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学习体会—哲学篇　　
　　政治哲学观是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最基本观点和方法。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
　　“斗争哲学”决不是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哲学的全部，即使在斗争最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在“斗争哲学”之外，中国共产党人也探索性地提出了其它具有指导性的政治哲学的观点和思想。
　　实现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政治哲学观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体现，是思想解放的重大成果，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理论上的自觉。
　　“和谐社会”讲出了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们没有讲的新话，使人们彻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其价值导向是，全面深刻地理解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承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历史性跨越，是党的战略任务、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决定》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为谁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什么样的和谐社会，靠谁构建和谐社会，怎样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理念、治国理念、治理社会理念以及执政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党的执政理论。可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治国理政理念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哲学观和执政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的体现。因此，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谐社会”，更能领会这一理念的重大理论意义。
　　“斗争哲学”在长时期内曾是中国共产党人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主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政治哲学观是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最基本观点和方法。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观的演进过程来看，“斗争哲学”和“和谐哲学”是不同历史时期在我们党的政治哲学中占据不同地位的两种政治哲学观。“斗争哲学”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长时期内曾是中国共产党人用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主要的思想基础。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确立“斗争哲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斗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定历史时期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其基本内涵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运动原理出发，认定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因而应注重矛盾的斗争性，主要通过斗争的方法和手段来消除矛盾。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国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现实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主要思想武器，必须通过斗争手段来实现中国共产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因此，“斗争哲学”必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斗争哲学”对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党要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需要坚持不懈地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坚持不懈地斗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也要坚持不懈地斗争。换句话说，我们党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只能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手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吗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的问题时，有人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如果用这一观点来考察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则不无一定的道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思想武器，探索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奋斗，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毋庸置疑，这一时期，“斗争哲学”的确在我们党的政治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如果用这种观点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哲学，则无疑是片面的。“斗争哲学”决不是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哲学的全部，即使在斗争最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在“斗争哲学”之外，中国共产党人也探索性地提出了其它具有指导性的政治哲学的观点和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中，非常注重土地改革，解决民生问题，注重发展人民民主，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革命斗争中，注重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重视发挥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所有这些，都蕴含着“和谐哲学”的思想。
　　(三)要根本实现从革命党思维到执政党思维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观必须与时俱进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党成为了执政党；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而进一步使我们党实现了从领导革命的党到领导建设的党的转变。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观本应根据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根据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中心任务的需要，从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状况的迫切使命出发，适时地进行转变，并不断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但是，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党未能明确地意识到这种转变的客观性，仍然沿用了革命斗争年代的革命党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执政和建设的问题，习惯性地运用“斗争哲学”来指导执政党的实践活动。可以说，这是造成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执政方略上出现偏差和犯极“左”错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根源。
　　众所周知，唯物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的最主要的哲学精华。我们党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和革命功能方面，即通过内在矛盾的运动来破坏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方面，这是成功的。但是，对于一个担负振兴中华重任、代表全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一要务，应该是缓解矛盾、消解冲突、追求稳定，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一方面取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另一方面使自己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对此虽有认识，却未能使之成为全党的共识和主流价值取向。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20多年里，由于受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还存在片面和极“左”认识，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观没能得到适时的转变。于是，在“不破不立”、“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造反有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反右”扩大化、“四清”运动，尤其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并给我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乃至人们的思想行为打下了深刻的“斗争”烙印。其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汲取。对此我们党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必须与时俱进，从根本上实现从革命党思维到执政党思维的转变，实现政治哲学观的重大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起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符合执政要求的执政理念。
　　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哲学观及执政理念的重大发展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一)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要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从国际上看: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国内看: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特别要看到（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但是，从全局上看，我们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能体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比资本主义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具有优越性，更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因而是我们党必须坚持完善和继续巩固的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前提下，所有矛盾的化解，不是一个要推翻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要着眼于从完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营造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出发，改变过去那种主要靠斗争手段化解矛盾的方法，进一步转变党的思维方式，彻底实现从革命党思维到执政党思维的转变，从根本上确立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
　　(二)实现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政治哲学观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取得了重要进展。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其成员都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都是真正的革命家，革命家干革命，当然要“破”字当头，“立”在其后。长期的革命经历使毛泽东相信“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思维定势的惯性作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毛泽东依然习惯于运用“斗争哲学”来思考和解决执政和建设问题，仍把“斗争哲学”视为主导思想方法。
　　但是，应该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性也有着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即既强调矛盾的对立性，又注重矛盾的统一性，并以此为政治哲学观来思考和解决问题。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方针，不久，又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提出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并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些思想，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注重“和谐”的一面。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思想观点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改变而没能及时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巩固和发挥，并使之制度化。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强调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人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2?19讲话”中，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重大目标和战略任务加以阐述；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明确地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由此可见，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正如《决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努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效。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拥有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这些高度概括的语言，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哲学观发展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以“和谐”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在党的执政理念中全面确立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
　　可以说，“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观实现了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根本转变，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执政时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时代定位，更加认清了自己执政后的战略任务。
　　(三)“和谐哲学”是新时期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理政治国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观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其基本要求和价值导向是:全面深刻地理解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承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上，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从而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这种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的全面、科学和灵活的运用。
　　(四)以“和谐哲学”来指导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并不排斥斗争方法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和谐社会”也不是无矛盾、无斗争、无冲突的社会。“斗争哲学”也好，“和谐哲学”也好，最根本的是为了解决矛盾。
　　从现实情况看，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等。
　　但问题的关键是，当面对这些矛盾时，中国共产党人是把“和谐哲学”而不是“斗争哲学”作为指导实践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是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从而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和谐哲学”来化解矛盾，首先必须对我国面临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社会中的矛盾，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在化解这些矛盾时，主要以“和谐哲学”为指导，通过协调、平衡、统筹等方式进行解决。而对于少量的属于敌我矛盾的对抗性矛盾，如国际上那些搞“和平演变”、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对各种腐败和极少数敌对分子从事颠覆、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等，仍然要以“斗争哲学”为指导，坚决依法进行打击。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这种“斗争”，从哲学意义上讲，不再是演化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而是更加注重和强化依法治国。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以“和谐哲学”为指导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排斥斗争方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但在现实生活中，在讨论政治哲学观和和谐社会的问题时，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搞“阶级斗争熄灭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伯恩斯坦等人提出来的。在无产阶级刚刚从自在走向自为、对资产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伯恩斯坦却主张劳资合作，抹煞阶级矛盾。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企图把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无疑是错误的。
　　我国社会虽然已从整体上消灭了剥削阶级，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根源，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不过这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目前大量存在的矛盾是阶层矛盾，如城乡差距过大，贫富差距过大，这些是阶层矛盾的反映和表现。但这些矛盾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非对抗性矛盾，因而应该而且能够通过沟通、协调、调解以及行政、法律、经济等方式加以解决。
　　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哲学观的重大发展，是思想解放的重大成果，体现了党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理论上的自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解放思想的产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理论上的自觉。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理论命题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理论领域出现了不少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但分析起来可以看出，有些理念或观点是针对特定的领域或事物而言的，比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建立经济特区等；有些理念或重要提法则是统揽全局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理论命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方针、政策，而是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一样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命题，且具有重大的思想指导作用和高度的方法论意义。可以说，十六大以来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可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中来。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理念，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时代的要求，实践发展的需要和理论深化的逻辑结论。
　　(二)“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哲学观转变的必然结果，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的28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历史。在这一时期，一些重大思想理论和战略决策的提出，几乎都与思想解放的大潮相伴随，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掀起的思想解放大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发表及其引发的思想解放大潮，为党在十四大选择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重要政治准备，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掀起了又一轮思想解放大潮。它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为十六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构筑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平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不断地作出一个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一个又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从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所做出的全局规划，这表明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标志着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三)“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观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和谐思想
　　在五千年的历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尊道贵德重和”的思想观念，和谐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也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首先，孔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强调不同的事物和谐共存，不同的意见相得益彰。从这一理念，可以推导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思想。其次，“中庸”也是儒家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推“中庸”为至德，“中庸”就是合宜、适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庸”作为处世哲学，确实有消极性，但不能因此否定“中庸”思想的合理内涵。再次，从外延上，儒家从三个层面来阐述其和谐思想:第一个层面是身心的和谐；第二个层面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将个人的和谐仁爱之心推广到他人乃至整个社会，是达到社会和谐的伦理基础；第三个层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确立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观念。这些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有一定的启示。
　　总之，儒家的和谐思想，不但对历代中国人的思想品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和谐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政治哲学观上的转变，深刻地阐述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丰富内容，又一次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向来十分重视继承和吸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四)“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必然结果
　　“和谐社会”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是一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状态。从“和谐社会”思想的演化历程来看，“和谐”是古今中外众多思想家在著作中论及的思想。
　　从我国历史上看，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孔子就提出过“和为贵”的观点，并将“仁”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其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我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曾主张将来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战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但是，这些美好的主张，在一个阶级矛盾、等级矛盾十分尖锐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历史上虽曾出现过“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盛世”景象，但这只是封建历史长河中短暂的繁荣稳定时期，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从外国历史上看，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一书中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形象，主张“公正即和谐”(公正的依据是城邦的整体利益及全体公民的公共的善业)。16世纪以来，在西方文艺复兴、产业革命的影响下，西方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力求构建公平和法治的社会。19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前进了一大步，他们明确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缓解劳资之间的矛盾，也运用社会协调手段，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但是，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系列缓解矛盾的方法和措施，其调节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谐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必然推动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这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的方向转变。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讲出了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们没有讲过的新话，使人们彻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在“老祖宗”们的著作中，尽管有“和谐社会”的思想因子，却没有系统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此而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一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