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于城市化问题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于城市化问题研究
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它们分别构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主要内容，而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多种方式，其中农村劳动力向小城市或县城转移，是大多数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主要途径。通过对中国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解读“灰色区域”理论以及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探索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渐进城市化路径的问题。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灰色区域 ；半城市化

一、引言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造成了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农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城镇人口生活水平的局面。
当前，“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民问题，桥梁则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我国，在所有农村劳动力中有1/3是剩余劳动力。这样，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学界普遍认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也能促使传统“温饱型”农业向“盈利型”农业转变。国内外许多理论分析都基本看好“城市化”，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通过发展城市现代工业，通过现代工业形成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来完成。
二、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等模型为例不适合中国劳动力流动转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都是非农产业发展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减少的过程，是城市化的过程，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及城镇的转移过程，涉及到产业与空间的双重转移。目前比较经典的研究模型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式，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这些模型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由于我国自身特有的实际情况，使这几个模式均不适合中国国情,下面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为例进行解释。
阿瑟&8226;刘易斯曾通过“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刘易斯认为，在农业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存量过大，以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者等于零甚至为负数，因而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者。而这种大量的隐蔽失业人口，既是传统部门生活水平低下，发展受阻的根源，又是现代部门扩张所需劳动力的源泉。因而，刘易斯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通过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进而地域转移，不仅促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样也就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刘易斯的分析模型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即农业中的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新工业的建立或扩张所需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不会出现短缺。其次，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市场竞争使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中仅能得到满足最低的、维持生存的收入水平，而在工业部门中也只能得到比农业部门中略高一点的收入，这使得工业的利润得到有效的保证。最后，工业部门将生产剩余继续投资与扩大再生产。在此基础上，刘易斯认为“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形成性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自给的农业部门转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一过程要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1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这种直接的城市化只能作为一种“城市幻觉”。发展中国家最初的工业体系一般都是在国家政府主导下建立的一种以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而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这样，推进城市化就不可避免的加重城市负担（不仅在就业方面，而且在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可出现）。比如，对我国的有关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前每亿元投资在轻工业部门可吸纳1.8万人就业，而在重工业部门职能吸纳6000人就业2。由于当时的“反城市化”倾向，我国的城市中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却为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留下了“后遗症”。 虽然在市场化改革推进以来，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更多地转向了市场主导，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部分的缓解了城市压力，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人口众多”也使这种状况无法根本解决，特别是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存在是直接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魅力丧失许多。这种状况在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现得非常突出。对此，刘易斯的态度是：“制止城市中不断增长的失业的方法是很难找到的，对付失业通常的方法是提供工作，但它不能解决这一情况下所出现的失业问题；相反，它只不过加重了困难而已。因而，提供工作越多，进城的人也