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执行效果调查分析

20xx年中央“一号文件”执行效果调查分析
　　（一）“一号文件”对农民增收的效果20xx年“两税减免、三项补贴”合计约450亿元。由于地方政府的补贴还未统计进去，实际财政补贴已经超过该数。若按450亿元计算，“一号文件”使农村人均直接增收约50元，其中“两减免”使人均增收32元，“三项补贴”使人均增收18元以上（由于政策引导而产生的粮食增产给农民带来的间接增收效果未计入）。
　　但粮食和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很大。如果按20xx年粮食综合平均价比20xx和20xx年综合平均价增加0.2元/斤计，则20xx年粮食涨价使农村人均增收约200元左右，增收效果极为明显。而生产资料涨价的负面影响也较大。据我们对安徽和湖南两省抽样调查统计推算，由于生产资料涨价导致种粮成本上升，使农村人均直接负担增加80元左右，这还未计算农民种植其他作物成本上升所增加的负担。若无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相呼应，全国对能源、电力及其他物资的过旺需求将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民增收幅度将进一步减少。
　　（二）“一号文件”的受益群体表面上看，“两税减免”是一种“普惠制”政策，所有农民都会受益，而“三项补贴”是有针对性的“特惠”政策，对(主产区)种粮农民有益。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两税减免”还是“三项补贴”，都是商品率高的生产大户受益较多（减免多，补贴多，售粮收入增加多），商品率低的小规模农户受益相对较少；而对失地户、温饱尚未解决需要购粮消费的贫困地区农户及城市低保户来说，因其无补贴或补贴极少而未能直接受惠于“一号文件”，但却因粮价上涨增加支出，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此外，20xx年粮食和生产资料的涨价，对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对商品率高的种粮大户来说，因其以较高价格售粮增加的收入多，抵消生产资料涨价后尚有较大盈余；但对商品率低的小规模种粮户来说，因其售粮少，从粮价上涨中得益少，而自用粮多，受生产资料涨价的负面冲击也大。据叶敬忠对湖南华容和江西泰和两县134户水稻种植户的调查分析，人均0.5亩的水稻规模，是20xx年当地水稻种植户的平均盈亏临界点。
　　综合政策、粮价和生产资料三方面的因素，20xx年“大农”受益较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人群”总受益可能为负，这一问题值得关注。
　　（三）“一号文件”对粮食增产的效果如果20xx年粮食总产增加按775亿斤计，粮食播种面积增加按3200万亩计，则根据我们测算，20xx年粮食总产增加中有74.5来源于单产的增加，23.9来源于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1.6来源于单产增量和面积增量的相互作用。
　　粮食单产的增加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新技术的采用和良好的气候状况（短期内生产条件的改善忽略不计）。除天气外，前二者都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有关。而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也主要是由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所致。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取决于粮农对种粮收入的预期，而对种粮收入的未来预期，又取决于当期的市场价格和政策支持。据此，可以利用历史数据测算弹性，并构建生产函数和要素需求函数。
　　根据上述模型，估算出20xx年“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对粮食总增产的贡献率为19.8，粮价上涨的贡献率为51.8，良好的气候贡献率为28.4左右。
　　各地执行过程中发现的不足
　　各地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三项补贴”目标界定不清晰。这方面反映的问题主要有：（1）一部分不种粮食的农民也得到了补贴。如河南新乡市反映，由于当地补贴是根据计税面积发放的，很多地方出现了不种粮食（种植果树、蔬菜、中药材等）的耕地也得到了粮食补贴的现象。（2）有些种粮食的农民没有得到补贴。如湖南省农办反映，有的地方由于部分耕地没有纳入计税面积，如湖区的一些耕地、国有农场的养老田、水库移民田和县属的“小三场”田等，虽然种植了粮食，但这部分粮田却不能享受到种粮补贴，农民意见较大。（3）承包别人耕地的种粮者得不到种粮食补贴，这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
　　二是地方政府工作量增加、财政压力增大。(1)第一年实施直补政策，需要调查、统计和核实每个农户直补的基础资料，而且还要经过“初核、张榜公布、复核、再公布及发放”的程序，工作量很大。此外，粮食直补政策没有专门实施机构，牵涉单位较多，协调工作量很大。（2）据调查，一个种粮大县执行粮食直补政策的直接成本大约在50-100万元之间，而中央直补资金中未包含该执行费用。（3）中央依据20xx年的种植面积分配良种补贴资金，而20xx年实际种植面积扩大很多，有些地方按实际种粮面积兑现补贴，资金存在一定缺口。（4）“两税减免”对以农业为主要税源的落后地区来说等于减少了主要财源。因此，有的地方干部反映：“一号文件”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