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普法教材发行的思考

“五五”普法教材发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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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普法即将拉下帷幕，“五五”普法的号角又将吹响，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施第五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是摆在各级各部门面前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五五”普法，毫无疑问，在其方式方法上要大胆实践，勇于创新，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但是，普法的方式不管怎么变，教材作为普法的重要工具不可少，因为普法教材在法制宣传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是历史的经验。所谓法制宣传教育，是统治阶级为贯彻实施法律，使人民遵守国家法律，维护国家统治秩序所进行的一项教育实践活动。纵观中国历史，一些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十分重视法律的宣传工作，特别关注教材在法制宣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了提高其权威，维护国家的统一，他几度大规模出巡，在出巡途中，令人把秦朝的法令刻在石碑上昭示百姓。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既重视立法，也非常重视法制宣传的封建帝王，他为明朝订立三十郑，共四百六十条的《明律》，他主编的《大诰》，内容是严惩官民犯罪的具体案例汇编，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法制宣传教材，并规定天下各塾师必须讲授此书，对宣传《大诰》成绩突出者，可破格进京朝见，奖励财物，以此树立善恶、福祸的标准，使人“趋吉避凶”，以预防和减少犯罪。同时，太祖帝还把《大诰》、《大明律》作为“国子监”的必修课和考试内容，要求欲入仕途者，必须通晓法律。这些措施在当时为维护封建的统治，巩固封建的专制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考察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历史经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第二，是实践的成果。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庄严地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宪法颁布后，各地编写印发了大量的宣传、学习宪法的辅导材料，特别是通过上大课、作报告的形式系统宣讲宪法，使广大公民初步树立了宪法观念，激发其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积极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宣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从此我国民主与法制教育掀开了新的一页。恩施市的普法工作经过了从“一五”至“四五”系统而宏大的全民普法教育的过程。对此，笔者不提及其他方面，仅就普法教材来说，它在普法中是立了头功的。据统计，全市在“一五”普法期间征订发行省编教材二万册，州编普法教材四万册，各级各部门发行专业法宣传资料八万九千二百份；征订发行省编“二五”普法教材六万册，各类宣传资料一十五万六千七百份；征订发行省编“三五”普法教材五万五千册，州编“三五”普法教育三万五千册，其他相关辅导资料一十九万六千份；征订发行省编“四五”普法考核四万册，州编“四五”普法教材三万册，《便民实用普法手册》十万册，各类配套宣传资料二十五万三千八百份。总共发行省、州编普法教材二十七万册，各类宣传资料近百万份，直接作用于公民普法中的自学、面授、复习、考试考核的各个环节。实践证明，教材的大量发行为全市二十年的普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全面提高广大公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律素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文秘114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
　　第三，是现时的需要。在“五五”普法即将实施之际，随着《反分裂国家法》、《公务员法》、《物权法》等若干新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统编普法教材大量出版发行，既是“五五”普法启动阶段的当务之急，也是使“五五”普法不走过场的重要基础。
　　第四，是处理好基础与创新，继承与发展关系的要求。“五五”普法既要开拓创新，又要加强基础，既要求发展又要继承过去普法的优秀成果及其成功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新事物都和旧事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并不是把旧事物内部的一切积极因素全盘抛弃，而是否定旧事物中那些过了时的、失去了存在条件的消极因素，至于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则应作为新事物发展的条件，加以吸收成为新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量发行普法教材是过去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是今后普法教育所必需，把“五五”普法教材继续发放到广大干部职工、企业员工、农村村民、街道社区居民、个体工商户和学校师生中去，使教材成为广大公民参与普法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否则，“五五”普法无从谈起。组织好“五五”普法教材的编印发行是进一步扩大法制宣传教育战果，扩展创新普法方式方法的重要条件。只有基础牢，才会带来方法新、工作实、效果好。也只有落实了教材才能使“五五”普法避免形式主义。所以，教材的发行仍然是“五五”普法的重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