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调研报告
法治反腐是反腐倡廉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这为推进新形势下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指明了方向。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按照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实施法治反腐。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反对腐败始终是中央所关心和重视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同，反腐手段的侧重点也不同。在毛泽东时期，关注的是保证权力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强调的是思想教育、加强监督和严惩腐败分子。新的历史时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强调制度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把制度作为与教育、监督、惩治并重的反腐败手段，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命题。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命题的认识，强调“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完善党委（党组）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坚决反对个人独断专行”；“探索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进行有效监督的途径”；“合理分解和科学配置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所有这些都说明，反腐倡廉必须走法治反腐之路，规范和制约权力行使是法治反腐的核心环节。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一方面成绩显著，另一方面形势严峻，呈现出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的复杂局面。主要问题是发案率高、涉案金额高、腐败分子级别高、查处难度高。腐败高发态势为什么难以从根本上遏制？归根结底还是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
法治反腐就是把反腐败纳入法治的轨道，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依法制约和监督公权力的行使，依法惩治腐败分子。其基础是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核心是规范和制约公权力的行使，关键是完善权力公开制度和权力监督体系，重点是依法惩治腐败分子。
推进法治反腐，要解决好路径问题
一是强化反腐败的法治思维理念。坚持运用法治方式推进反腐败工作，实现这一转型的难点在于冲破传统的“权大于法”的思想观念误区，树立法治观念，运用法治思维，这是决定法治反腐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二是整合反腐败的工作力量。根据我国国情和实现法治反腐的需要，对现有分散的反腐败工作力量进行整合，加强反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检查指导；加强反腐败法律的执行实施和检查监督；严厉查处重大腐败案件等。三是调整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定位。随着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定位进一步明晰，纪检机关集中精力管好党纪，协助党委管好党风，组织协调党内监督工作；监察机关集中精力对政府部门和行政执法机关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执行程序进行监督检查，纠正和查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力的行为。纪检监察机关统揽反腐败工作全局，协调各方力量，将党的反腐败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通过法定程序，运用法治方式，凝聚全社会反腐败的合力去贯彻落实。四是规范社会反腐败的秩序。应当看到，运用社会力量反腐败，是法治反腐的良性互动，但不能逾越法治底线。要把社会力量纳入法治反腐轨道，既鼓励社会各种形式的监督、举报，又要使社会反腐败行为在法律框架内发挥对权力的制衡作用，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网络反腐、社会反腐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反腐败工作程序和秩序，形成反腐败的正能量。
推进法治反腐，要解决好法律制度问题
一是尽快制定反腐败法。十二届全国人大已将反腐败立法列入未来5 年的立法规划，明确了我国反腐败立法的路径和时间表。从反腐败立法的定位看，反腐败法是一部基本法，同时还将制定一些单行法律作为补充。按照先易后难、有序推进的原则，对公共财政、政府采购、教育卫生、工程建设、公正司法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领域以及社会领域，加快反腐败的立法步伐。同时，将一些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有效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行政和党内法规、规章制度上升为法律，使法律真正成为最重要、最有力的解决腐败问题的工具。
二是完善配套法规。从法律层面看，进一步加强反腐败的单行法律与条款的协调性、统一性，避免法律之间的相互冲突。从行政层面看，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能、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运行程序、监督机制等方面的配套法规、部门规章和具体措施，纠正和处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行为。从执政党的层面看，处理好党领导反腐败与依法反腐败的关系，通过法治方式，实现从严治党，推进依法治党。
三是加强地方性法规建设。除了法律、行政法规外，各地方应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反腐败法规。目前，有的地方出台了诸如领导干部个人财产公示、“裸官”监管等一些预防惩治腐败的地方性法规，其实际效果及社会反响是好的，应当认真总结这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使之成为法治反腐的重要手段。
四是与国际反腐败公约相衔接。我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约国。在我国法律范围内，适应公约要求，逐步建立国际司法协调、调查取证、缉捕和引渡罪犯、涉案款物追缴等领域的法律法规。在国际双边经济合作中，也应加入反腐败的条款，进一步保障我国公务人员的权益，有效防止在经济合作中出现商业贿赂等腐败现象。
法治反腐关键在从严治吏。在现阶段，对于腐败这个社会毒瘤，我们既不能靠搞上世纪50 年代“三反、五反”式的政治运动，也不能靠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更不能靠搞意识形态斗争和道德说教来解决问题。凸显的手段和目标是“治权”。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是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思维下反腐治权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