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人文关怀从来就是也应该是文学创造的永恒主题，是其尚“善”的终极价值追求。现在，人类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面对着20世纪高科技的迅猛发展而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人们在享受日新月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遭遇到了新的生存危机，诸如环境污染，拜物主义与拜金主义盛行，人的尊严和价值被冷落，等等。在这种情势下“以人为本”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文关怀已超越文学领域而成为全人类全社会的共同课题。无疑，文学这块人文绿地应该更加自觉地肩负起弘扬人文精神的神圣使命。
（二）人文与历史：文学价值取向的交汇
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作为“真”与“善”的精神价值，两作家是在对社会生活的规律性的认识和描述中寄寓人文关怀的，因而其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生存状态及未来命运的深情关注，同历史理性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换一种说法：历史理性要有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要有历史的维度”，是“真”与“善”两个价值取向的交汇。
不过这只是对两者关系的一般表述，文学创造其实并不存在规范化的模式。文学作为审美创造的自由空间，作家完全有权利而且能够在不同的历史理性视点上去展现人文精神。例如同是关注人类命运的伟大艺术家，面对着资本主义制度登上历史舞台的现实，巴尔扎克深刻地揭示了封建贵族阶级在庸俗的充满铜臭的暴发户威逼下走向堕落和灭亡的必然过程；列夫•托尔斯泰则关注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给农民大众造成的深重苦难，他以不可遏制的愤怒，对俄国资产阶级政府、法庭等国家机器的虚伪、暴虐与无耻，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显然，两人把历史理性的视点放到了不同的侧面，而且又各有自己的局限性（前者的社会理想属于乌托邦，后者对过去流露着落伍农民式的留恋）；然而他们的艺术描写中的情感评价，不仅蕴涵着丰厚的人文关怀，而且其体现的历史理性也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高度评价：一个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一个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如果说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人文与历史的价值交汇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实际过过程不同侧面的观照上，那么有些经典之作则更多地体现了文学审美创造的自由度。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仅仅保留历史的一点影子，史学家决不会把它看做真实的历史，然而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和缠绵的情感，对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及其根源所进行的叙写是那样的富于人文精神，那样的婉转动人和耐人寻味，实在是人生“长恨”的千古绝唱。
究其原因，作家的使命毕竟不同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人们只能期待他们的人文精神同社会人生的某些本质的有意义的东西相联系，而不应该向他们提出诠释社会发展规律的非艺术要求。文学的价值在于对真善美的追求，真善美固然需要历史理性的支撑，然而作家各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历史理性又是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巨大的意蕴空间：在文学创造中，作家完全有权利根据自己的的艺术个性让人文精神在特定的历史视点上展现。文学不是整齐划一的精神领域，更不应该成为某种廉价的时尚观念的形象演绎。
单―的历史视点的强调，不仅违背艺术规律，有时还会导致对人文精神的伤害。例如人类历史的社会转型时期，新兴奴隶主阶级的疯狂占有及其对奴隶阶级的令人发指的残暴统治，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前后充满血腥、无耻和贪婪的原始资本积累及其给劳动大众带来的苦难，虽说都是历史之必然和社会进步的台阶，然而其泯灭人性，践踏人的尊严、生命、价值及生存权、发展权，难道不是罪恶吗？倘若一味地片面强调前者，那就意味着真善美的毁灭。在这里，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形成一个悖论。面对这一悖论，以弘扬人文精神为己任的作家总会以艺术的方式保持两方面认识之间的张力，在肯定社会发展的前提下，用审美的视角，对“恶”予以揭露和鞭挞，从而让人文与历史两种价值相交汇。这非但没有失去“历史理性”，相反有助于增进人们对社会演进中悲剧性一面的认识。总之，文学是人文领域，理应多一点向真向善向美的人文关怀的倾注，少一点非艺术非审美视点的理性主义的偏执。

5、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176
答：形式美是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历史上有很多美学家和艺术家们对艺术形及其意义作了大量的探讨和阐发，然而他们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之间关系的层面上，较少关注形式美自身的价值。
对艺术形式自身审美价值的高度重视，发生在19世纪末西方现代主义出现之后。西方现代主义各美学流派虽然观点驳杂，但视形式比内容更重要、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则是一种普遍的理论倾向。在这―历史背景下，英国文学评论家克莱夫•贝尔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理论认为艺术作品的基本性质就在于它是“有意味的形式”。他指出，作品的各部分、各因素之间以独特的方式组合起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它主宰着作品，能够唤起人们的审美情感。虽然克莱夫•贝尔提出的是一种否定艺术与主题思想、现实人生和社会功能相联系的形式主义理论，然而这一理论对艺术形式的审美特征的揭示，对于我们认识形式美的问题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如果我们把所谓形式的“意味”置于人类的审美经验基础之上，那就可以赋予“有意味的形式”这一概念以科学的内涵。“形式”之所以有意味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人类的审美情感。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的形式不断地作用于人们的生活，人们也在不断地认识它们的过程中把它们主观化、情感化和心灵化；久之，这些形式就成为人类情感与思想的较为固定的表现。当它们从现实的具体事物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稳定的审美对象时，尽管它们与曾经拥有的社会内容和功能之间已经明：显疏离，但由于能与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结构相对应．所以依然能给人们以“有意味”的审美感受。这种情形在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现上可以得到充分的确证，如曹操的“白脸”脸谱让人想起奸诈，关云长的一红脸一脸谱是忠义的象征等。
应该说，各种艺术形式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文学作品的这种相对独立的形式美在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如诗歌的节奏美、韵律美、重复美、对仗美等，小说散文以及戏剧文学也有对形式美的追求，如在结构上讲究对比和完整，风格上讲究多样，变化和统一等。对文学的形式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十分看重。总之，艺术形式除了完美地表现艺术内容外，其自身的审美价值也是文学创造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