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羊学派，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它属于今文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
二、天人合一论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命题。所谓“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是对社会统治的政治分析，从而形成天人政治论。认为构造人类社会有三个基本要素：天、地、人。
汉儒董仲舒在糅合阴阳五行于儒学体系中，建立起“天人感应”的理论，将原始的天人合一理想演化出“天人相类”的怪胎。
董仲舒将天神秘主义人格化，使先秦时期的儒学天人合一观变成神秘主义。
三、君权至上与天谴责说
维护君权，君主是国家政治核心。董仲舒的“王者通三”说。
人们必须通过圣人和帝王与天联系。主张政治上保持大一统，实行专制统治，同时试图利用天的权威约束君主。他主张在不损害君主绝对权威的前提下约束君权，天谴说是统治阶级自我调节的理论之一。
四、阴阳合分论与德治主张
“天道之常，一阴一阳”，规范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统治者的策略。
社会关系论：上下、左右、君臣、父子、夫妻等，是阴阳关系决定。由此首倡“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五、道的永恒与经、权、更化
“道”政治原则，万古不变。
经、权、更化是解决道永恒与社会变化矛盾的途径。
“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
1．道是万世不易的永恒法则（道——政治法则）。"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2．经，事物的根本法则——根本。
3．权，对事物运行的应变和调节，应变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制的——补充。
4．调节的主要形式：
（1）更化，指某种制度形式上的调节，王朝更迭是道的外在形式的循环转换；
（2）“有道伐无道”，指易姓更王，君权交替，治乱得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是否遵道而行。
其经、权、更化思想是汉代统治阶级政治成熟的体现。

第三节、王符
一生生活与民间并自认为是隐居下位的“潜夫”，著作为《潜夫论》。
王符（85年？～163年？）东汉政论家、文学家、进步思想家。字节信。汉族，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
他认为乱世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昏庸无能和权贵专横妄为，治国关键是要“修明政治”，有赖于明君和贤臣的出现。治国方略上主要继承了儒家民本、德化的思想，同时强调刑罚的重要性。
一、民本论
“国以民为基”，民是国家一级君主不可失去的根据和条件，过对民有一种依赖关系，国要受到民的制约。
天之立君不是对君主个人的偏爱，而且不是为了奴役人民，而是要为民除害。王符把民同天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民心就是天心。所以君主要“利民”，或者养民，主要是指君主和臣僚关心人民疾苦。此外还提出“富民”：他把农业看成是立国之本，要求统治者省役民而为民。
二、德化论
继承儒家传统德治、仁政思想，认为治国必须重德化，以德治国为首务。做到两点：当权者要修身正己，为人表率；德化必须与富民结合起来。他还主张重本抑末，爱惜民力，使民富足。
三、重贤论
针对汉末黑暗政治提出一个治世良方，要用得其人“国以贤兴”。
不应在危机到来之时，而应在危机未至就先行任贤。
无论先乱任贤还是乱后任贤，君主必须诚心“思贤”
求贤之法：打破门阀制度，不应隐贤，弊贤。
四、明君论
其主张都是建立在在位的君主上的。
君主首先应该公正无私，才能防止和制裁臣下以私害公。而公私标准就是如何用人。
把封建国家的公利神圣化，并用这种神圣力量来制约君主。
君主理智是明是暗，思想根源在于致公还是谋私，思维方式兼听还是偏信：君主首先要让群臣说话；还要倾听卑下者的意见。
五、重法论
主张德政教化,但也重视法治。认识到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如何以法治国，君主应“明操法术，自握权柄”。法治的核心就是要把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使之互相制约，互为补充。


第四节、傅玄
217--278.《傅子》一书以弘扬儒学、治国安民为宗旨。以弘扬儒学为己任。生值魏晋之际。
    一、崇儒论
魏晋时期，玄学在思想领域处于主导位置，他认为，这时要治国安民，唯有弘扬儒学，充分发挥礼仪教化的作用，使人民自觉遵守封建统治秩序。
如何振兴儒学：“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不仅要尊崇儒家经典，更要尊崇孔孟等先哲；兴办学校讲授儒学；选拔儒学之士做官，使儒家经学重新垄断仕进道路。
    主张以儒家仁义思想改造人性的同时又充分尊重人性“避害求利”的客观现实。利用人性“贪荣重利”来改造人性使之向善。
二、君道论
关注现实，君道论的核心是为君人南面之术。
（一）、正己立身以正天下
人主于治人、正己两端，正己最重要就是正心。
（二）、推己及人以兴天下
重视推己及人基于时政，他在儒家道德纲目中特别重视恕道与孝道，认为为君要有仁恕之心，全社会形成孝亲之风。总之，人君内修其德，正心息裕，去私立公，行公道。
三、治国论
政策和策略上，他主张因物制宜的圣人之治。圣人不能只用一种方式，要恩威并用，提出以法“通儒”
（一）、以礼刑治国
其礼如现在的道德，法和具体法律差不多。主张礼法并用，德刑相济。
主张随时因变，根据社会治乱状况的不同对德礼和法刑的运用可以有所侧重。
    （二）、以赏罚治民
人天生好生恶死，君主就应运用赏罚二柄，因其所好而赏之，因其所恶而罚之。
提出赏罚不别亲疏贵贱的主张。
（三）、任人唯贤
首先，求贤要至诚；其次，举贤要至公；用贤要得当；人主要尊贤。
四、重民论
（一）、分民定业
汉末以来民不聊生，其分民定业论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其基本精神在于是大量流民安置下来，以稳固封建统治，又恢复和发展生产。其突出特点是要求规定士农工商的从业人数，必须按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出发。
（二）、赋役平均
他认为应该改革赋税制度，减轻徭役负担，使农民安平居乐业。提出征派赋役要遵守“至平”和“有常”的规则。就是有一个公平的规则，从国家公利出发，征派赋役要有一个明确而稳定的制度。
指出征派赋役要根据国家需要和年成丰歉。

第五节、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 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对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

一、王弼
226—249，玄学主要奠基人，称何晏和王弼代表的玄学理论为“正始之音”。 王弼创立“贵无”的宇宙本体论，认为世界“以无为本”，“无”是自然、社会、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的本源。
（一）、“名教出于自然”说
其政治观以其“贵无”为基础，“无”是自然、社会、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的本源。
从“贵无”的本体论出发，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为名教提供了新的哲学论证。
    （二）、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其一，君主无为
其二，愚民政策
其三，反对严刑峻法

二、嵇康、阮籍
随着司马氏集团在名教的大旗下夺取政权，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一）、嵇康之“越名教而任自然”说
嵇康（223--262），竹林七贤之一
名教自然关系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不同于自然，儒家伦理纲常不合乎无拘无束的自然要求；应该超越摆脱名教束缚，求得精神上自我解脱。
此外还从“任自然”的理论出发，抨击一切社会罪恶现象和门阀氏族的残暴。
    （二）、阮籍抨击礼法思想
    210—263，竹林七贤之一
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有将名教和自然调和的倾向。看穿了礼法的虚伪性，走到了废弃礼法的极端。
向往无君无臣不受礼法名教约束的远古自然状态，认为礼法名教和君臣制度是一切祸乱的根源。
    三、郭象
252—312，魏晋玄学的高峰

（一）、名教即自然
    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认为宇宙存在的一切是合理的，把名教和自然看成是一体之两面。
    （二）、“无为”论
    玄学家的理想政治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君主顺应自然，与君道无为相关联的是臣道有为。

（1）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学”，它“鄙视汉代‘象数之学’，抛弃阴阳五行等旧说的传统”，带来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
（2）王弼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他认为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是自然的产物，统治者应当顺应自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3）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无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4）认为设立名教之前的“鸿荒之世”才是合理的社会。
（5）他们蔑视礼法，愤世嫉俗，过着佯狂任诞的生活。鲍敬言提出无君论，认为上古时代人性淳朴，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也没有尊卑贵贱的差别。
（6）向秀、郭象继承王、何的思想，以儒道为一，认为名教即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最高体现
（7）“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

第六节、王通
    584—618，隋末时期思想家。
1．“三教可一论”
三教：儒、佛、道。儒为汉族士人传统 的礼教，与作为宗教的佛、道性质有别，但是，三者皆为统治者所有，以教化民众，因此自南北朝以来统称为三教。
佛教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不得不对其本身进行必要的改造，逐渐屈服于王权，与宗法制度相协调，并慢慢简化成佛手续，使佛教思想逐步渗入中国社会。
魏晋时期，佛学开始与儒适合流，产生了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统治阶级一点点认识到佛教可以作为“坐致太平”的思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