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境与出路第2页
环境下，资产证券化并非只涉及针对资产本身的设计和市场运做，而是不断对其进行二次方、三次方设计。据有关统计，美国抵押债务与其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的比例高达1:19。从全球来看，金融衍生交易合约从20xx年的100多亿美元，上升到20xx年的516万亿美元，世界所有国家的gdp加在一起，不过5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交易额竟达gdp总规模的10倍。金融衍生品的创造过程，就是信用和货币创造过程，它的诞生和发展，不但意味着由各国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的局面已成为过去，而且意味着金融资本将以过去从来不能想象的速度膨胀起来，从而深刻影响世界经济运行模式和格局。
广义的金融化则指世界主要经济体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过渡的进程，最典型特征就是近年美国经济增长几乎是建立在资产价格不断膨胀基础上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过度，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发展规律，但直到1980年代，这一过程都相当缓慢，1990年代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金融创新，加快了这一进程的步伐。1990年代以来，有着巨大低成本劳动要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发达国家中低端制造业加速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并抑制了那些尚未转移的国内工业的工资成本上涨。另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廉价消费品，也抑制了发达国家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在毫无通胀压力、相反却可能出现通货紧缩的形势下，发达国家的金融货币政策，趋于朝着宽松的方向发展。较低的借贷成本激发了人们投资资产、尤是房地产的热情，导致资产以比实体经济快得多的速度膨胀起来，并很快形成价格攀升局面。同时，金融创新技术又有效地放大了这种虚假繁荣。这些年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高消费。正是建立在将不断升值的房产抵押基础上的。到20xx年末，美国房地产市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72%，而此时美国人均债务已是人均收入的4.6倍。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1970年代，制造业在美国gdp中占1/4，金融业只占12%，到20xx~20xx年，制造业只占12%，金融业占20~21%。
在发达国家向资产价格依赖型社会转型过程中，金融自由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金融自由化是继贸易、投资自由化后，全球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趋势。自19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就开始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在金融自由化氛围中，金融创新和勇于冒险的精神使信贷快速增加。行业数据显示，20xx~20xx年，全球发行的信用工具的名义价值增长了11倍，从每年2500亿美元增至3万亿美元。信贷膨胀推高了资产价格，资产价格上涨使信贷增加更有理由，结果使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
此外，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相继参与到全球金融自由化大潮中，扩大了世界金融市场的规模，提高了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极大地促进和方便了各国间资本的转移，成为推动发达国家向资产依赖型社会转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数据显示，仅中国就持有20xx多亿美国次级债，3700多亿美国企业债即“两房”债，两者占中国现今18000亿外汇储备的1/3左右。世界经济金融化趋势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第一，左右制造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并获得极大成功。1980~20xx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以年均16.5%的速度增长,比同期世界贸易的增速(7.1%)高9.4个百分点,制成品出口比重从30%上升到90%以上，制造业出口占制造业产出的1/4。这种战略之所以长久实施并如此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基本上是共赢或多赢战略。在这个战略中，特别涉及拥有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及世界上最大进口市场的美国及亚洲各国。没有美国持续旺盛的消费需求，也许就不会有中国对美出口的高速增长，鉴于在多数贸易产品的生产网络中，中国处于终端环节，没有对美出口的高增长，一定程度上也就没有理由和办法维持中国从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进口的大幅增长，过去几年中，中国与美国及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深化。
美国转向资产价格依赖型社会的发展模式，更助长了美国消费狂热。据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观察，本世纪以来，美国消费占新增gdp的90%，这无疑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出口产业提供了更大空间。这种不断增强的联系，帮助成就了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亚洲区域经济圈的崛起，同时也成就了中国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地位。从美国来看，亦有好处：大量物美价廉的制成品进口，提高了低收入者福利，降低了通货膨胀预期，使经济进入无通胀增长轨道。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双赢模式，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都曾从这种经济模式中受益，尽管这种模式给贸易各方带来巨大不平衡，但对一些观察家和政治家而言，不平衡相当于资源从盈余国净流入赤字国，是日益一体化全球经济的一种自然而无害的结果。
但这种模式终究无法持续。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建立在其上的过度消费回归收入主导，消费增长将保持在可持续的规模和速度上，中国需要寻求一种更加平衡的发展战略，减少外部依赖。实际上早在次贷危机爆发前，中国已认识到以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国际收支不平衡，投资过热，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等经济发展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革新图变的发展思路已开始推进。有国外学者对“科学发展观”的解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中国将放弃依赖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廉价制成品的发展模式。但一种发展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及以整合、优化内在条件为目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建设。也就是说，存在着巨大的惯性力量，使旧的发展模式继续。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恶化，加大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推动力。
第二，改变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
过度金融化导致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要求，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一种纯粹的逐利游戏，从而扰乱全球经济发展环境。从宏观和微观上看都潜藏着这种风险。
从宏观上看。首先，资产证券化过程可在不改变存款准备金率的前提下，提高货币乘数，导致生成许多复杂的资金流动，增加通胀的可能性。20xx年以来国际贸易中以美元计价的产品价格，特别是工业初级原材料产品、能源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与美元流动性过剩导致美元贬值有直接关系。由于中国正处于世界加工厂的中心位置，对这些产品需求巨大，因而也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承受了价格上涨压力。
其次，商品价格指数期货的发展，强化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的联系，增加了商品市场投机的诱因，使生产者面临更加不稳定的原材料市场。最近一个时期，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运行趋势，似乎受供需基本面的影响在变小，驱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与金融市场的关联更密切。从过去经验看，较低的利率减少了持有商品等无收益资产的机会成本，而通胀预期的强化，则增加了对实物资产的需求，加上美元疲软，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价格上涨的因素。在一个流动性过剩的世界里，商品金融化是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到目前为止，国际商品市场经历了现货交易、期货交易和商品指数期货交易的不断演化过程。商品指数期货实际上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自1986年世界首个商品指数期货由美国商品研究局和纽约期货交易所共同推出以来，商品指数期货发展极为迅速，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推出了自己的商品价格指数期货，以投资商品指数期货的资金规模急速扩大。本论经济周期中，商品指数期货以其巨大的规模，引领了商品市场的火暴行情，成为金融市场中瞩目的明星。据美国马斯特资产管理公司资产部经理米切尔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的证词，20xx年3月，投资美国商品指数期货的资金规模达2600亿美元，比20xx年底的数字翻了一番，导致这些指数所覆盖的25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上涨183%。
与期货市场上的传统投机者采用短期对冲的交易策略不同，这些投资指数期货的机构或个人奉行的是一种“买入并持有”的长期投资策略，因此，很多人不认为这是市场投机行为。但这些以养老金、大学赠与等大规模投资商品指数期货的基金与传统投机者一样，是为了谋取买卖价差收益，而不是为规避实物交易的风险。这些基金长期介入商品市场，不但稳步推高了商品市场整体水平，而且增强了商品市场与股市、债市等的互动，使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取向成为商品价格的关键驱动力量，进一步放大了商品市场波动幅度，给生产者带来更大经营上的不确定性。
从微观上看，资产证券化的另一个作用是转移风险，但是，通过资产证券化转移风险的过程，同时也是扩散风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充其量只是分散了，但并没有铲除，同时衍生品市场发展带动的投资杠杆比率上升，使风险转移伴随着风险的扩大。较高的杠杆比率对资产价格的攀升起到更强劲的助升作用，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市场动荡风险。在全球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联系日益密切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更加动荡的资本和商品市场，从而既影响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计划，也影响在商品市场上的话语权。
另外，金融自由化导致宏观面上流动性过剩，却极度恶化了企业融资环境，使其面临极度紧缩的信贷市场。今天，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宏观调控当局，为了遏止通胀的发展趋势或对冲过剩的流动性、从而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时，都面临着微观流动性不足的局面。其实，这也是造成大批美国金融机构和中国中小企业倒闭的一个直接原因。
第三，改变资源配置国际经济金融化，对资源配置有极大的影响，其影响途径是多方面的（包括上面提到的通货膨胀），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汇率的变化来发挥这种影响力。美国金融化的过度发展，助长信用市场膨胀以及过度消费的倾向，刺激进口需求的不断上涨，扩大了贸易逆差的规模，成为美元贬值的助推力量。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迪认为，人民币价值低估，实际上是人为提高制造业等可交易商品领域的利润，降低了服务业等不可交易商品的利润。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汇兑风险越来越大，流入国际贸易商品领域的资源减少，甚至出现外流。在制造业内部，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降低了制造业的利润，这使那些原本微利的行业难以继续支撑，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导致资源流向回报率较高的部门和行业，包括某些高利润的服务业部门，以及中高端制造业。
现代金融服务业高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它为自己找到了一种高盈利的发展模式。
与投资制造业相比，投资金融产品和金融产业的潜在高回报，正在极大地影响着人们投资制造业的热情。来自温州制造业的报告显示，这个有着34个产业集群，代表着我国制造业强劲出口竞争力的地区，前一段时期产业资本出现了加速脱离制造业的倾向，企业家更热衷于投资金融领域。温州企业家表现出的投资方向的变化，代表了当下中国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家、甚至包括国有控股企业的动向。国家审计署曾公布了包括对国际开发银行在内的5家金融机构20xx年度资产负债审计结果，结果显示，国开行部分贷款资金存在被客户挪用问题。实际上就是客户将信贷资金挪用到股市、楼市等财富效应显著的领域。
政策启示和建议
一是适时把握出口节奏
从贸易、投资自由化到金融自由化，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国际经济环境中，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的强劲推进。最近几年金融自由化的趋势日益强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力。但过度的金融化，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大地改变了实体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增加了国际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严重扭曲着资源的配置，继而损害了财富生产和创造过程。在此环境下，贸易保护主义并非中国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威胁，相反，中国物美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资产依赖型社会经济增长新模式不可缺少的要素。在这种模式下，压低通胀是一个关键问题，否则这一模式不可能持续。而压低通胀的关键是进口大量廉价消费品，也就是说，美国资产依赖型社会的成功运行，直接依赖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进口，这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一个表现和结果。美国的贸易保护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对中国产品的保护主义行不通，其奥秘不在于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而在于保护主义使美国资产价格依赖型社会难以维持，不符合美国通过金融资本扩张获取财富的目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阻挠中国出口的一切努力，相反，他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国施压，保护主义依然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一种有力武器。但这种武器瞄准的目标，并非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中国的金融产业。进入并掌控中国的金融产业，也就掌控了中国经济的制高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应当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上，把握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和节奏，避免落入圈套，在开放中失去主动。
二是继续做强制造业的关键是优化制造业的发展环境，
当今世界经济，制造业是中国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影响世界最重要的杠杆。但世界经济金融化的趋向，使中国工业化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而动荡，使中国继续走依靠初级制造业积累财富的路径，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尽管中国的国家主导发展的模式依然可靠政府投资拉动需求，但在国内外市场更加一体化、特别是金融资本急剧膨胀的时代，金融资本对商品获得了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压低要素价格，取得制造业优势的方式很难维持。
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产业的不断开放和发展，金融产业的财富示范效应，将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将脱离制造业，这对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转型，会产生一定影响。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产业门槛，并不是有效的办法，提高出口退税这类救市措施，只能使更多资源继续配置在低效领域。关键是要让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促使产业资本的盈利能力回升到一定的平衡点。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较低的进入门槛和灵活的退出机制。破产倒闭意味着解放了一部分无效或低效的生产力，使资源将按照新的方式重新配置，也意味着释放了部分市场空间，增大了现有企业提高盈利水平的可能性。盈利水平的提高，能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为未来的市场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也将有效缓解我国出口导向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存在已久的民工荒，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这个角度看，缺乏周密设计的救市动作，可能并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扶持政策的着眼点，更应当关注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宽松的创业环境，激励各种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实施结构性信贷政策，引导企业向创新技术类型转变。
三是大力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升级服务
总体看，加工贸易模式尽管有缺陷，在我国却依然有生命力，但在经济成熟地区，简单加工贸易的商业模式难以维持，更多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但企业升级，产品向高端发展，市场规模有限。在这些地区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为企业转形提供巨大空间，并可为制造业带来更大的结构效益。
与加工制造相比，生产性服务业最显著的特点是延伸力强，其中很多环节可不断分解再延伸，它不仅帮助制造业延长价值链，而且也因此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服务业利润被人为压低的情况逐步得到纠正，目前我国正处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不论是制造业再生产的环节优化，还是制造业再生产的过程升级，都存在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建议深入研究推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支持政策，破除阻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约束和体制障碍，引导生产要素向该领域集中。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做大做强制造业。
四是抓住机遇，努力开发与外国品牌拥有者的深度合作机会
倡导、扶持国内制造业品牌建设，是绝对必要的，尤其在工业消费品方面，中国有巨大的机会和可能性，但在生活消费品方面，困难会比想象的多。直接接触发达国家大众消费者的热门品牌，涵盖社会文化、历史、心理、传统习俗、甚至语言等多种因素，外国品牌没有这种优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品牌尤其如此。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借助外国品牌，大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消费品的品牌建设和营销网络建设，需要侧重于与欧美发达国家零售商、批发商、进口商的深层次合作，而不是独立创建自己的品牌。掌控一个现有的成功国外品牌，实际上就是掌控了国外市场、掌控了国外消费者，比自己创建一个品牌的意义要大得多，这实际上也是西方跨国公司打开别国市场惯用的手法之一。
因此，建议在当前西方国家金融动荡，信用紧缩，企业资金链紧张的环境下，利用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通过主权投资基金等多种渠道，参股、并购那些具有品牌、或掌控营销渠道和网络的美欧零售商、批发商、经销商。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只有掌控这些资源，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定单转移的发生，为出口开辟一条稳定的通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