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古文经指汉武帝时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的一批儒家经典著作。汲冢古书指晋武帝时在今河南省卫辉市魏襄王墓中发现的数十车竹简，其中有今天所见的《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这两次发现都是战国简册。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西汉竹简，其中有《尉缭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重要兵书。1996年在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发现了三国孙吴竹木纪年简牍数万片，对研究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是我国近几十年来在古典文书方面数量最多、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3．197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中不但出土了一批帛书，如《老子》、《易经》、《战国策》等，而且还有绘在帛上的三幅驻军分布图，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的地图实物。
4．我国的纸写本书籍在东汉时已经出现了，但简册和帛书同时存在，而且还是主要的书籍形式。到了三国时代，随着造纸术的改进和纸张的大量出现，纸写本才取代简册和帛书，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
5．我国现存最早的纸写本书籍是晋人写的《三国志》残卷。
6．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和1954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出土的唐代《陀罗尼经咒》是目前我们所知较早的印本书籍。
7．中国古籍的最大特点就是包罗丰富和经典第一。前者是面，后者是点。前者是指包括了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军事、经济、农学、医学、烹调及历代典章制度等，涉及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表明了中国人在各个领域的探索和贡献。后者是指儒家著作在所有典籍中的崇高地位，同时也指儒家著作及研究和解释性的著作数量很多。延续至今的古籍分类法依然是经、史、子、集四部。历代对经书的研究，产生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经学。因此，经学为尊，众学为从；经学为纲，众学为目，构成了中国近两千年的藏书特色和治学原则。
8．“十三经”之名是在明代时出现的，指《礼记》、《周礼》、《仪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诗经》、《尚书》、《周易》、《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孟子》是宋代时被列为经书的。
9．汉代以《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为五经，刻石立于太学，以昭示在校学习的学生，由此开创了我国石刻经书的传统。
10．国内保存最早的石经是唐时刻的开成石经。乾隆石经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书，由蒋蘅所书。
11．从运用的体裁来看，史书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大类。从其记述的内容看，又可分为正史、实录、制度史、杂史和传记等类。
12．编年体史书以《春秋》（鲁国史）为起始，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代表，是按历史编年分述历史事件，并杂以评论，借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关《春秋》的注释和阐述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种。《春秋》一书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下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合计242年的鲁国历史。《资治通鉴》记述了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一直到公元959年（宋朝建立），共计1362年。体例为编年体的史书还有宋代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明末清初的谈迁所写的明代编年史《国榷》、清代陈鹤的《明纪》、清代夏燮的《明通鉴》等。
13．司马迁的《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端，此后历代相沿，成为我国记载正史的主要体裁。纪传体以人为纲，穿插史实，并用专章记载典章制度。《史记》首创“本纪”（记述帝王事迹）、“年表”（按年月简列历史大事和人物）、“世家”（记述诸侯、圣哲名人事迹）、“书”（记述典章制度，《汉书》以后改称“志”）、“列传”（记述其他历史人物）。全书从黄帝写到汉武帝，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14．“二十四史”：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汉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唐代房玄龄等人的《晋书》，南朝沈约的《宋书》，南朝萧子显的《南齐书》，唐代姚思廉的《梁书》、《陈书》，北朝魏收的《魏书》，唐代李百药的《北齐书》，唐代令狐德棻的《周书》，唐代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唐代魏征的《隋书》，五代刘[日句]等人的《旧唐书》，宋代欧阳修等人的《新唐书》，宋代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等人的《新五代史》，元代脱脱等人的《宋史》、《辽史》、《金史》，明代宋濂等人的《元史》，清代张廷玉等人的《明史》。“二十四史”加上1920年成书的《新元史》，就是“二十五史”。
15．纪事本末体指以历史事件为纲，按类组织史料，每一类记述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可以单独成篇。这种写法，可以克服编年体“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和纪传体“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的缺点。纪事本末体的创始者是南宋史学家袁枢，他以事为纲，分立许多题目，把《资治通鉴》改编为239个专题的《通鉴纪事本末》，因而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编写体例。此后，便陆续出现了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以及其他学者的《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清史纪事本末》。
16．其他的史书还有实录和制度史。实录由汉代起居注和日录发展而来。我国最早的实录是南北朝时出现的两本《梁皇帝实录》，分别记录梁武帝和梁元帝的言行。制度史一类的史书的首创者是唐代史学家杜佑，著有《通典》。记录典章制度的史书还有一类叫会要，只记述一朝一代的典章，此类史书的编撰始于唐代，由唐德宗时的苏冕首作《会要》。
17．“三通”：唐代杜佑的《通典》、南宋郑樵的《通志》、南宋末年元代初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18．“九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
19．杂史一类的书有：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传记一类的史书有汉代刘向的《列女传》，记述古代妇女的贞烈事迹，开中国为妇女立传的先河；还有南朝慧皎的《高僧传》，记述梁代以前佛教大师们的事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其后便有《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等；清代阮元的《畴人传》，是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唯一传记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