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穆旦与“中国新诗派”是本章的重点。必须先对这一诗派形成的渊源及其自然组成的情况有知识性的了解。“综合”是这一诗派的核心观念，指的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其中“现实”既是时代社会的，也是个人的，包括人的内心世界；“玄学”是指追求思想的感情显现，象征则表现于暗示含蓄。此一诗派惯常将意象与思想凝合，传统的主观抒情让位于戏剧性的客观化处理。这种概括比较难于理解。因此必须重点评析代表诗人穆旦。关键要将穆旦与二三十年代的诗歌传统做比较，看其有何新创造：其一是穆旦诗中的“自我”不是传统的主客融和的圆满，不是浪漫的扩张，也不是知识者的感伤自恋，而现代式的困惑、分裂、破碎，是排拒了中和与平衡的处于矛盾张力上的“自我”。其二，诗人对现代生活的观照始终采用怀疑眼光，而且情思方式也摆脱二元对立，而取“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其三，不用陈旧的形象意境，而用日常的“非诗意”的词句来表达深潜的诗意，达到抽象化的抒情。因此，读穆旦的诗要同时调动感觉和思考，去体悟那种冷峭沉雄之美。可以对《诗八首》和《春》等诗做深度分析，以体会穆旦对传统诗歌（包括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叛逆性、异质性及创新价值。因穆旦诗比较难懂，可以参照“评论节录”中郑敏的有关评析。

第二十二章 散文（三）
一、报告文学的勃兴
（1）可回顾“五四”以来报告文学逐步发展的情况（见第十八章），以更清晰了解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勃兴的理路。当然，应看到时代的需求是决定性因素。抗战初期要求文学贴近现实，担负传递战斗信息、记录抗战业绩的任务，报告文学成为首选的文体。应了解的代表性作家包括丘东平、骆宾基、曹白、范长江、萧乾与沙汀，等等。其中沙汀的《随军散记》记述贺龙将军的战斗生活风貌，应注意其如何以纪实性散文笔法叙写真实人物，这对于传记文学如何刻画人物性格，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二、继承鲁迅传统的杂文
（2）了解40年代杂文的创作潮流，一方面满足了揭露抵制社会弊端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则受惠于鲁迅的传统。可重点了解聂绀弩的杂文创作成就，他也是在当代杂文文坛上标志性的作家。此外，还有唐弢和周木斋。解放区的时代环境并不适于杂文的生长，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招来杀身之祸，此现象已在第二十五章论析过。

三、小品散文的多样风致
（3）就文学成就而言，这一时期的小品散文更值得分析鉴赏。应关注那些名家的散文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境界。其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可读性甚高的传记散文，可注重欣赏其敏锐的感觉与才情，以及那不拘格套的笔法。冯至的《山水》多用诗的笔调来写散文，特色是好哲思，也可以选其中几篇来品评。重点可评析梁实秋与张爱玲。梁的《雅舍小品》是余闲的调剂品，不大适应时代潮流，但行文优雅怡裕，给人真切与愉悦。张爱玲《流言》中的散文与小说不分轩轾，都是将庸常生活陌生化，重在体味人生，描绘多用意象，议论显示机智。梁实秋和张爱玲的散文在90年代重又走红，不妨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委，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也与社会风尚有关。

第二十三章 戏剧（三）
一、“广场戏剧”的三次高潮
（1）了解抗战初期“广场戏剧”是适应战时政治宣传、鼓动的需求的戏剧，不仅舞台直接面对大众，其戏剧观念、写作与演出方式都朝“抗战总动员”这一目标发生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敌后根据地的“广场戏剧”，包括新秧歌剧与新歌剧，这是第二次“广场戏剧”高潮。应肯定“广场戏剧”的社会功能，并大致了解戏剧在特定的政治化年代中宣传与宣泄民情的作用。
（2）在“广场戏剧”现象中，应重点研究新歌剧及《白毛女》的出现。首先了解《白毛女》的创作经过与艺术形式，主要是如何自觉地借鉴、利用与改造民间（农民）的艺术资源。还应大致掌握《白毛女》的情节内容，及其在“集体创作”中如何出于政治与政策的考虑而不断修改的过程。其次，应分析《白毛女》如何将西洋歌剧形式，包括抒情唱段设计，与传统戏曲的“道白”等手法结合，并创造性地吸收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同时，在歌剧音乐戏剧化与性格化方面所做的尝试。应看到《白毛女》的成功除了上述艺术因素，更在于其既有鲜明的革命性主题，又充分注意满足农民观众的趣味与审美习惯，两者有较完美的统一。《白毛女》的成功也是解放区文学的典型现象，其现实影响以及对后来民族歌剧艺术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不可取替的。
二、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再度兴起
（3）作为知识性了解的，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与上海孤岛“剧场戏剧”的三股潮流。一是历史剧创作的繁荣，包括阳翰笙、欧阳予倩、阿英等的代表性历史剧作；二是知识分子题材的剧作，包括夏衍、宋之的、于伶、吴祖光等的剧作；三是讽刺喜剧的发展，包括陈白尘、袁俊等的作品。应对这些潮流兴起的社会和心理的原因有简要的分析。
（4）其中对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与《芳草天涯》应有较多的关注。前者的特色在于表现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严峻挑战所经历的心理困扰与自我否定的痛苦过程。后者则更深入探索知识分子敏感的精神世界，都是现实主义的成熟作品。在分析两剧所保持与发展的剧作者艺术个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其所代表的本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剧作的共通模式，即：正面描写普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性格矛盾，展示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注重时代现实的表现，以及内心世界的发掘，等等。《芳草天涯》因对“一切从政治出发”的创作模式构成挑战，曾引起有关政治与艺术关系问题的热烈论争，对此也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三、沦陷区：职业化、商业化的“剧场戏剧”的繁荣
（5）大致了解1944年前后沦陷区北平和上海出现过话剧创作与演出的高潮，是现代戏剧史上罕见的现象。职业化和商业化的演出更注重“市民性”，通俗话剧得以风行。由于较少政治色彩，有追求艺术创新的空间，也促成了一些较有艺术质量的剧作的产生。其中扬绛的两部喜剧可作为考察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