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整风运动”第2页

整风学习的内容，是党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一般分为粗读阶段和精读阶段，要求大家认真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并根据文件的精神实质同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号。各人按文件逐条写出反省内容的学习笔记；或写自我批评提要，交上级批阅。在学习小组中分类进行讨论；有的还通过办墙报或整风小报等形式，登载大家的学习心得体会，交流情况，指导学习。军政治部宣传部还创作了一首《整风歌》：“三风不正害死人，劝我同志快猛醒..”普遍教唱，配合整风学习。从而，使整风学习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每个参加学习者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水平，有利于整风检查，有利于后来的工作，使人终身难忘。整风的对象，重点是科团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连和科员以上干部都要参加整风检查和审干。分别编为甲、乙、丙组：甲组系中心组，主要是科团以上干部参加，既是整风运动的领导中心，又是整风的主要对象。如军政治部，就将部长一级的干部邓逸凡、钱俊瑞、刘贯一、李亚农、范长江、于毅夫、徐雪寒、冯定、李代耕等同志，单独编为一个组，作为军部机关整风的重点，由邓逸凡任组长，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反省检查；乙组系中级组，为整风审干扩大对象，凡相当于营、连级的军政干部和机关干部都参加；丙组系特别组，凡有斗争历史，有实际工作经验而文化程度很低、没有阅读能力的干部编人特别组。由总会派人讲授整风文件并上文化课。此外，班排干部和战士进行正面教育，将整风文件列为政治课和党课内容，每月讲授1—2次，或由各级领导作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

整风检查与审干防奸结合进行。在深入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觉悟、明确方针原则的基础上，个人反省，小组互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每个人写出思想总结，形成自传；再由小组会议讨论各人的自传，根据大家的意见，加以补充修改，个人签名和小组签署意见；然后报整风审干委员会审查。在整风检查中，贯彻1943年8月15日党中央《关于审干运动的决定》中提出的9条方针，即：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以审查政治历史问题为主，号召干部向党说真心话，对自己过去的历史不隐~瞒掩饰，不拐弯抹角，不避重就轻，不夸大片面，向党坦白交代搞清问题。政治上对党负责，将两条心或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为革命奋斗到底；反对搞逼、供、信和乱打乱捕的错误方针。这样，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能从爱护的愿望出发，虽然意见提得很尖锐，但都很诚恳。被提意见的同志能耐心听取，虚心检讨，认真改正。那时大家都是从残酷的斗
争环境里打出来的，同过甘苦，共过患难，生死相依，阶级感情特别深厚。因此，总的来说运动的开展比较健康顺利。

组织鉴定，是根据个人检查材料和小组意见，加以分析研究，作出客观的简要结论。不仅指出缺点错误，同时也指出优点、长处和努力方向。但在文字措词上注意分寸，指出问题不宜过于尖锐，不戴政治帽子。并同本人见面，采纳本人的合理意见。自传和鉴定一式两份：一份交组织存档，一份个人留存。当时由于处在敌后环境，对有些较复杂的问题，不能作广泛调查，就根据个人反省和平时一贯表现，相信本人意见，并在自传鉴定中注明：“相信本人交代，日后如发现新的问题，由本人负责。”这样，既对组织负责，又对同志负责，有利于调动积极因素。

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给新四军部队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等各方面的建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新四军的干部队伍，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来自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老革命干部和领导骨干。他们政治立场坚定，革命意志坚强，斗争经验丰富，领导方法灵活。但有的经历复杂，有的存在山头宗派情绪，有的工作方法简单生硬，个别的在新的环境中发生新的动摇，等等。另一部分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从华中华东各地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当时不畏艰辛，突破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投奔新四军，革命热情很高，思想活跃，精力充沛，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但斗争历史短，缺乏经验，并由于旧思想旧习惯的影响，有的存在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有的遇到艰苦挫折容易发生动摇，有的思想方法片面，甚至有个别坏人或不纯分子混进部队，等等。不论新老干部，通过参加整风审干，普遍受到深刻的教育，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系统的清理。可谓思想、组织双丰收。

政治上，增强了党性，提高了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不少科团以上领导干部，尤其是师以上干部，经历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发展、皖南事变的挫折到重建军部以后的壮大这两个重大转折。整风中，大家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为根据批判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肯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坚定了夺取抗战胜利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如军政治部部长小组，大多是在苏区或白区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他们对王明先“左”后右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感受极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丧失了绝大多数用鲜血凝结成的革命根据地，并使党的广大白区工作遭受破坏。党中央改变和纠正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以后，才迎来了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发展。但项英同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认识不足，不敢大胆发动群众，不敢建立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以致在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
使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的损失，这是血的教训。幸亏党中央处置果断、正确，陈毅代军长和刘少奇政委率领全军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积极主动，很快开创了新四军的新局面。铁的事实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党性观念强弱和执行正确路线自觉性的高低，是建党建军和革命成败的关键。

思想上，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整风是一次马列主义的大学习，也是一次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清理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大发扬。党中央规定的整风二十二个学习文件，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其余都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概括。联系实际学习这些文件，大家都感到“文件是对着自己讲的”，“心里开窍了，耳聪目明了，过去多年想不通的问题，现在搞通了。”过去有的干部看问题往往简单化、片面性。通过整风，头脑“有了道理”，能从事物的表面深入到里层去分析解剖，遇事问个“为什么”，处理问题讲个“1、2、3”，比较全面正确了。不少干部头脑里“马列主义多了，个人主义少了”，全局观念和革命意志大为增强，先进典型层出不穷。如军部参谋处二科谍报员李公园同志。1944年秋从整风队结业后，即到嘉山县游击区执行侦察任务，不幸被捕，敌人刑讯逼供，他威武不屈，壮烈牺牲，为共产主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牺牲后，军首长很重视，张云逸副军长步行十余里到二科驻地参加追悼会，在《新路东报》上宣
扬其英雄事迹，成为对部队进行人生观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的典型。

作风上，扫除了歪风邪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整风中，开诚布公的思想交锋，实事求是的自我反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列主义学习，心悦诚服的组织结论，使广大干部武装了头脑，明确了方向，对己对人有了正确的认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得到一次较好的克服。在同志和上下级关系上，过去新老干部之间、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有的互相瞧不起，影响工作。整风后，都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彼此消除了隔阂，各向自己所欠缺的方向去努力。原来有些技术干部或者鄙薄技术工作，或者有单纯技术观点，整风后对军事技术工作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正确的认识，热爱本职工作，并重视政治学习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了。闹地位观念的，安心积极工作了；爱犯自由主义的，注意组织纪律了；感情用事的，懂得讲原则了。最为突出的作风转变有两个：一是军阀主义残余得到比较彻底的清扫，阶级感情和爱兵观念普遍增强。如4师针特务营政指过小秋、政教马正信误杀新战士的事例，先在该营开展了反军阀主义残余的斗争，然后在师直属队召开全师性的反军阀主义残余的会议，与会者400余人，师首长亲自主持，对军阀主义残余从思想上、政治上展开了热烈的批评和揭发。会后在全师各部队继续进行的反军阀主义残余的斗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二是搞臭了“克里空”，调查研究之风大兴。为了配合整风学习，华中局党校排演了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在部队演出后对于部教育很深。剧中塑造了两个作风不正的典型人物：一个是不接受新事物，拘守狭隘经验的将军戈尔洛夫，一个是夸夸其谈、弄虚作假的新闻记者克里空。整风中，大家都以这两个典型人物为镜子，对照自己的不良作风，都以不要做“戈尔洛夫”和“克里空”而互相勉励，掀起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热潮。上上下下，歪风邪气普遍没有了市场，正派作风发扬光大，各单位呈现一派新的气象，这是部队战斗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组织上，全面考查了干部，纯洁和巩固了干部队伍。各部队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了组织上的整顿，普遍地审查了排级以上的所有干部，基本弄清了干部的历史、政治面目和各种社会关系。如军直有个别干部，在白区担任交通工作时，曾被敌人秘密捕捉而自首，过去未向组织交代，在整风队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经过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终于翻然悔悟，主动彻底作了交代，放下了包袱，获得群众和组织上的公正结论。同时，通过整风，也进一步了解了干部的工作和思想情况，发现了大批德才优秀的干部，他们对党忠诚，作战勇敢，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在整风中受到培养锻炼，成为运动的骨干，有的后来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为党的工作做出了优异成绩。

1944年5月，我们第1师政治部在《抗敌》杂志上出了五六月号“整风反省专辑”。从抗大9分校参加整风的几百名学员中，选出18位同志的反省材料印发党内。经历史检验，在这些材料中，有些是不实的，是某些过火斗争的反映；有些是迫于当时的形势，牵强附会，上纲上线过高：但也有不少同志是出于对党的忠诚，从严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与过失，达到了改造思想，提高觉悟的目的，因此，总的说，第1师的整风运动，是在坚持一线对敌战斗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以正面教育为主的。营以上干部集中整风的某些偏差及时得到了纠正。从整风运动对于思想教育的意义上可以看出：一、当时我们抗日部队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的同志，
虽然绝大多数具有爱国民族意识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但也有不少人是怀着各式各样的动机加入抗战队伍的。他们在思想上并未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而保留着旧社会的思想意识，有的在行动上做了些对党对革命不利的事情。但经过这次整风，大家认识了自己，改造了自己，提高了自己，思想和行为就有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既充分证明了整风的必要性，又反映了整风的丰硕成果。二、在当时残酷激烈的三角斗争中，日伪军和国民党在同我们武装对抗的同时，还利用待种手段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破坏我党我军。但通过这次整风和审干防奸，受害者提高了觉悟，翻然悔过，自觉自愿地反省自己的失误，揭露敌人的罪行，决心立功赎罪。我们视他们为自觉的革命行为，不但未加什么处分，还充分肯定赞扬他们的举动，分配了适宜的工作，连内部印发他们的材料时，也没有点他们的名字。这既深刻地教育了他们，又教育了广大指战员。这是整风运动的成功，是党的真理的胜利，是敌人阴谋的彻底破产。三、整风过程是思想改造的过程，是痛苦与愉快交替的过程。经过
剧烈的内心斗争，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者，其思想终于被无产阶级的真理所战胜，犹如洗了一个政治思想“澡”。个人获得了无限的轻松。部队则为先进思想所武装，队伍整齐了，思想一致了，步调一致了，战斗力也就空前提高。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成绩和收获是重大的，主要的，但也有偏差。主要是受到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制造冤假错案的影响，发生了一些“左”的错误，个别地区、个别单位发生过错斗、错捕现象。

在1943年秋至1944年整风审干期间，华中局本身就发生了饶漱石打击陷害陈毅同志的事件。华东干部称为“黄花塘事件”，对此，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批判“高饶反党联盟”的扩大会议上曾有专题结论。

在饶漱石整陈老总时，我也是挨整者之一。当时华中局整风会议结束后，饶把我们少数人留下，逐一“单个教练”。他给我归纳了三条“罪状”：一说第1师知识分子多“是阶级路线有问题”；二说我坚持执行了陈老总关于“让租让息”的政策是“改良主义”；三说我跟随陈老总，中立李明扬，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一箭双雕，既打击了陈老总，又是对我的迫害。会后，将我由第1师兼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降职为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我个人对于职务一向是不太看重的。我基本上干了一辈子副职，多数情况是正职或未到职、或生病、或有他任，而由我主持全面政治工作。我把职务的变动视为党的事业需要，从不计较。唯独饶漱石等人在黄花塘整我与降职，在我心灵上留下了很大的创伤。

军部3科电训队在整风审干中，在饶漱石亲自掌握和具体布置下，贯彻执行康生搞“抢救”运动的那一套，以秘密反特斗争的一套方式，采取“突然袭击”和“车轮战”等逼供信方法，搞出了一些所谓“特务、反革命分子”，而且逮捕了几个“反革命分子”，弄得人人自危。淮北地区也曾发生过“反特”的假案，把总共只有200多人的淮北中学，搞出“特务、反革命分子”达56人。淮南第2师5旅某团，把审干工作扩大到连队战士，在新战士中“查出”不少受过“特务训练”的人。历史证明，当时被诬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党是忠实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当然，也确实有个别的敌人钻进我们的内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但为数极少。即使是这些人，问题搞清之后，经过教育改造，除个别极端分子外，也是可以争取为革命出力的。1943年8月，谭震林同志在总结第2师和淮南区整风工作时指出：从揭发的内奸数目看，是相当的多，但其中有些是弄错了的。从历史发展看，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尚有一定程度进步性，且日寇迅速侵入，使其在敌占区的各种机构包括特务机构垮台，如说国民党那时就有社会化群众化的特务政策，是不合事实的。日寇侵华初期是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只有1940年以后，因其受了八路军新四军很大打击，才在加紧对我们军事“扫荡”与“清乡”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特务活动。而我党我军今天的中下级干部和战士骨干，绝大多数是抗战
开始后到1940年以前入伍入党的。所以说在我们内部有许多敌特分子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整风最后的总结和善后工作阶段，对审干工作进行了甄别。被诬为“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同志，有的本人如实说明了是在逼迫之下，为了早日过关而胡编乱说的前因后果；有的则是在学校中参加的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外围组织，但没有活动，主动作了交代，反而挨了整。经过整风审干委员会核查，并报上级总会批准，给这些所谓“特务、反革命分子”平了反，使他们放下了包袱，轻装前进。另外，对在整风运动之前被怀疑或已内定为所谓“托派分子”作过平反结论的人，经过审查，再一次为他们彻底平了反。

回顾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有以下几点主要经验。

第一，整风以思想改造为主要任务。长达四个年头的整风运动，始终注意思想教育，反反复复学习和讨论整风文件，针对“三风”不正的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目的。即使在整风结合审干、防奸阶段，也是从思想教育入手，引导干部忠诚老实，襟怀坦白，向党说真心话，使某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自觉反省，主动交代，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华中局曾提出，要反对自由主义和武断主义，广泛深入进行党内正确思想斗争的动员与教育，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提倡对原则问题不掩盖，对非原则问题应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有一段时间，有的单位过于强调了审查干部和防奸，而忽视了改造思想与转变作风这一主要任务，军首长立即通报各师，在实际工作中及时纠正了这种偏差。

第二，整风以各级领导干部为主要对象。从计划部署，到编组学习和反省审干，始终把科团以上领导干部作为整风的主要对象。陈毅代军长带头作自我解剖，动员各级领导干部“脱裤子，割尾巴”。有的师就公开发动群众对师的领导提出批评意见，不少干部反映这是自己参军以来所没有的。各旅、团的首长也照此办理，直到连队也召开民主大会，虚心听取战士对干部的意见。过去，有些领导干部一听到群众批评，就“一申明，二驳斥，三打击”，搞得所在单位“万马齐暗”，“鸦雀无声”。通过整风，这种局面得到较好的改变。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整顿“三风”，为广大干部树立了榜样，使绝大多数单位的运动健康发展。

第三，整风以自我反省为主要方法。领导动员，群众互助，目的在于启发自觉，指点方向，有利于个人自我反省。只有个人思想真正通了，疙瘩解开了，“三风”的界限划清了，经验教训找准了，整风的目的才能真正达到。凡是搞逼供信、强制思想改造、不以自我反省为主的，效果都不好。

第四，整风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基本方针。“三风”不正的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想的矛盾，是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是非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犯有某些缺点错误的同志，普遍纠正了过去两种极端做法：一是防止
过火过激，习惯于动不动就开“斗争会”，而是注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满腔热情地帮助其改正；二是防止迁就姑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而是在关心爱护的前提下，认真严肃地开展必要的思想交锋，以理服人，不拿原则作交易，这是整风运动成功的关键。

第五，整风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根本目的。当时是在战争环境，在敌后根据地进行整风，各级领导都能以整风的精神，分析和认识敌后斗争的形势，坚信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树立了克服暂时困难、抗战必胜的信心，正确处理了整风与战争和日常工作的关系。当时提出了“在不妨碍战争，但不怕暂时妨碍工作的条件下，完成整风与审干防奸的任务。”并在实践中始终掌握整风不要妨碍战斗，不准削弱部队战斗力的原则。尤其是第1师和第6师面对敌伪残酷的“清乡”与“扫荡”，战斗更为频繁。我们就轮流将部队调到环境较为稳定的地方、把干部分批集中轮训与整风。通过整风促进战斗，在战斗中检验整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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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回忆录，钟期光上将生前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吹自己，我不写；写党，写军队，写大家，写烈士，我写，要尽力写好。”

我到钟老身边工作，就始于写回忆录。钟老近70年的革命生涯，有极其宝贵的经验。1981年，钟老响应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号召，要我协助整理并发表了《坚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等史料。1983年，组织任命我为钟老的秘书，直至钟老辞世，我在钟老身边整整10年。

钟老对于过去的历史，既充满热情，又很认真，似乎忘了自己是个老者、一个病号，一有空，就想呀想。每当他想起了什么，我在，打开病房的录音机就讲；我不在，就让警卫员打电话让我马上去，连医院探视时间的限制也顾不得了，生怕忘了这刚刚想起的重要情节。他把自己数十年勤奋耕耘和点滴积累并经战争和政治风雨洗涤而幸存下来的笔记与资料，全部交我阅读。每当新近看到有价值的报刊资料，他也让我阅存。

然而，钟老毕竟是逾80高龄的重病号，患的又是脑血管病加心脏病，已经报过多次“病危”了。经301医院抢救，他几次起死回生。但每当病情缓解后，他又思维敏捷、耳聪目明，只是思维的连贯性与持续性，已是每况愈下。所以他的回忆录，不得不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因脑血栓后遗症，他半身不遂，写字十分困难。因此这回忆录就只能由我录音、记录与整理了。就这样，尽管他一直在顽强地想呀想，说呀说，但进度显然十分缓慢，以致他没有能够看到这部回忆录的出版，就告别了人世。

所幸的是，由于钟老对党的事业和革命后来人的高度责任感，终于把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和重大事件的始未与经验教训留下来了。这是一位老共产党人最后的最好的奉献。

钟老辞世后，在组织的关怀下，由我继续对他的回忆录进行文字整理、资料查对和征询意见，许多知情的老同志热情给予帮助，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与王长龙等同志大力支持，回忆录终于出版问世了。这定会使钟老欣慰于九泉。

新四军第1师和后来华东部队的战时政治工作，是比一较活跃的，颇具创造性与战斗性。这部回忆录的部分重点章节，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钟老曾对中共中央十二大政治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建议：要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年轻一代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和国防意识”。他的回忆录，以史实从一个侧面对此作了一些探索。

对于钟老的这部回忆录，乐时鸣、马苏政、王昊、王传洪同志始终给予关注，帮助校阅了全部文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姜思毅、孙克骥、高锐、余伯由、谭肇之、楚青、房少庸、郑炎、方大愚、徐黎澄、陈思、支绍曾、邹祖兴等同志，也分别校阅了部分文稿和提出了修改意见。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出版社对本书的整理与出版给予了诸多帮助。钟老的子女们出于对父亲的怀念和爱戴更是积极支持与配合这一工作。他们和我对上述同志与单位表示深切的谢意！

陈毅和毛泽东的历史恩怨

陈反毛，在井冈山时期有两次。

在这两次之前，朱毛会师后，1928年5月20日之后，召开中共红四军代表大会时，选陈为军委书记。这个职务原是毛的。介因为5月20日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会上，毛当选为边界特委书记。故军委书记就由陈当。这不应算夺权。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年当有人将此也算为反毛？

陈第一次夺毛的权，是1928年“八月失败”那一次。朱陈带28、29团打开酃县后，29团湘人多，要打到湘南去，陈毅代替毛成为前委书记。（原因是：湖南省委原决定毛是前委书记，但毛不去湘南，于是在沔渡会议上大家推举陈为前委书记。）但打湘南失败了。毛率31团南下迎朱陈，此时，28团林的一营进占桂东，毛于8月22日亲抵桂东。这就是文革中被称为毛林会师的原由。而且文革中这样称是周提的。后来周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会上检讨了此事。

现在的权威毛传，专门说明当时有人就称为“第二次会师”。

陈第二次反毛，就是众所周知的红四军七大。

1928年11月2日，四军收到了中央6月来信（中间隔了五个月）。指定毛为前委书记。但在1929年4月的七大上，陈又被选为前委书记，毛被选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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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尊重政治委员，我的解释，恐怕指的是胡服同志。我现在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这一点，但我听某些知情人说，陈与胡服关系不好。换言之，我个人认为，黄花塘表面上是陈饶矛盾，但饶的背后是刘。刘是1943年离开华中局的，如果按资历和战功，陈都在饶之上。饶是白区过来的，在苏联呆过，搞过工运，没有什么武装斗争的历史，可饶深得刘赏识。让饶接替刘，而不是让陈接替刘，当时就有议论。后来高饶事件发生，刘专门带着光美上门向陈道歉。

《新四军的“整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