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孤崖一枝花》
行山道上，看见崖上一枝红花，艳丽夺目，向路人迎笑。详细一看，原来根生于石罅中，不禁叹异。想宇庙万类，应时生灭，然必尽其性。花树开花，乃花之性，率性之谓道，有人看见与否，皆与花无涉。故置花热闹场中花亦开，使生万山丛里花亦开，甚至使生于孤崖顶上，无人过问花亦开。香为兰之性，有蝴蝶过香亦传，无蝴蝶过香亦传，皆率其本性，有欲罢不能之势。拂其性禁之开花，则花死。有话要说必说之，乃人之本性，即使王庭庙庑，类已免开尊口，无话可说，仍会有人跑到山野去向天高啸一声。屈原明明要投汨罗，仍然要哀号太息。老子骑青牛上明明要过函谷关，避绝尘世，却仍要留下五千字孽障，岂真关
尹子所能相强哉？古人著书立说，皆率性之作。经济文章，无补于世，也会不甘寂寞，去著小说。虽然古时著成小说，一则无名，二则无利，甚至有杀身之祸可以临头，然自有不说不快之势。中国文学可传者类皆此种隐名小说作品，并非一篇千金的墓志铭。这也是属于孤崖一枝花之类。故说话为文美术图画及一切表现亦人之本性。“猫叫春兮春叫猫”，而老僧不敢人前叫一声，是受人类文明之束缚，拂其本性，实际上老僧虽不叫春，仍会偷女人也。知此而后知要人不说话，不完全可能。花只有—点元气，在孤崖上也是要开的。

（七）中国诗歌会：成立于1932年9月，它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他们在《缘起》中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新月派、现代派在诗坛造成的某些迷雾，推进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国诗歌会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半月刊、月刊)。《新诗歌》的《发刊诗》表达了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共同创作主张：
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
因为那已成为过去。
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
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
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的情绪，
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它的意义，
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
我们要用俗言俚语，
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
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中国诗歌会主张“捉住现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由郭沫若、蒋光赤、殷夫所代表的新诗的战斗传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反蒋抗日；提倡“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当中去。中国诗歌会除上海总会外，还在北平、广州、青岛、厦门以及日本的东京等地设有分会。到一九三五年冬，当“国防诗歌”被当做“国防文学”的一部门提出来的时候，中国诗歌会的同人们就热情投身到这一救亡运动中去，并在稍后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

茅盾
一、生平：本名沈德鸿，字雁冰，１８９６年７月４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他十岁丧父。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虹》。左联期间他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剧本《清明前后》。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寿，他的声名日隆。１９８１年辞世。
二、《子夜》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
三条火线：故乡双桥镇——益中信托公司——公债投机市场
人物：
吴荪甫：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吴荪甫同农村封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他对农民武装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而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更显露了他拚命压榨工人、仇视革命的反动面貌。当他从报纸上知道双桥镇被起义农民占领的时候，“他狞起眼睛望着天空，忽然转为贫怒：‘我恨极了，那班混帐东西！他们干什么的？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是不开杀戒的吗？嘿！……’”字里行间仿佛传出了他的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也有时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那是因为它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因为他的权力的铁腕不能直接达到那负责者”。他企图从工人身上挽回因外货倾销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企业的不振，想吸尽工人血汗弥补他在投机市场上所受到的损失，他利用工贼、特务和反动军警破坏工人罢工运动。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个仇视劳动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动工业资本家的形象。作品还从吴荪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围人物的描写烘托出了资产阶级由贪心和利欲所形成的冷酷无情的灵魂。他无法抗拒历史的必然法则为他安排下的失败的命运。他只能用伪装的镇静来掩饰内心的惶惧和不安，从来不让人家看见他也有苦闷沮丧的时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瑶。他依靠强烈的刺激来暂忘“那叫他们抖到骨髓里的时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业的危机”，只能用“死的跳舞”来排遣失败时的苦痛，并几乎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吴荪甫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