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汉语言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笔记

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指的是1949年之后的文学。（该概念并不科学，可是已经约定俗成了）
导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用？
李老师说：文学不是件值得被加以神圣化的事物，艺术亦是如此。在这个文学已经失去其客观标准的年代，没有人不能被称为“作家”，而文学作品的好坏功过，也是褒贬不一，唏嘘四起的。
可是文学是有价值的，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其价值何在？
当代文学中，可以了解五十年代的当代中国历史，并且是不同于“中国当代史”的真实的，逼真的历史。
通过当代作品了解社会和人生
即使中国当代文学非常糟糕，也无法否认优秀作品的存在，从中映射出的作家的人格与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中国当代文学”好学习（研究）吗？
面临多重困难：
想要全面的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中国大陆文学，每年长篇产量至少是300部，量大。所以只能有选择的读。
离我们的生活太近（无需考证可以是这一特点的益处）。在的当代文学作家很多，所以对于当代文学的评论并不客观，说“好”的评论文章往往是文坛“哥们儿”的“杰作”，势力强盛的作家使人们抱着“惹不起就躲”的心态……
离政治太近。私下里还有真话存在，越是在乎的场合越是谎言当道。“求真”的九原则难以在当代文学中贯彻
三．当代大学教育的缺陷
基础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的残缺，每茬人的努力都只能是从零开始，因为前辈的足迹已被掩埋于历史的风沙中。“穿越遮蔽，逼近现场”的精神及能力是我们需要的。
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能力）的必要性
充满虚假的现实中需要使用理性（现实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历来培养顺民，顺从（盲从）。
第一讲：新规范的确立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政治工具：“新”规范指导了所有作家，影响了所有的文学创作。
一.新规范的源流
1942年延安，当时只能延安边区的新规范，在1949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在文化上也很快占领了全国。
三十年代：（1）左翼文艺运动（上海大都市形成，严格说来其作家不是知识分子时征，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是不尽相同的，“左翼十大西北地方合流”形成延安文艺）（2）革命文学运动：创作社，太阳社（3）五四新文学运动，其与1942年之后的“新规范”究竟是否存在关系？继承关系？
“五四”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徐稚英先生最早明确提出）因此，也可以说是“启蒙文学”“救亡文学”（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
“启蒙和救亡是双重的变奏”。李老师认为：五四改变中国的精神，更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启蒙，是比救亡更重要的，而不是该为救亡所压倒。
启蒙的基本点是人的个性和自由。
战争中步调统一的需要，困难当头国人的爱国情绪，使“启蒙”不得不被打断。一直到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启蒙救亡变奏”的文学论点。然而这一论点是不全面的。
启蒙+救亡+翻身 中国传统固有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手段，在五四时期，“十月 命一声炮响”的推动
人 民族 阶级 和影响下有了发展。
新规范的源头是翻身而非救亡。
*30年代左翼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目标下的团体。“工人无祖国”的思想使他们看重的不是“启蒙”，也不“救亡”。只当“救亡”成为挡在“翻身”前的必经之道时，他们才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
韦君宜晚年的《思痛路》回忆延安窑洞时期知识分子的希望破灭和遭受的压制力量。萧军、王夕照等人因无法忍受政治对文艺的绝对领导而愤然，结果遭到不平待遇
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对比苏联，同样在压力之下却有文学作品大胆地真实地坚持文学道路。
为什么在1949以后的中国，20年中却顺从地服务于政治？
（一）50年代一系列文学批判运动（持续不断的文艺批判）
1.对萧也牧的批判
《我的夫妇之间》（短篇）“知识分子眼光看工农干部”
2.对《关连长》的批判
赞扬中中人民解放军下级军官的人道主义精神，却以“歪曲我军战斗精神”的名号被判
3.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 （五四时期北大学生，胡适的大弟子）
同俞引起对胡适的批判 （胡适在文学界影响太大，毛泽东想要做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新红学的运动的是“君”和“师”，实现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统治）
4.对胡风的批判（鲁迅的追随者）
“固执”地坚持着鲁迅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以“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名号受批判
（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马、列，检查过去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毛思想代替
（三）作家的体制化——根本原因
50年代的有作家都被编入各自“单位”，本身的“自由职业”性质已被打破，“吃饭是重要的”，体制的力量使文学的大一统成为可能
三．大一统格局下的实践后果
中国文学终于史无前例地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比任何一个朝代、时期更甚，更广泛和更彻底地)
＊5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歌颂党、领袖、解放军、新中国的欣欣向荣、抗美援朝、包括实际上有着强烈抵触的胡风公开发表的诗歌
小说、散文……没有人写困难，没有人写存在的问题
“要据政治需要去创作”。“用阶级分析演绎文学作品”“爱、恨的复杂心理感情被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由此不可避免
甚至连毛泽东，周杨等领导人也意识到并要求克服文学的“公式---概念”化，可是在今天看来，只要文学仍然充当着政治的工具为其服务，就注定无法走出这种模式
作家们“深入生活”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工农大众的生活。
可是什么才是深入了的生活，即生活的真实呢？时代要求作家反映若干亿工农兵的生活真实，可是当他们真的深入到生活中，他们看到的并不尽然是阳光明媚，当他们把这些生活的真实反映到作品中，就遭到批判，被诘问以“你看到了多少中国工农”，贯以“歪曲社会现实”的各号，受到批判 和压制。
于是，50年代的文艺界，出现了诡辩的方流论、本质论。作家们只有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红头文件中，毛泽东的语录中去把握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统一的虚假。于是被称作了“主流和本质上的真实”。
柳青《创作史》无疑是文革前十七年当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长篇作者本人也是有良心的作家。
“梁生宝和改霞的恋受”在后者进城当工人的结局中结束，忙于合作社的工作使二人终不成眷属。可是真实的生活是“改霞”的原形“林改改”“提高自己觉悟，为革命贡献青春”------嫁给了前线的伤残兵。
柳青的作品中没有这样的内容，并且显然回避着这些。
第二节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文学的突围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郭沫若、艾青已经 从女神的光芒突进和大堰河的深情饱满转变为工农生活的歌颂者。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与其先前提出 的“二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实质上是矛盾的。
原因何在？经济要发展，光靠工人加班、农民合作是不够的，科学技术是必需的。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必须为其创造一定的宽松环境。
这一时间，毛泽东在大知识分子面前的自卑感已经被克服得不错，全国上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象给了他良好的自我感觉，马寅初还率北大教授邀请毛、周、刘、董等做他们的老师……天下太平了，可以让思想文化界开口讲话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需要，是毛泽东心理上的一个要求。
1956年，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总结斯大林教训的必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于是有了“双百方针”的实践。
上述背景之下，我们要关心的是----文学发生的变化
二．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观
1956—1957。百花待放
小说：结束了所有作家都为新生活唱赞歌的局面
阴暗面。社会生活的问题及矛盾为一些作家所关注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林震”vs“刘世吾”
李国文《改选》政治生活的不合理，一心一意为工人的干部永远上不去
耿龙祥《入党》
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也有人认为是报告文学）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深处，表现人情、人性、人道精神。农村干部为琐事所扰，无暇考虑建设的事实
宗璞《红豆》50年代短篇最优秀之一，简单而动人，“江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豆回忆，探索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
邓友梅《在悬崖上》革命者的外遇
*50年代文学作品中还不是完全没有“love”，可是却呈现以下趋向：高度纯洁化（“性爱”与“肌肤之亲”不可能出现在共产党人正面人物身上）高度简单化（爱他/她什么？能劳动）
*诗歌：
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干部的工作状况，揭示官僚主义作风
公刘 “红小鬼“-----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6，公刘的创作发生巨大变化1.他看到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禽兽篇》2.近30岁的公刘首次陷入情网，自比“迟开的蔷薇”。
邵燕祥 叙事诗《贾桂香》封建意识对新时代表年的迫害，
流沙河《草木篇》白杨“纵然是死了吧，也不肯向谁弯一弯”人格独立的向往。仙人掌：沙漠中生长
戏剧：
海默《洞箫横吹》
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团支部书记的爱情给予的压力
岳野《同甘共苦》进城做官的革命者的乡下“黄脸婆”和“城市新娘”当代史上惟一一部反映该类题材的作品。“不能写成悲剧”的苦衷使岳野无奈之下给了戏剧“大团圆结局”
报告文学：
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队长、书记的微妙关系
《本报内部消息》报社内部的问题。两部作品
1957年，反右斗争中，上述作品大多被否定和批判为“毒草”，作家们也被打为右派。（1979，《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48页注12
文学批评：
巴人《论诗人》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显然是与宗璞《红豆》之类的小说是站在相同的“人本”立场上的
三．反右运动与文坛生机的夭折
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文学界是重灾区。首先从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开始，一系列青年作家，如刘绍棠、王蒙等，都遭到批判。
*毛泽东是不是出尔反尔？
“双百方针”所带来的1956---1957年的局面可能是毛泽东及中央上层始料不及的。
他们真诚希望能听到意见，但没有意识到意见会那样激烈且繁多。
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如储安平）对共产党不是没有想法的，他们一旦开始讲话，中央就傻眼了。他们关于“民主政治”的意见，往往是中央不愿改和无法改的。
大学生的力量汹涌“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惊动了上层，1957年的北大《广场》，主编张元勋和同学沈泽宣发表诗歌《是时候了》。
此时的毛泽东表现得相当不自信，他认为“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只有10％”，巧合或者必然的是，550万知识分子中，55万人陷入了批判和囹圄。
从此，作家开始小心翼翼地回避现实生活和躲避真情实感，文学的萧条是必然。-----可是，从1958年开始，出现了“人人都是诗人”的奇怪现象。
第三讲“文艺大跃进”及其作用和影响
一.“民歌”到“文艺大跃进”
1958年春成都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要求“要搜集民歌”，后又再三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任务，
“新的也要，旧的也要”，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始“采风行动总动员”从上至下的新民歌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察看民情”是当时人们对“搜歌”号召的起初理解）
“村村要李有才，社社要有王 九，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在“新民歌”的树标兵，评先进的氛围中应运而生。
郭沫若提出“文艺也要放卫星”，要求文艺上的大跃进各省各地开始定计划、作规划，目标惊人却竟然被完成了，河北省还曾检讨“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赛诗会”到处可见，文艺大跃进轰轰烈烈。
大跃进民歌大量出版：1958年下半年出版的诗集数量超过了新诗（五四）产生以来的诗歌总量。《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理论权威）编在郭沫若在为这个集子写的序中，他大胆地将“新民歌”称作“共产主义的萌芽”
二．大跃进文艺的思想与艺术
从“民歌”创作到整个“大跃进”，与的建国后“新规范”下的文艺比较，都没有在思想上出现新的价值突破。且“歌颂”的过程比过去更简单，明朗。（这里有民歌特点的因素）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水也乐。蛾眉举手献宝，黄河摇尾歌唱……”选自《红旗歌谣》
“忆苦思甜”模式《三过黄泥坡》：一过黄泥坡，黄泥坡上野草多
二过黄泥坡，黄泥坡上人马多
三过黄泥坡，……
表现在壮志豪情中的狂热
“时代的艺术风格”在整体化的时代里体现得很鲜明，想象力，夸张的能力是大跃进民歌的特色《月宫装上电话机》：“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可有心思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与牛郎早商议。我去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夸张把握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人接受？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豪情壮志可以接受，荒唐可笑的牛皮却是不可以接受的。1958年上下比赛吹牛，诗人的夸张似乎可以理解，报告文学作家的夸张却似乎不可以接受，《徐水人民公社颂》放出了许多“卫星”
三．大跃进文艺的文化功能
1957年的“55万右派”使一大批作家走向“劳动改造”，濒临萧条的文坛需要有生机来填补。“工农商学兵”都参与到“新民歌”和“大跃进文化运动”中，可以达到这样的“繁荣”
“新规范”被1956—1957“百花时代”打扰，“大跃进文艺”以一种文化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坚固着“新规范”，全面淹没着知识分子的文化，“俗”文化彻底战胜了“雅”文化。
第四节 走向“文革文字”
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规范之下
1958年产生，其影响一直持续至八十年代。“新民歌”和“文艺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提到“新诗发展的方向”问题，处于偏见或不了解，他提出“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诗歌在内容上应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经过郭沫若和周扬的解释，“两结合”创作方法应运而生——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在当时被理解为理想和豪情，致使文学无法再客观冷静地摹写生活）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规范下，美好的共产主义前景被空前的强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被作品所回避。
*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建立在“批判”眼光和精神下的真实性，然而，起批判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当一个政治力量要推翻一个旧的政治集团（政权）时，对于文学的批判性，他们是欢迎的。当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并存在不完善不合理之处而又不愿意面对并改正时，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精神必将是难容于政治的。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很好的适应了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更多作家原离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
1958—1961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一场“人祸”。李锐（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他的《大跃进亲历记》中回忆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大食堂及其倒闭所造成的到面积的饥荒和死亡。
1960年《人民文学》中农村生活却是一片喜气洋洋的幸福景象。
二．狭路上的探索
作家们在无法面对现实的情况下走了两条路：1返回历史，在相对自由的世界中进行研究2研究“美”，回避现实，既保持了真正的艺术审美又不至于碰处到敏感的东西
严阵《江南曲》
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茹志鹃的短篇《百合花》，政治上毫无问题，艺术上的高超（不接触战争的具体）茅盾给予巨大的好评
王愿坚的《党费》《粮食的故事》《七根火柴》，写远去了的“长征”，从细处入手描写人物的心理，但是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在歌颂宏扬某种精神的同时，忽略了“人性”，“人道”和“人本”的精神实质上的复杂感情。
三．从“歌颂”到“战歌”
严阵作品中那样的“颂歌”被称作“轻歌曼舞”，遭到批评
战斗的精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在六十年代被强调 （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
诗歌界的代表人物郭小川，贺敬之创造了“阶梯式”：诗歌形式和叹词的大量运用，为表现战斗豪情而服务。如《竹矛》
小说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集大成者是浩然和他的《艳阳天》
剧本《千万不要忘记》，将“阶级斗争”引入家庭生活，“与中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口号下，“红青年被丈母娘腐蚀”的故事情节存在于《千万不要忘记》中
第五讲十七年的诗歌
郭沫若的《新体颂》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艾青《国旗》
三十，四十年代活跃的一批诗人（以郭沫若，何其芳，徐迟为例）在建国初期五十年代仍在歌唱，然而已无法代表这个时代。情感的空洞使诗歌变得苍白和不值一体。
*五十年代选择了属于他的诗人，年轻的能适应这一时代政治要求的诗人，他们从小就受革命的教育，未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公刘，邵燕祥
青春的激情+思想的深度=诗人（真正的诗人）
郭小川的诗
延安，自小接受革命教育。16岁“一二。九”中投身革命，后赴延安马列学院，曾任王震的秘书。抗战胜利后，回河北故乡任一任县长。建国后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管理“文化战线”，曾与二人合作发表大量杂文，笔名“马铁丁”，目的在于教育年轻一代接受党和社会主义。
1955年调入作家协会，郭小川开始建国后的诗歌生涯，大量发表诗歌。1955—1956总标题为《致青年公民》的组诗，影响颇大，其中尤以《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热的斗争》著名。他并不象大多数诗人那样空泛地歌颂，他看到了新中国的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
郭小川是自知的，1957年在诗集序言中说自己写诗像“抗战时期写标语一样”，从这一年开始，他在诗歌的题材，内容，艺术个性等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
一系列的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等。有的写革命战争中的爱情，高大纯洁的必然旋律外，类似于宗璞的《红豆》那样的感情也贯注其中。
《一个和八个》开始创作是在1957年5月1日那一天也是整风运动的开始，诗稿被封为“绝密”供“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批判（幸未被打为右派）。革命者王金被敌人抓住并逃脱，后又加入革命队伍，被认为投降敌人被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奸细，关入牢房，与其他人（汉奸，开小差的士兵等）同被判死刑。在他抵住敌人突袭重回革命队伍时，再度被怀疑并判死刑……
抒情诗《望星空》作于建国十周年，“我们不算伟大，不算辉煌……走千山涉万水，就是走不到那个天堂。”这首诗遭到了“堕落”“资产阶级思想”等名号的批判。
郭小川开始意识到创作道路的狭窄，爱情，人性，矛盾，困难等等，不是诗歌所能反映的了，红灯遍布的道路上，郭小川政治上不越雷池半步，题材上不再去突破，在歌颂的艺术上作了努力，为自己找到了躲避急风暴雨的栖息地，《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林区三唱》就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限制之下的想象成就了《甘蔗林—青纱帐》的独特艺术视角，引发了人们对意象的强烈共。借自然风光反映了厦门的战士。写了东北大兴安岭以少见中取胜。
文革开始之后，郭小川无法继承“走钢丝式”的创作，任王震秘书的经历，甚至连累了他，白天受批判，夜里搞创作，这种扭曲状态使他开始在他诗歌创作中运用“红太阳式”的弄虚作假，而在思想上又对这种作假行为感到矛盾。
《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七十年代初的作品，在那一时期不能公开发表，只能留作自己欣赏，真情实感只能藏在心底。
战士与诗人，政治工具与艺术的矛盾始终贯穿于郭小川的一系列探索中。
既不希望违背将令，有愿望着做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具备着诗人的天赋，然而安分的灵魂却与整齐划一的的战士身份斗争。“服从？独立人格？”造成了他内心深深的痛苦和悲剧所在。
红小鬼的“蜕化变质”实质上是在受到人类文化遗产教育教育之下的独立人格的苏醒。加之政治与文学的必然的距离，使文学的价值观本来就独立于政治领域的价值观，成为诗人的战士完全可能崇拜起普希金，成为作家的战士也无法忽视托尔斯泰。然而那个时代，郭小川一类的作家（诗人）无法背离毛泽东崇拜以及将令的要求，所以，诗人和战士的矛盾集中在他们的身上，反映于作品中，流露出深刻的精神人格的悲哀。
二．贺敬之的诗
时代特色较郭小川更为明显
贺敬之生于1924年，抗战爆发时13岁，被迫辍学，辗转逃亡到延安。
《乡村的夜》（五十年代出版的贺敬之的第一部诗集）收录了他在延安时期的早期的创作（贺敬之对王统照，臧克家尤其是对后者的摹仿痕迹是显而易见的）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贺敬之开始虔诚的改造自己的创作，使作品大众化。这些类似于顺口溜的诗作也在后来集结成书《朝阳花开》（《南泥湾》就是其中的作品）
与丁毅和写的歌剧《白毛女》使贺敬之成为新中国戏剧的领导人，因此在建国初，贺敬之没有进行诗歌创作，只是集结诗作成书。
至1956年，贺敬之重新开始诗歌创作。然而不同于1956—1957的“突围行动”，贺敬之的创作正是在“规范”之下的产物。重执诗笔之后的第一首诗《回延安》即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诗人本身的艺术技巧是值得肯定的，而时代背景下曾经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们的强烈共鸣也是《回延安》成功的重要原因。紧接着贺敬之以《放声歌唱》奠定了他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与《回延安》所采用的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不同，《放声歌唱》这首诗中学习了苏联诗人迈亚可夫斯基的“阶梯式”形式，一写几千行，雄浑开阔庄严的特色，适应了五十年代的艺术梦想。
新风格之下，诗人本身的技巧也是不可忽视的，贺敬之实现了政治动员的艺术化：1善于将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2政治议论的抒情化，以情动人
三．闻捷等人的诗
1闻捷“适应政治需要和吸引读者”的夹缝中寻找创作道路，在大西北做随军记者多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颂歌风”中作品不多，到1955年才成为为人广泛知晓的青年诗人。最有代表性的是组诗《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均收入《天山牧歌》）
闻捷诗歌的特色：“献给新中国和新生活的颂歌”是闻捷诗歌的主题，但是他写的是内地读者所不熟悉的生活，这种新鲜题材来自于他在边疆的生活，其中对于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爱情的描写是受到读者欢迎和喜欢的原因。闻捷对于这些微妙复杂的感情的关注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充满着趣味和积极乐趣。这符合于时代艺术要求的创作旨意，也是闻捷作品未游历于时代的高明之处。然而为了避免让自己成为所谓的“爱情至上主义者”，闻捷刻意的替诗作中的爱情男女主人公安上“闪光点”这些曾被高度赞美为“表现了革命青年的理想高尚情操”等闻捷的诗在今天看来，恰恰是真情实感的败笔。
2李瑛、公刘、邵燕祥
李瑛手法上值得肯定，善于细致刻画。
公刘
邵燕祥50年代表现建设者、歌唱建设者的诗人代表。作为记者的邵燕祥，走遍全国进行报道和诗歌创作。
第六讲十七年的小说
农村题材的小说
赵树理的小说及“赵树理方向”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有意识的培养起来的样板，贯彻了毛泽东文艺方向进行创作。1948年赵树理在文坛已有了很高的地位，“赵树理方向”形式上通俗易懂，内容上为农民所喜闻乐见，追求大众化，不能以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高高在上”的看待生活，或是用启蒙的姿态写农民。而是站在农民之中写生活、写农民。
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是从深层上透露了这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在思想情感上与农民的不一致，站在高处看农民。
*从1949年以后的创作看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是为了配合新中国《婚姻法》的出台，响应号召进行的创作，以其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彻底中国传统的叙述方式，展示着乡村生活中的故事。长篇小说《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主要反映的是初期“互助组”阶段。）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作品的魅力来自于对农民心理情感的描写，幽默的笔法写了“吃不饱”和“小腿疼”，对这些好吃懒做的人批评之余，隐含透漏出农村妇女在那个时代的几分辛酸。
赵树理对农村生活、农村情感的了解程度是深刻的，体验是真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真实的细节，是他的作品在当时受到欢迎的原因。然而，他缺乏一种对人生的深刻的悲悯和同情，并不是本着宽大的情怀去创作。他嘲笑着那些在农村生活中被嘲笑的一群，只能在政治方向上跟从……
柳青和他的《创业史》
五十年代末，赵树理的时代过去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柳青和李准
李准，五十年代初《不准走那条路》（指的是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为互助合作唱赞歌；1958年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轰轰烈烈的生活，妇女解放事业在农村的发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柳青，史诗式的小说《创业史》（第一部最有价值）。梁生宝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形象，优点太多，以致于显得并不真实。相反，作家笔下受批判的人物，却写的较为真实。
浩然的《艳阳天》
赵树理，柳青和浩然构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条发展线索
二．革命历史题材
杨沫《青春之歌》
结构上以主人公命运为线索，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林道静，知识分子在改造锻炼中成长为革命战士的主题，杨沫很好的适应了，并将青春之歌写得不那么乏味，重要因素是：杨沫对自己生活的珍惜。
不足：阶级观念和阶级本质性在小说中的反映；修改版中增添的，林道静在农村接受农民阶级教育和改造是对时代规范的遵从；他热情赞美林道静和卢嘉川，批判和否定了老实读书做学问的青年，这是一种革命价值观，可是在当时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已经确定，这就注定了《青春之歌》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宣扬一种革命的逻辑，却无法在求稳定的政治背景下倡导革命。
《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作者梁斌想把它写成史诗，却写成了一部革命传奇。革命生活给了梁斌等作家以革命理想，对战争和斗争的历程、对人物，他们都是熟悉的，但是往往也是被拔高了的。
小说写北方农村各阶级的人物，波澜壮阔的画面，从大革命一直写到“九·一八”，指出了自发斗争的失败的必然性，得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革命的成功。
第七讲 十七年的散文
魏巍等人的报告文学
杨朔等人的散文。杨朔善于结构文章，成为一种雕琢的模式，从根本上是缺乏真实性的。秦牧则以知识见长。
邓拓等人的杂文。邓拓是北京是副书记，作官的文人。文革开始时对“三家村”批判，就是针对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批判，其实他们只写了一点社会上鸡毛蒜皮的问题的批判。
第八讲 十七年的戏剧
老舍的《茶馆》
老舍可以说是十七年话剧中最优秀的，为配合宣传而作，但是老舍懂得艺术，在顺从政治之余，他做过很大的努力争取，保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章节。
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历史剧
郭沫若是善于迎合政治和现实的，这使他的诗歌创作在1949年之后变的象小丑。然而他是通晓时理的，回避现实，从历史剧中求得创新，是他开辟的一条道路，《蔡文姬》为曹操翻案，同时作为大文学家，大文人的郭沫若在思想感情上对蔡文姬是有感情的，这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动人之处。《武则天》则为武则天翻案。
田汉，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伟大剧作家关汉卿。
《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
代表着当时的一般潮流。作家们接受教训，回避生活纷纷进行历史剧的创作时，中宣部、文化部对这一现象是担忧和不满意的。
“写十三年”口号被柯庆施提出，与此同时 ，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亿苦思甜”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
《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等现代戏剧涌现。“告戒青年一代继承革命传统，保持革命本色”为主题的。《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与毛泽东思想占领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观念一致的。
取材于民间传说的《刘三姐》，改编自历史剧的《天仙配》、《秦香莲》调和了当时一切戏剧都讲政治的格局。
第九讲 文革文学
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
将二者截然分开的文学史观来自于两个文学时段的观念对立，文革文学以江青为代表，而十七年文学以周扬为代表，他们是势不两立的。
江青说十七年文学是一条资产阶级黑线，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文艺和周扬等人的实践，而认为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
粉碎“四人帮”之后，十七年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也得以重新占据文坛，清理文革中的文艺队伍，被冠以“帮派文艺”的江青文艺受了批判。
然而，二者实质上是一种继承发展的关系，因此不能割裂的对待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后者中的主导思想高度的强化了，也就是说，文革文学是更符合毛泽东文艺要求的文学。
文革前期文学
文革以林彪事件为标志划分为前后期
1文革的开始，1956年吴晗《海瑞罢官》遭到批判，当时叫“学术批判”这一运动中，毛泽东亲点的领导小组中包括陆定、彭真等在后来被打倒的人。1966年春，“三家村”遭到批判。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开始，开始时仅限于各大高校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运动过程中，矛盾分歧慢慢出现，学术权威成为校长们所包庇的对象，于是矛头指向了校长和他们背后的中央领导。邓小平、刘少奇派工作组领导学生的造反运动，实际上则是逮捕了学生领袖，镇压了学生运动。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了刘邓的“错误”，并接见了学生领袖和红卫兵。
从1966年8月开始，著名作家相继遭到批判，叛徒、特务、黑帮分子等帽子剥夺了他们写做的权利。作协和中宣部都瘫痪了，全国文学报刊除《解放军文艺》之外都停刊。
2“文学空白”说的评价，事实上文学还存在，因为《解放军文艺》还存在和若干报纸的文艺副刊还存在。
“红卫兵文学”大量充斥，他们没有刊号，没有统一的机构，但是却统治着一时的文化界。红卫兵创造中以诗歌居多，青春的激情和爱憎分明的背后体现着狂热盲目、个人崇拜和浓郁的火药味的暴力倾向。反文明、反人性倾向和恐怖主义色彩与人类文明的主流的健康价值标准是相悖的。对暴力的歌颂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革命洪流的追从，忽略了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更谈不上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对战争的盼望，对英雄的歌唱，极端的显示出一种恐怖的美（法西斯美学）。《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
真诚的情感却给历史留下带着毒素的作品，见证着那个时代的狂热和盲目。
文革后期文学
文革前期没有固定的刊物，作家被关入牛棚改造，“红卫兵文学”兴盛。文革后期政治动乱有所平息，实现了全国一片红，革命委员会实际掌握了全国政权，红卫兵上山下乡。毛泽东“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于是文学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
1一大批曾被打倒或批判的作家从牛棚中走出来，重新开始创作。
2全国各地的文艺报刊纷纷复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刊物。
3大搞群众性创作，国家通过行政力量鼓励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成立群众创作组（与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相似，天津的小靳庄是典型），这一方式，却真的培养了一批新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活跃在文革后期的文坛上。
这一时期代表刊物：《朝霞》、《学术与批判》
然而权利对创作的控制仍是严格的，只要经过党组织盖章批准后，作品才能发表。“约稿”情况占大多数，以配合政治意图。因此，当时作家都学会了两种作品的创作，一种是写给刊物发表的，另外一种是私下写的，给自己看。
（一）样板戏
样板戏出现于文革前期，但是经过不断修改，到文革后期定型。
钢琴伴唱《红灯记》、《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代表了文革文学的最高成就。
样板戏宏扬革命理想，为政治服务，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是主旋律。大力宣传政治思想，塑造英雄人物表现某种革命哲学，却留下了它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回避人性和英雄人物性格单一片面化。
“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所以的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二）浩然及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体现文革小说的精神面貌，从互助组到农业合作化到农民公社，反映出文革时期更为激进的创作意识。
（三）张永枚和他的诗
张永枚从1957年到文革都很受重视，文革中受江青的亲近和扶持，更是一帆风顺。《西沙之战》反映中越西沙战争，把江青的“把敌人从西沙赶出去”写入诗中。
（四）影视作品
《春苗》对农村赤脚医生的歌颂，对城市医生的丑化，反文化特点和倾向在这一时期是明显的。
《决裂》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占领我们的学校的思想下，反映教育改革，否定和嘲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第十讲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
从黄翔到郭路生
黄翔是从事地下文学创造的第一位诗人，他出身不好，小学辍学，在自己家里看父亲留下的五四时期的书，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学著作和中国民主时期文学中的思想，这使他和当时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与监狱结下了不结之缘，
文革结束后，他带了一百多张大白纸抄的《火神交响曲》去北京张贴，一个月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刷下标语“必须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后来又希望美国总统插手中国人权问题。
郭路生（食指），优秀的诗人是敏感的，但是过分的敏感会造成现实生活中的艰难，文革年代，郭路生是很早的觉醒者，于是他很孤独，《相信未来》的叛逆味并不重，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为主。《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文革时期知青诗歌的起点（是北京第一列上山下乡的火车的开车时间）。
北岛、芒克、多多都深受食指的影响。
知青之歌与白洋淀诗群
从郭路生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开始，下乡的知青开始了他们并不一定自觉的与主流意识相悖的诗歌创作。同时，知青在农村的生活单调无味，思想的苦闷无聊使他们开始了传书，甚至开始协作和相互传抄。舒婷就是在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写诗的情况下声名远播的。
顾城在文革时期随顾工到山东农村下乡，跟父亲一起放猪，但是心中还怀着一些梦想，于是就写诗，最后还发表了。
然而知青创作并不是都有着顾城和舒婷这样的经历。他们的诗歌作品离主流意识并不远，但是也不主动的迎合主流意识，他们不再歌颂上山下乡的喜悦，他们写对亲人的思念、对情人的依恋、对寂寞和无聊的插队生活的排遣。但是后来出了“任毅事件”，知青们有了保密的意识，地下文学因之而得名和产生。
白洋淀诗群：河北白洋淀知青点，离北京近，而且聚集了大批官员子弟，最前沿的西方著作被中央统一引进，共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参考，白洋淀诗人则利用了这些优势。芒克、多多、根子等一批白洋淀诗人的出现为文革结束后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手抄本小说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坛产生了大量的手抄本小说。这些小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被经手的知青们逐一更改，弄清这些变化过程，对于研究者们对文革时期文学发展的探索，是很有益的。手抄本小说有以下几种：
a有一类手抄文学与当时的地上文学距离并不远，只是与文革特定时期的政治相冲突，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得以出版。这些作品主要是歌颂周恩来和歌颂知识分子，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b其他的大量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品，在质量上并不好。
另一类作品离政治较远，只关心青年人的命运、生活状态，后来证明意义较大。毕汝协《九级浪》写女青年堕落的过程，男女情爱和性爱。赵振开的《波动》写时代中的政治中的爱情，精神状态、信仰危机以及对当时流行的哲学产生深深的怀疑。靳凡《公开的情书》据说是根据作者与朋友的真实通信而作，情书中谈情说爱的部分很少，更多的主题是理想、革命、精神……
通俗小说包括侦探、武侠……
关于性的文学《少女的心》，写少女与其表哥的三次由浅入深的性接触，从笔触和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可以想到，作者并非为文学创作而创作，而是很可能是一个有这样经历的少女的内心感情的真实抒发。
第十一讲 时代的转折和文学的复兴
文革结束之后文坛的转机
粉碎“四人帮”时，一批诗人和作家为此而欢呼，如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袁水拍的散文《十月的长安街》。然而到1978年底，人们还不能彻底否定文革，所以从1977—1978年文坛上的作品依然是“文革文学”。思考“四人帮”的罪恶时，首先想到的是“不听毛主席的话”，进而是破坏老干部，沿袭着文革时期的观念，使某部戏剧中出现这样一句台词“他竟然连主席都敢批判？”至于之后的“人”、“人性”、“人的权利”的思索都不是这一时期文学关注的到的。
*歌颂党和国家领袖的主题，如李瑛《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都是歌颂周恩来的作品，这与文革时期红卫兵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是一脉相承的，文学在缓慢中推向前进。
*建设四个现代化主题。华国锋提出“大干快上，建设四化”的口号，国门打开一条缝，知识分子看到外部世界的情况，意识到自身的缺陷。
*一种低沉的和深沉的甚至痛苦的思考，取代了1977年时欢呼文革结束的狂喜。我们在危险的十字路口徘徊，光明还是黑暗都无法确定。
*小说创作界在沉思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苗头。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刘心武突出了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是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的政策影响下进行的。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透露出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要求放松了一些，只要他们爱国就可以了。
*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交锋，并从理论争论扩展为政治表态，极大的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使作家得以被释放并正名。归来的作家和诗人在告别文坛二十年后，重返文学舞台。恢复高考使一批正在上山下乡的对文革有深刻体验的知青，得到了机会从他们之中成长起来一批知青作家。两代作家聚集使文坛出现新的生机。

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
卢新华《伤痕》1978年9月发表时被批评为公开反对毛主席、反党、反革命。但却获得了1978年的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奠定了伤痕文学的基本形式，1979年~1981年是伤痕文学的时代。
郑义《枫》（短篇）、冯骥才《啊》（中篇）、周克芹《徐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李发模《呼声》（叙事诗）。
伤痕文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作品还缺乏深度，作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知识结构不健全。唯一的优势是有亲身经历。所以他们痛心疾首却无力去深层思考，加之此时中央尚没有从政治上否定文革。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家们开始追寻文革中灾难的根源，从而对十七年历史进行了回顾，被称为“反思”。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在中央尚没有给右派分子平反的情况下，在作品中给右派平反；张弦《记忆》反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生《立顺大造屋》、张一弓《犯人立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杨牧《站起来大伯》。
反思作家让人们看到社会怎么样了，他们那一代作家社会责任感比较强，关心政治，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要深沉，有历史重量和作家思想力量，而不是单纯的伤感。在反思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又出现了改革文学。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处的作家是勇敢的，冒着政治上的极大风险而揭示现实社会中的缺欠，刘宾雁《人妖之间》（报告文学，写干部腐败问题）、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诗歌，发表后大受好评，在中国新诗史上很有地位）。《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剧本）。
由于现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和当时社会下层已经开始进行改革，文学作品的改革倾向越大了。但在改革问题上，作家走的很慢，很谨慎，大概是由于对新的经济形式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的迷惑。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改革文学潮头作，但并未反映多少改革内容。这里的乔厂长不过是恢复生产。真正的改革文学是对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反映的作品。何士光《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文学。
蒋子龙《燕赵悲歌》，大赵庄，武耕新
此后，改革文学出现两种趋势。一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回避生活中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进入道德领域和人的心灵深处来反映时代。代表作品有《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也有人写人们内心对新东西的抵触，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作家，他们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待改革。如《鲁班的子孙》写了父子两代木匠，儿子认活不认人，干活就收钱，被村民所指责。作家们虚构了许多不择手段赚钱，有钱就变坏的人物形象，表现社会的物欲横流。
另一种倾向是张炜为代表，站在改革的主要矛盾的层面上，用怀疑的主要的目光看改革。所以曾被误认为反改革。其实他们的本意是支持改革，但不允许改革改象他们所写的哪样改，不允许改革改到他们所写的那个样子。张炜《秋天的思考》（写竞争起点不平等的问题）、《秋天的愤怒》，矫健《老人仓》（地方干部用改革发黑财），晓剑《被切割成两半的太阳正在升起》（一女子为权力和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
此外还有一些反映城市改革的作品。张洁《沉痛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有意识流的痕迹）。
寻根文学运动
寻根运动的发生
寻根运动是1984年底出现的，1985年形成高潮的，代表人物有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
杭州会议讨论文学的发展问题，会后作家都发表理论文章，而且都举起了“寻根”的旗帜。
韩少功《理理我们的根》认为文学应该有根，跟深才能叶茂，文学的根应该植于大众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出现了问题，在文革中已经被扫荡，主流文化已经腐朽，而民间文化仍然是鲜活的，因此，应该从民间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
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寻访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山西文化的破坏的历史。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感叹我们民族文化的衰败。
李杭育《文化的尴尬》“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的文化中还包含着多少中国人的特点呢？”
这些作家从为文学寻根开始，进而为文化寻根。在人为组织和理论倡导之下，作家怀着明确的寻根意识，以理论和文学创作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这场寻根运动。该运动更深一层的背景有：
1、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使一些作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
80年代初中国掀起的文化热与新儒学有关，国内的新儒学与国外的新儒学有关，国外的杜维明等人的文章进入大陆，国内的梁漱名等人有崛起。他们认为文革破坏了传统文化，使社会道德败坏，重建文化秩序就要回归儒家传统。
2、现代化的紧迫感
迫切希望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受到了现实的阻力，情绪受挫的情况下回顾历史成为必然。
3、来自国外的影响，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就是拉美寻根文学的代表，给了中国作家很多启示。
寻根文学的主要表现
寻根文学实质是一种文化发掘，宏扬民族文化。
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宣扬道家的超然物外、无为而无不为、天人和一。
郑义《远村》《老井》写边远困苦地区的人与人的和谐，及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情怀。
韩少功《爸爸爸》用一个傻子影射了亦神亦怪而生命力旺盛的中国人性格。
郑万隆《生命的图瞻》属于异乡见闻，他的根寻向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走向民间的同时走向了半原始的生活状态，以对半原始的愚昧的生活的赞叹，追求痛快淋漓。
莫言“红高粱”系列，为了赞美野性，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体系，美化了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认为他们那一代是完整的，而往后一代不如一代。反映了作家在诸多压力之下活的不象个人。
张曼菱不太极端，多写新疆的比较开放的爱情生活。
寻根运动的影响
1、正面影响，超越了政治视角，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2、负面影响。1）宏扬道家的人生哲学，用来批评我们的正统文化，并对道家寄予厚望用传统的一反面来批评传统的另外一方面，行不通。 2）给民间文化高度评价，用民间文化救治主流文化，却没有看到民间文化包含着许多历史留下的垃圾，还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并滞后与主流文化。 3）回头是岸，主张社会倒退，反文化。 4）理想化的超越，认为高度现代化之后，还要回归东方文明，不妨直接达到天人和一。
现代派及其流变
现代派的序幕
王蒙《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在《布礼》（70年代末）中，王蒙已经开始打乱时空的秩序，尝试新的写作技巧。
现代派真正的创始者是高行键。文革结束后就开始模仿西方现代技术，但是发表了许多小说没有被重视，转而普及现代小说的相关知识。
中国许多作家有意地模仿西方的现代派技术，而屏弃起思想内容，拒绝荒诞。个别现象有，shen容《减去十八岁》用荒诞的框架讲述生活中真实的故事，莫应丰《驼背的竹乡》有一些荒诞的故事。
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小说
二人都出现于1985年，1985年是中国文学新潮的开始，被称为“85新潮”，各种流派和年轻作家纷纷出现，中国文学在各个方面进入真正的百花齐放，种种探索并发。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刘索拉是音乐系的，文学功底不深。他把对周围人的片片段段的描述集结起来，就构成了时空顺序错乱的的意识流的现代小说。80年代的青年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强调自我和个性，反传统，但来自学校和社会的限制和压力使这些激进的青年彷徨。
莫言、残雪的小说
莫言发育比较晚，上小学时还不太会说话。
成名作品是《透明的红萝卜》（黑孩儿，别人怎么欺负都不说话，也许是作者的化身）用独到的视角写别人看不到的事，夸大别人认为不足道的事，按照自己的感觉来主观化客观世界，被称为“感觉化”。莫言经常津津有味的写一些很丑的东西，美化尸体、粪便和野狗等，被人称为审丑。他以极不恭敬的态度写自己的先人，不回避人性的丑《红蝗》《十三步》揭示人性的冷漠。
残雪，高中文化，做过服装商贩。《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突围表演》。在残雪的眼中，世界上没有光明的东西，世界和人性都是阴暗丑恶的。
王朔与王朔现象。
王朔最早的代表作是“顽主”系列，《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写那些都市中吃饱了没是干，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形象。他们没有目标没有理想，他们玩世不恭，采取快乐生活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社会对自己不负责任。他们有个性，愤世嫉俗，有反抗精神，但这种反叛不是健康积极的。
王朔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假定性，在生活中不一定有原形。他的作品雅俗共赏，受到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喜爱。这来自于态度作品中的调侃、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的消解还有他反映了一代青年因为找不到出路而产生的苦恼。《玩主》涉及到了人的精神状态
进入九十年代，王朔适应了新的政治形式改变了创作思路，写了《渴望》。他不再挑战权威，转而嘲弄知识分子。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为王朔的痞子文学找到了根，就是（部队）大院文化，他们的父辈就曾经是痞子，他们这一代想做痞子，但社会不允许，所以只好做文学的痞子。
从马原到余华、苏童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内容上写血腥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