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修养之我见

官德修养之我见从一般意义上讲，官德和医德、师德一样，亦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职业道德作为道德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随着社会和职业的发展而发展。任何一种职业道德的生成、发展和不断完善，不仅在于其客体的变化、发展，更在于其主体的把握、内心信念的牢固，以及情感的一贯和意志的坚定诸因素趋于理想状态的结合。人类社会由于分工的不同，使得职业和职业道德林林总总。在数不胜数的职业道德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世人关注的则应首推官德。作为职业道德的官德，除了具有一般职业道德的特点和要求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源于“官”这种社会阶层和职业的特殊性。其他任何一种职业道德，就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而言，都不及官德来得直接而明显、广泛而深刻、久远而恒新。官德，主要是指为官者在其领导或管理活动以及权力运用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人格品质、思想境界和心理素质等方面要素的总和。显然，为官者品德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其领导活动的成败，及其在社会上和老百姓心目中形象与威信的高低。在我国，官德如何，历来为社会关注，为百姓瞩目。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德治，轻法治；重人伦，轻理性的原因，还在于作为维系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得以绵延两千余年的儒家文化所张扬的基调和凸现的文化核心。这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并为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奉行的一整套包括仁、义、礼、智、信在内的儒家学说。我们通常讲的优良的道德传统，一般来说，就是指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道德，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规范着我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同时也规范和指导着历代统治阶层——上至皇帝、诸侯，下至州县小吏的为官之道。尽管在今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伦理道德时，不难发现其中的良莠互陈，鱼龙相间，精华和糟粕同在的复杂情况，但我们也应该肯定，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在我国世代的老百姓和知识人士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它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在抵御外来侵略，维护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方面，是起过和正在起着积极的作用的。因此，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人伦道德和思想感情的民族。我们评价任何人，道德都是作为一条重要的标准来使用的。所以，人品重于文品，人品重于艺品的观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心领神会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社会，人们都是用道德这一标准来衡量每一位为官者，只不过是不同的社会和时代对德的要求内容不同罢了。今天，我们党在选拔任用干部的问题上，总的原则是坚持德才兼备和“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即便是在考核干部时，也是坚持德、能、勤、绩的标准。官德状况引起的社会关注和百姓瞩目。一方面，是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历史沿革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官”这一特殊职业和为官者道德品质的影响和作用决定的。因为大凡是官都意味着权威，二者有着不解之缘。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所谓权威，是把一部分人的意志强加给另一部分人。它是以服从为前提的。罗伯特·A·达尔在其《现代政治分析》中指出：“如果Y承认X控制Y的合法性，X就对Y有权威。或者，如果Y承认有义务服从X，X对Y也有权威”。我们知道，凡是官，无论是高层的，中层的，基层的，其手中都掌握着大小不等的权力。需要指出的是，权力并不等于权威。权威是有威望的权力。官的权威表现在为官者与百姓的关系上，它既反映为官者的权力和威望，也反映着老百姓对这种权力和威望的认可和服从。从一定意义上讲，为官者的权力是通过法定权实现的，而其威望则凭借为官者品德人格和意志诸因素去得到。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领导者在群众中都享有权威的，他们的所作所为给群众的印象也并不都是满意称心的。因而，有的领导干部在职时，仅仅只能凭借权力中的法定权去主观地、强制性地展开效率低下、群众口服心不服的领导或管理活动。显然，这种领导或管理活动是很难达到最佳状态，当然，也就难以实现领导的目标。一旦这些领导者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没有过去的权力，群众对他们的态度就由原来的口服心不服转变成了不理不睬。这样的领导者当然只能算一个平庸的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谈官德修养不能不注意到领导者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法制观念同其自身道德修养的内在联系。先说政治立场和态度。一般地讲，道德操守良好，修养功底深厚的领导者，在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做到态度坚定，旗帜鲜明。这是由于这样的领导者其日常的学习和理论积累、实践经验，特别是日积月累的道德修养，为其领导工作提供了一个厚实的思想基础和坚强的精神支柱。即便是面临纷繁复杂的局势，他们也能驾轻就熟，稳定大局。那些缺乏道德修养，素质平平甚至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