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教师读后感

其实我并不是很在意什么梁庄，无论它在河南还是河北、湖北，也无论它叫梁庄还是李庄、陈庄。因为它们都一样，都在以一种快得让人不知所措的速度衰败着，然后有一天突然消失，除了杂草丛生中那一点点的断垣和年青一代梦醒后那一点点的惆怅，于中国它们仿佛就从未存在过。

我可以把寻求的目光放在梁庄的历史，它的人它的物上，我可以去深刻挖掘那条臃肿的河和那个被改为养猪场的梁庄小学，我甚至可以跳到梁韩两大家族纠缠的历史里看他们所谓的勾心斗角，一直到我洞穿它们的一天。可这些有用吗？等我出来的时候，这个中国早已消失了千千万万的梁庄，惊人的相似里是对个体永无止境的令人疲累的追赶。毕竟我也不是空身一人在这条路上走啊，我的脚上沾着的是我故乡的泥土，那也是我小时候跑遍踏遍的泥土。而当我读《中国在梁庄》，或者更早的时候，我已经发觉脚底的重量越来越轻，因为泥土在消失，它们附在村人的脚底，跟着倾巢而出谋求更好出路的人们离开了。所以在读梁庄的时候我总是很烦躁，因为这种脚下失去泥土轻飘飘的虚无感被梁鸿放得很大。我也总觉得梁鸿坍圮的老屋就是我的老屋，屋子角落里那一张落满灰尘的发黑的床好像就藏在我家楼上。我虽然现在找不到那张床，可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几十年后它会出现。它在等待一个时机，等我卷走被褥卷走根的一天，它会狞笑着吃掉整个屋子和整片回忆。它也在等待这个村庄。

所以我知道，我读《中国在梁庄》，并不仅仅是要在书中发现一些什么，譬如日渐衰微的中国乡村文化和日益淡薄的人际关系，而更是要以字为步，重新踏上我记忆里故乡的那方土地；要以梁鸿笔下的乡村事物的消亡，唤起我一颗最贴近锄头与汗水的心。我七岁前的日子都在那个地方度过，七岁后我每个假期都会回去，如今我十七岁了。而我每次回去，都能感觉到在它漫长历程中缺失我的日子，一些令我熟悉的东西正悄悄改变。我无法违心地夸大这种变化，我也无法保证我的记忆没有“溢美”的嫌疑，可它的确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

梁鸿在前言里写道：“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模本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城市赝品。”在记忆的旮旯里我翻出了它十年前的样子，棕黄色的房子排成它的模样，仿佛站立起来的土地。房子是最朴素的房子，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贫穷，另一方面是整日浸在农田里的人们只需要一个可以远离风雨的庇护所。每每落日时分，夕阳的余晖总能在粗糙的墙面上反射出最温暖的颜色，照亮每一条弄堂和每一个归来的人。这是连风都不敢随意轻浮的时候。于是我便更加不敢在脑中映出它如今惨淡的样子——墙面被雨水冲刷后斑斑驳驳，不断会有墙皮向下剥落。这大概应该归功于几年前的一个示范新村改造，每家每户都来了工人把外墙刷白，过了整齐的三个月那白墙却开始一片一片脱落了。果然是为了应付什么评比检查的形式主义，留下一堆的半新不旧，要模仿城市的整洁却也落了个不伦不类，这大概就是梁鸿所谓的“赝品”吧。我有时路过那些房子，便有种路遇白癜风病人的错觉。其实人人都知道这片地方不属于城市，可人人都想把它往城市的一隅推一推，哪怕只是形式上的沾亲带故。谁也没有考虑过这村庄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还有不得不一提的是那些夹杂在“白癜风”中的新房。自从常熟政策放宽乡村里可以重建房子后，整个村庄更显出一种在新旧剧烈的冲突中夹缝求生的残状来。村庄里最先盖好的房子如今已经在装油烟机了，三层的欧式别墅据说连着装修造价已是七位数有余了。在家家户户的晚饭时间这一幢没有烟囱不飘炊烟的房子更是在一群“白癜风”中整洁得异常。我不禁想起书中的一个片段：梁庄的青年大多外出打工，挣了一点钱，盖起了新房，“他们可以在春节时回到村里，坐在新房子里，招待亲朋好友。这仅有的几天，可以使他们忽略那一年的分离、艰辛与眼泪，这也是他们幸福的所在。”这也恰恰是我所无法理解的，因为书中的打工者大多夫妻分居两地，各自打工，住着狭小的出租屋，没有娱乐。他们真的思考过用这样乏味的生活换这样一座房子值得吗？新房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仅仅是同村人的羡慕吗？可这代价上升到妻离子散时，这又真的可以是春节那几天的欢乐可以弥补的吗？答案如果不是青年的毅力太强大，就是他们的生活太贫瘠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还有别的路，历史似乎规定了他们的生存之路，他们以为这就是全部，他们忍受，并努力从中寻找幸福的感觉。他们只是盲目重复，重复上一代的路，初中二三年级辍学，然后跟着父母打工，像他们一样翻新房子，觉得金钱可以胜过一切的陪伴与长情。他们是没有自我的，他们贫瘠到从不为自己打算。我想我大概很久之后都不会理解这种复杂的空洞，就像不理解打工者新年回家给子女零花钱时那一抹讨好欣慰的笑。物质上的缺乏带来的是精神上的贫瘠，这是乡村青年，或者说新一代的城市人。

也正是这种物质上的寻找带来了乡村青年越来越少的问题。印象颇深的是梁鸿在第一章《往事》中结尾的一句话：“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也越来越少，晃荡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前面讲的那幢房子的主人就是走出去的代表，于是别墅和城市的诱惑袭来，村庄自然留给老人。老人给了村庄一种颓败与边缘的气息，而这种气息的外在体现就是安静。近几年在乡下过春节时总是感觉没有年味。大年初一的上午村庄里静得仿佛没人。公鸡的叫声却是此起彼伏，倒有种鸡犬相闻的意思。在路上偶遇独行的老人，我问他“上哪去？”他依旧向前走着，只好提高音量再问，他这才缓缓转过身来讲“随便踱踱步啊。”乡村的一切因果都是有联系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这里进行着博弈，它们的力量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现在连耕田都没了，还有几个天真的人觉得留在乡村才是正理呢？

好像乡村真是一无是处。

它有泥泞的田埂，田埂上零落着人们从臂弯里掉出来的稻秆，不知道被推进灶坑还是躺在泥巴上哪个结局会不那么狼狈。但我更感激田埂上的稻秆，因为没有它们雨后的田埂是无法落脚的。

它有很多的垃圾。虽然近几年家家户户都配了垃圾桶，但那条穿过村庄的小溪依然被浮萍挤满，走近了就有恶臭传来。把垃圾倒进河里在这里仿佛也是一种传统。

它破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负担；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小小的出租屋内蜗居着从那里逃出来的人们，外面是灯红酒绿的世界，外面热闹而辉煌，回去则是破败、衰老与死亡。

可是我们不能丢弃乡村。

我们看惯了液晶屏霓虹灯的眼睛，需要那一抹原野的绿，我们在汽车尾气工厂排污中夹缝求生的鼻子，在闻到那青草的香气稻秧未成熟时青涩的气息时，总会忍不住收紧肌肉深呼吸。耳朵渴求清晨第一声鸟鸣，指尖愿意摩挲狗尾草的粗糙，阅遍人间冷暖的心，需要一个毫无保留的笑来嘘寒问暖。你说这里有最粗俗最无知的人，可如果你出生在这里你就会发现，在那些看似朴素、愚钝、木讷的脑袋里，常常蕴藏着惊人的幽默感。在大树下的午饭饭场中，在茶馆闲聚的喝茶者中，甚至在下地干活打招呼的过程中，幽默智慧无处不在。那不时发出爽朗的、略带狡猾的、会意的笑声在乡村的上空回响。这是劳动者的欢乐。他们愿意分享，他们毫不吝啬，他们单纯而质朴，你面对他们总是无法把拒绝邀请的话说出口。大自然所拥有的那种永恒、自在、单纯、朴素的性格，培植出庄稼人的良善。山高水长，由于大自然的朴素，庄稼人的爱，就如山中日月，明澈而高洁。

仿佛在城市里失去的，都能在乡村里被找到。因为乡村本来就是城市的前身，是河流交汇处文明火花最初迸发的地方，它就是城市的根。在这个时代里，在这条贯穿中华文明史的时间长轴上，我们与祖先在文化上有着联系。梁鸿写道：“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乡土中国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是我思考任何问题时的基本起点，它决定了我的世界观里有土地与阔大的成分。”

而对于我来讲，我无法丢弃乡村，因为那里有我所珍视的东西。包括一切人情，一切风景，一切经历和过去。站在感性的角度上来说，虽然乡村也会有争吵、纠纷，可我依然把它视作我精神的乌托邦。我明白爷爷那么固执地一定要重建房子并不是为了留住一块地或者旁人眼里的什么。他总是说“留根”“留根”，他知道我以后是不会回去常住的。可是当我看见他蹲在脚手架上一块一块地砌砖头，他的白发被风吹起时扑面而来的衰老与沧桑时，我才发现这个老人血液里对于这片土地的依赖和那一份执着。我对这个地方的感情，也不仅仅基于我的个人经历，我晓得我的血液里一定有一部分来自爷爷，无论是来自年轻时号称插秧能手的爷爷，还是年老时固执地砌墙的爷爷。我的心跳连着每一阵拂过田野吹起麦浪的风，我血管里奔涌的是淌过泥土的血。它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血液。

在《中国在梁庄》的最后，梁鸿说：“我们在说现代性时，是否太过于绝对化了？是否考虑到这片土地的根性？也许这根性仍能够使我们的民族根深叶茂？”“有没有可能，农民不离开自己的村庄，不进入城市沦为贫民或底层，在他们祖辈生活的地方，也能过上幸福、团圆、现代，同时也有主人公之感的生活？”

尽管我无法承诺，但这也是我所想的。关于乡村我实在有太多想要说的，而关于我们每个人，我所希望的只是不要忘了那高架的尽头城市消失的地方，那里是我们永远的家和最终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