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围猎官员’，当以山西最为典型。”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一位纪委工作人员表示，如何接近、控制并俘获官员，是山西老板们在圈子里公开交流的话题，老板们的朋友圈就是与官员有关的“情报”的流通圈。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权力寻租、贪腐自肥，这些暗黑戏码要能随心所欲“上演”，索贿受贿者固然是主角，行贿者也不是跑龙套的角色。《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受贿人锒铛入狱，而行贿人自由隐身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正如公众所质疑的：2014年审结的刘铁男一案中，人们至今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得涉案行贿人被追究刑责的信息;同样，甘肃华亭原县委书记任增禄案起诉书中已明列了姓名及职务，但129名行贿者中仅4人被治罪。情理何在?法理何在?

“拍蝇打虎”的高压之下，贪官是过街之鼠，无论收手或者不收手，只要曾经“伸手”，必然罪得其咎。但，如果只惩戒受贿者而轻放行贿者，反腐的司法之轮恐怕也终究是在“失衡跛行”。一则，行贿受贿如硬币两面，如果只打击贪官，就谈不上对腐败的“零容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放任了腐败行为的发生。二则，行贿人往往也是不法利益的获得者，如果不能法律“伺候”，追究行贿者的不法所得就成了一句空话。再者，行贿者日子太过滋润，无论对于灰色的“官场亚文化”，抑或是熟人社会的厚黑“潜规则”，都是事实上的鼓动与放纵。试想，受贿者被严惩，行贿者逍遥法外、继续寻找下一个“围猎”目标，当此语境之下，究竟要靠什么样的制度，才能360度捍卫好权力者的底线呢?

有人说，“每一个落马的地市官员背后，都有数十个乃至数百个行贿人;一个央企老总出事，其下属几十个公司部门经理都会因行贿而被协助调查。”贪官不自洁自律固然可恨，行贿者“组团进攻”亦非正义公平。比如山西老板竟然以安插“卧底”、买通身边人等手段“围猎”官员，如此“无间道”，程序正义与目的正义上果真无须法治考量?官员塌方式腐败的背后，其动因除了有自我防线的崩塌、监督机制的阙如，恐怕不得不提的，也有“非法行贿阶层”在权力赎买中的兴风作浪。

罪刑法定，这是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从刑法修正案提高行贿成本，到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行贿犯罪数量增加，顶层设计传递的价值信号已然非常明确：贪官当重罚，“围猎者”也不能放过一马。对于涉嫌刑事犯罪的行贿行为，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情节轻微的围猎行为，起码要建立“行贿人档案制度”，将之纳入法治化的诚信惩戒体系。总之，在行贿受贿的利益链上，司法与制度的警觉当公平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