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习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重要论述工作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方面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已经成为习近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核，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系列讲话，聚焦的核心主题是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特别强调立德树人办学宗旨、“双一流”高校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和教育教学改革等重大命题，描绘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目标要求，揭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热切期望，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标示了发展的战略重点和价值取向。下面，从高等教育管办评中第三方“教育评估”的视角出发，基于评估掌握的数据，基于评估发现的问题，基于评估后的冷思考，就当前高校人才培养方面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我们省教育评估院作为江苏各级各类教育质量外部监控与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我省高等教育院校评估、专业综合评估、学位论文抽检和硕士点质量评估等4大类型8个评估项目，每年组织评估2000多个院校和专业（含硕士点），汇总分析近30场次300多位专家的评估反馈意见。我通过参与组织上述评估活动，逐步形成了对江苏高等教育的总体印象，引发了在当前高水平大学建设语境下的一些思考。我以为，江苏要建设高水平大学，在国家“双一流”建设中有更前排名、更大作为、更多贡献，要特别关注在高校人才培养方面普遍存的几个问题。

一是从高校办学定位看，存在着追求高大上、同质化的现象，亟须加强规划指导、分类管理，引导高校自觉按需办学、科学定位。我对近四年申报接受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的26所省和地方属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进行了归类分析：有8所学校的办学定位是“研究型大学”，11所院校是“教学研究型大学”，还有7所学校是“教学型或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表述中用“高水平”的有19家，用“国际著（知）名、国内一流”的有4家。如果再加上在江苏办学的10所部属高校，我省“研究型大学”和“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数量达29所，在校生规模将占全省本科院校的70%左右，这显然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亟需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当然，江苏高校追求卓越、追求高远的办学目标和理想无可厚非，但按照习总书记提出“办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和“围绕国家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加快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来看，高校在“按需办学、合理定位，特色发展、错位竞争，服务区域行业、培育创新人才”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要改变这种现状，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务必在加大“放管服”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本科院校办学规划的评议审核和办学定位的宏观指导，引导高校瞄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办学，深化产教融合，实现转型发展；并在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生均拨款和绩效考核等方面对高校实行分类管理、分类指导，促进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提高水平，争创一流。

二是从高校专业设置看，存在着贪大求全、资源分散、水平不高的现象，亟须发挥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作用，推动高校主动对接需求、精准布点、特色发展。据对我省参评的本科院校专业设置的情况统计，26所本科院校共开设1820个专业，平均每校70个专业，高校专业数最多的达xx4个；大多数学校设置的专业涵盖了所有学科领域，实现了“大满贯”布点；像计算机和财会等专业几乎在所有学校做到了“全覆盖”开设，同质化趋向十分明显。不仅如此，在专业布局过于分散，平均每个专业的教师数和年招生数分别是19.2人和70人不到，教学资源与实践平台难以集中优势力量办学。另据20xx年省教育厅对省属本科院校xx2个新设本科专业的综合评估表明，有xx个专业批准后从未招生，占10.6%；有59个专业对照指标存在薄弱环节，占比41.5%；还有xx个专业因有突出问题进场考察；只有37.3%的53个专业达到评估标准要求，总体建设水平不高。要认真学习和理解习总书记关于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两者关系的深刻论述，首先在专业设置上找准逻辑起点。专业是按照社会对职业需求而建立的人才培养体系，并不是按照学科逻辑建立的知识体系，所以说，高校专业应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岗位要求来设立，这是方向和前提。要牢固确立以社会需求和岗位要求为中心来开办专业，而不是以学校现有资源为导向来办专业，努力实现高校专业设置由资源导向型向社会需求型转变。其次在专业建设上明确建设重点。即聚焦特色优质发展，集中力量办好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这是关键和策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方针建设专业，社会不需要的专业要下决心调整撤销，旧老专业要下功夫升级改造，对接新兴战略产业需求的新专业要下本钱加快建设。第三是在专业评估上严守质量底线。严格执行专业建设国家标准，加强教学核心数据的常态监测；充分发挥评估评优的把关和引领作用，评估新设专业要严把质量关口，评选品牌专业要强在示范引领；也可委托教指委开展专业排名评估，形成鲜明的质量导向。

三是从人才培养过程看，集中表现在课堂教学模式单一、课程资源供给不足、课外实践环节薄弱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亟须聚焦课堂、课程、课外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效提升教育质量。评估中发现人才培养实施过程有三个问题较为突出：一是当前的高校课堂教学现状堪忧，教学效果不令人满意。不合格的差课率较高，课堂气氛沉闷，教师照本宣科、学生睡觉玩手机的现象还较为普遍，而更为严重的是这已经成为我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事情。而在外国校长眼里，这就是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差距。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副校长Cindy Fan教授在受邀参加完对我国著名的某985高校的本科评估后说：中国高校“单声道”的课堂教学模式是掣肘一流本科教育质量的最大短板。她认为，课堂教学有“五重境界”：沉默（Silence）、回答（Answer）、互动交流（Dialogue）、提问质疑（Critical）和辩论（Debate）。而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质量差距很可能就在课堂上“沉默”和“回答”的“单声道”教学模式上。

二是课程资源总量不足、满足学生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的选择性课程匮乏。我省一位评估专家在20xx年评估一所知名大学时，发现学校提供的课程数量不足，且结构不合理：该大学20xx-20xx学年，共开设课程3881门，其中公共必修课251门，公共选修课94门，在校本科生数25126人。这意味着生均课程数为0.xx5，这与国内外知名大学比尚有较大差距，比如：斯坦福大学生均0.86，复旦大学生均0.25等等；从94门公共选修课来看，其比例也显偏低，与该校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文科类专业必须修读4学分自然科学类课程，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必须修读4学分人文社科类课程的要求，学生可选余地不大。这与学校要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目标而言，迫切需要在增加课程总量以及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和个性发展的公共选修课程数量和质量上继续努力。

三是实践教学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人才培养链中显得十分薄弱。我们在2018年对一所学校审核评估期间，委托一位专家做了一次学生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是该校2012届的毕业生，也就是已经毕业5年的毕业生。专家从5979名毕业生中随机抽取共计719人（12%），实际访谈了661人（11%），围绕学生发展共设问10题。毕业生在回答“大学里哪些课程或经历对您工作帮助最大？建议学校改进哪些方面？”这道题时，反映意见最集中、最强烈的是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这与“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ｍic Forum）报告的结论比较一致，该报告研究得出：应用型的工程技术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一上手就能较快适应工作的在美国占８０%，在印度占２５％，而在中国只有１０％。可见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与经济社会需求及产业发展的实际出现了严重脱节，实践教学太过薄弱，学生得不到实践技能的强化训练和职业素养的适时培养。

四是从人才培养标准看，考试及格率偏低与学业成绩合格率过高的反差正在成为常态现象，低淘汰率与高毕业率掩饰了培养质量低下的问题，亟须严把学业质量标准和毕业要求，积极推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加快构建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审核评估中发现，许多高校在对学生学业评价上，已经注重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起来，但是专家在审阅课程试卷和毕业论文设计时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学生在多数课程考试的及格率较低，毕业论文与设计方面的问题也较多，但学生最终的毕业成绩几乎都是合格以上，按时毕业率却高达99%，学位获得率也都在95%左右，这一低一高出现了明显的反差；另外，在各种考试中还经常出现成绩放水和要求放水的现象。这些都折射出高校在执行学业质量标准和毕业要求上缺少刚性规定，考核评价的随意性和非理性情况较多：更让人感觉到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严重问题，质量评价与保障的体系机制亟待加强。日本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东京大学金子元久教授在应邀参加中国高校的审核评估后认为：中国高校不完备的校内质量监测保障体系是制约一流本科教育质量的关键软肋。以学生为中心的质量理念还未完全落到实处，质量标准掌握还不十分清晰，特别是质量问题的及时反馈和持续改进机制落实和执行还不到位。

强化质量标准意识，严格坚守毕业标准、保持适度的淘汰率是国际上一流大学的通行做法。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编年史记（2009-2010）》的数据：美国45%-65%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但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率只有57.3%；目前美国一流大学的“六年保留率”一般在92－94%之间。统计数据还显示：法国公立大学的平均淘汰率高达60%，有的学校的淘汰率甚至接近90%。德国大学对学生入学要求不严，但学生毕业却要求很严，淘汰率在30%左右。哈佛大学平均每年有大约20%的学生因考试不及格或者修不满学分而休学或退学。加州理工学院每年招收800名左右本科生，能拿到学士学位的不过600多人，淘汰率达20%，而研究生、博士生也有类似的苛刻淘汰比例。再比如，我国清华大学1928-－1937年期间，学生的淘汰率为27.1%，理学院最高淘汰率达到69.8%、工学院最高为67.5%；在吴有训先生执掌清华物理系时期，1929级淘汰率54.6%，1930淘汰率69.4%，1931级淘汰率为50%，1932级更高达82.8%，与如此残酷淘汰率相对应的，在物理系1929年至1938年入学并得以毕业的71位本科生中，成就了2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与之相比，我国大学当下普遍实行“严进宽出”政策，入学前的高考竞争十分激烈，入学后基本放任自流、毕业率在95%以上，由此导致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低下。

当前要切实改变高校普遍存在的质量标准与毕业要求把关不严、学习成绩放水和毕业率奇高的情况，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关键要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关键是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高校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要求，不断强化立德树人根本，牢固树立人才培养质量意识；学习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先进经验，严格坚持质量标准和毕业要求；大力推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依据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可适当延长学习和毕业时限；探索试行淘汰制，研究制订不同层次学生的毕业和学位授予等级要求，完善教育质量及时反馈和持续改进的机制，加快构建起覆盖学校各管理层面、各教学环节、各利益相关方的校内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持续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五是从人才培养声誉看，存在着政府投入多、校友捐赠少的现象，亟须对校友捐赠在人才培养中的独特意义进行重新认识并引起足够重视，加快建立促进高校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倒逼机制。校友捐赠是欧美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也是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彰显其综合实力、教育教学质量、先进校园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核心指标，已经成为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综合办学水平、校长工作成效和学校凝聚力的重要标准。只有创富能力强、对母校感情深的校友，其回馈母校的能力、动力和意愿才越强，主动的、自发的校友捐赠额和捐赠率才会更高。

据统计，20xx年全国高校累计接收校友大额捐赠总额突破230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等5校突破10亿；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39所高校校友捐赠突破1亿，跻身“亿元俱乐部”。全国高校累计捐赠在1亿以上的校友(含集体)有50多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数最多；1000万以上的校友有360多人，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人数最多。江苏高校入榜学校达到9所，获赠总额xx.4亿，但不及电子科技大学一校，仅为清华大学的六成。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省高等教育的现状，与ESI动态监测的结论基本吻合：江苏高教发展的基本面仍然是高原，缺少高峰，更缺少“群峰”。捐赠数量的背后，涉及到的正是指标所指向的内容——办学理念、校园文化、教育教学、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等一系列办学要求。需要对这个指标给予更多关注，从而形成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倒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