进力。
4 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除了鲁迅之外，大多不够完美成熟。大都对封建礼教，伦理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普通人特别是农民成为作品的主角。在提炼情节的过程中注意剔除巧合性的偶然事件，顺理成章地矛盾结局的悲剧性。大胆地借鉴了外国的小说体裁，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新体式。继承了古典小说技巧，更多地学习了外国的技巧如象征主义。心灵剖析等。
五四时期，爱情和情欲一度成为文学的中心，郁达夫，冯元君，庐隐，丁玲等人为新文学涂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他们多用过去中国文学中没有的自叙传，书信，或日记体进行创作，受外来影响明显，但这些小说作为中国现实的产物，面对前人早已遭遇和希望解决的问题。五四时期的爱情小说，现在看来，一般对爱情的心理体验都不够深细，也缺乏人生哲理的内涵。因为爱情常常是直接作为自由的象征来描绘的，作者借此来宣示他们不甘受社会束缚的独立生存价值，这类小说中，爱情不是异性之间的故事，而是恋爱中的人与社会的故事。所以，异性之间微妙的感情纠葛反而被冲淡了，把爱情作为自由的象征，从爱情中获得自我肯定，这是中国特有的历史背景上的产物。但新文学作品由此表现出的自我意识是比过去强烈多了。
《伤逝》里面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命题是“爱情-婚姻”。婚姻生活使所有虚幻色彩的想像经受历炼。鲁迅正是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你看，使美成为悲剧的形式，不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爱情描写非常柔细，真实：“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
子君一遍一遍地温习爱情的旧课， 绢生却失落了。因为子君变了，不再是精神上的交流者，而是一个家务劳作者，她已经意识到现实生活的残酷，但不可忽视的是子君对这个家的爱和维护。性别叙述带来不同的视角，她的悲剧根源于男权社会。鲁迅在叙述里充满了男性视角。绢生在细节里表现了刻薄的不满：“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
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男人讲述的女人的故事，如果是女性执笔，完全可以在子君对花草小猫小狗的爱中表现对绢生，对家庭的爱。男性对于深入现实的爱情的冷漠。在他看来，这些日常生活是无聊的，极端琐碎的。这种分歧导致了婚姻的分裂。小油鸡和狗已经成为子君交流的对象。绢生和子君已经不能平等对话了。在绢生看来，子君是累赘了。“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园里，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冷风究竟也刺得人皮肤欲裂。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
绢生没有了当时的激情，开始怀疑先前的理想。他想给子君一点慰藉，但是却没有表白，已经和她没有灵犀了。和一个人不能在同一个层次上交流便觉得无聊了。爱情中的变化是微妙而且重要的。两个人变得越来越远了。在摊牌之前心理很矛盾，如果这个东西很重要你会很慎重，子君对这一切不知，只是孩子似地望着他。绢生已经厌烦了，他跑到图书馆里去开始了所谓的反思“那里虽然没有书给我看，却还有安闲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
这个男人是非常经不起失败的。他的信念非常容易确立又非常容易改变，这个阶层非常脆弱。子君对自己的内涵越来越不自信，对于维系爱情的东西只剩下怀念往事了，并且越来越乏力。如果有一个孩子，有了母性的责任，结局可能就不同了。没有爱，没有责任，那么必死无疑。绢生不仅是悲剧的看客，而且还是制造者。”绢生其实无法摆脱家的束缚，获得所谓的新生。五四青年对未来有很多美好的想像，子君用生命来做交换，绢生则是用破灭和沮丧作为代价。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没有路可以走。五四文化主将对女性的关注是虚伪的，所谓的保护，容易使女性在幸福感里丧失自我。
鲁迅写这篇文章强调经济问题，这种暗示性很明显。现在爱情的悲剧力量越来越小了，爱情双方用来交换的筹码中，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越来越小。子君在现代的悲剧可能几乎不存在了，绢生厌倦了子君对他的小鸟依人，希望她共同奋进，而今天的男性却要求女性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角，这是历史的轮回。子君提出的往事和绢生的不同。绢生过于轻易地抛出了”我不再爱你“这句话，显示了他的残酷。中国人是相当中庸的，对于爱情的忍受力非常强，在生活的琐事中磨光了所有的向往。我们不会轻易说这话，一般会以沉默搪塞过去。因为知道这话的力量是毁灭性的。新知识分子的虚伪和残酷来自男性的权力。子君的沉默是反抗的力量，但最终承受不了。绢生把责任感的包袱抛了出去，所以觉得轻松。子君的自杀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和确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女性的反叛是坚毅的，寻找新出路的渴望比男性更迫切，呐喊中的阻力其实也来自于她们最信任和寄托的爱人。子君走了，绢生有发自内心的忏悔，鲁迅的忏悔意识很可贵，在其他作家那里看不到,但这忏悔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名中消解了。绢生对子君的死看得清楚明白，他是个现实性的人，折中把握和洞见，加强了子君命运的悲剧色彩。生活本身太乏味无聊了，因为爱和责任抵抗一切灾难的袭来，女权主义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无法否定假定，家庭不代表旧观念，女性的性别优势因家庭而存在。
附北大乐黛云教授的《《伤逝》的思想和艺术》摘要
1绢生和子君不同于狂人，夏，吕，魏，他们是崭新历史时期，五四的知识青年，子君庄严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权力干涉我的权利，无疑比那拉勇敢，坚定得多。鲁迅说，必须活着生活才会有所附丽。要想和社会抗争，单凭个人的力量，单凭自由平等的信念和理想是全然无望的，这就是《伤逝》的主题
2小说采取了独特的形式是“绢生的手记”，它是对前段生活的回顾和总结，《伤》是鲁迅唯一的爱情悲剧，要通过它反映出更广阔的社会现象，没有这更恰当的形式了。
3不象欧洲作家那样由作家出面进行大量的心理描写，而是通过主人公自己来回顾，使情节，人物性格的描述那样带着主人公的思想色彩和心理特征，这样，思想和心理分析也就和情节，性格化合为一体了。
4强烈的抒情色彩，烘染了整个故事无可挽回，动人心魄的悲剧气氛
5每一细节都力求用最简洁的形象语言表现出最丰富的内容。如子君离开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个字或者半句话，只是盐和辣椒，面粉，白菜都聚集在一起了，旁边还有一些铜元。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悲痛绝望的和无私的爱在读者心中比任何直接的渲染和描写更有深远的回响。
刘勰《文心雕龙》勾勒的五言诗史
1五言久矣
2两汉的《古诗十九首》，五言之冠冕
3建安，五言腾踊，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4正始，“嵇志清峻，阮旨遥深”，“诗杂仙心”
5西晋，稍入轻绮，力柔于建安
6江左，东晋，玄言诗
7宋初，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揭示了中国山水诗的起源问题
东晋的玄言诗中却又酝酿着一种新的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山水诗的萌芽。玄学本是超世的哲学，它强调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每一个人即每一个精神主体都是直接面对宇宙存在的。因此，人生的根本意义，也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得失成败，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世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宇宙的本体是玄虚的道，四时运转，万物兴衰，都是道的外观。从这种观念中引导出人对自然的体悟，追求，以及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观念，加以江南山水，佳丽可人，对于来自北方的士大夫富有新鲜的刺激，更引起他们对山水的兴趣，从现存的全部东晋诗歌来看，把体悟自然与阐述玄理结合起来的作品仍有不少。而一旦发展到以景物为主，或主要通过景物来表现哲理，山水诗就出现了，所以说从玄言诗到山水诗，是一个内在的演化过程。
李贽的思想及其影响
明朝中期出现了王阳明的学说，企图从儒学内部进行一次深刻的内部调整。王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干练的官员，他的学说包含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他反对程朱理学把“理”视为一种外在的权威的观点，提出“心即理”这一命题，既承认个人认识真理的权力，承认个人的尊严而反对偶像崇拜，又通过把封建伦理的内涵解释为人心本来所有，进一步强调道德内在的要求。王学的另一个基本命题是知行合一，这很明显是针对由于信奉程朱理学所造成的言行不一的伪道德现象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作出全面批判的人物，他的学说包括，首先是比前人更加彻底地反权威精神，其次是对物质生产相当重视，反复论说物质享受，好色好货，为自己牟取利益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要求。
李贽的思想及表述方式，有着中国文人向来所缺乏的深刻，尖锐，透彻，大胆，在晚明文论中，李贽的童心说，也有重要的意义。所谓童心李贽解释为由人的自然本性所产生的未经假饰的真实感情。在李贽的童心说基础上，袁宏道又倡为“性灵说”作为一种口号，性灵在字面上比童心有灵动活泼的自然个性，主观精神的意味，所以用得更为广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境界说，以能写真景物，真情实感者为真境界，他强调不失赤子之心对词人最重要，阅世越浅，则性情越真，与李贽的童心说完全一致。“童心”也是五四的呼唤，王统照写“我狂妄般诅咒人间，他们为什么将我的童心来剥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